之十四 撕还是不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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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件事一直没提,当时是不敢声张,后来是觉得要低调,再后来反而意兴寥寥,就不提也罢了。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您兴许比我反应还大,也许根本不当回事儿,先跟您说说我是当时怎么干的。 ; H' U* e, |# m8 O H9 D
小女儿刚出生还在医院那会儿,每天都去玉带桥寺里跟拜。出医院顺共和路往北到十字路口,往东拐不远就是玉带桥,往西就是大寺。那时已临近春节,虽是回民区,却也被有关部门打扮的年味很浓。一天去赶邦达,刚从路口东拐,就看到新添了一排彩色灯箱。西宁的大街一片寂静,只有默不作声赶往大寺和玉带桥寺的乡老们。灯箱从路口一溜排开,奔玉带桥寺而去,上面赫然醒目,是剪纸的十二生肖图。我鼠、牛、虎、兔、龙挨个欣赏,心想:瞧,人家还真没把那黑玩意儿给摆出来。可走到第十个我就瞭见了,那最后一个分明是个神气活现的猪。敏感的华北回回怔了怔,感觉有点受了莫名的嘲弄。因为前面过去的乡老分明是若无其事地走过去的,有的还时不时欣赏一下。而这个大大的剪纸猪,就对着一家回民包子铺,与清真寺近在咫尺。这时,那一直从小就有的,专属这黑东西的过激情绪涌上头顶,到底是厌弃、恐惧甚或仇视我从来说不清,但所有的内地回民孩子几乎都能理解。刚刚升级为娃她爹的我,被一个“邪恶”的幼稚念头攫住了……我要撕了这张恶心的猪脸。
1 p- F K; H6 y; k; y0 A0 B 当时夜色尚在,路灯昏然打盹,可包子铺却亮着灯,三三两两的乡老往这边走来,要是有摄像头怎么办?要是被抓住扭送街道办、派出所怎么办?现在我可不能出状况。而且你一个外地人跑到人家西宁破坏公物,不是有病吗?一瞬间我那敏感的头脑刮起一场风暴,在想到娃后又突然风平浪静,那伸到兜里掏钥匙的手一直到寺里才抽出来。
n Q8 k. w5 R% @' } 白天去赶拜时,几次从那黑东西旁经过,熙熙攘攘的东关街头,没有人在意,只有一个我感到一种无法回避的冒犯。我想去打电话跟街道反映此事的不妥,但觉得似乎有点多余,我甚至对于同胞们的淡定在不解之余感到忿忿。终于,第二天的凌晨,去礼邦达的路上,我行动了。 . p2 v" i; M1 i+ c4 u
快到包子铺时,我放慢了脚步,等两个乡老过去,看看四下无人,梗着脖子尽量贴近那恶心玩意儿,一把四棱钥匙攥在左手,扑哧扎下,跟着往前一带,从头到尾就开了一个大口子。我快走几步,跳进了寺门,跟小时候偷红薯摘甜瓜一样紧张,可又觉得有些怪怪的,好像其他那十一个畜生都在窃窃私语,好像包子铺里其实都看到了------。可终归是办了,白天我特意路过了几次,很是欣赏那被撕烂的破玩意儿。可我还是觉得干的不够彻底,而且潜意识里,我甚至希望看到人们围在现场议论纷纷的场面。我决定再次行动。 & Y7 J! V1 y. \6 N, n" E- K
又一个邦达时分,我原样操作,这次干脆上手了,直接就把猪脸给撕了,那破布块就那样耷拉着,垂头丧气,似乎还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委屈。我彻底畅快了,小时候经过邻村时总怕在路上遭遇那黑东西,却也一直渴望着能遇到,我好拿坷垃块砸它个屁滚尿流。就这样心满意足如同替西宁同胞干了一件大事一般过了一天,却发现,那家伙又被人细心地粘好了,蠢东西又神气活现了。可我也就不再管它,似乎觉得自己这个外地回回已经为他们尽了心了。
. s( O0 p: K6 h7 |' y7 ] 离开那家医院后,回到大园山上,我忍不住向家里人提及这件“惊心动魄”的“义举”,可反应却平淡。我对岳父和老阿訇说,两位老人对视一笑,便转到了其他话题;我对孩子的舅舅们提及此事,一样一笑而过;我对妻子说起此事,妻子夸张地“啊”了一声,说“我晕”,也就完了。 d6 w# p9 Y2 @$ C3 L
我兴味索然之余,总觉有些莫名。想起之前发生在牛街的葛优广告事件,更是觉得他们的反应让人难以理解。话说中国联通在牛街路口的广告箱上整了个葛优的广告,葛优不是问题,可上面一个储钱罐是个小猪模样。乡老们发现后当时就不答应了,直接找街道办反映,并放下话:你们不及时换掉,我们就替你们“换”。结果很快那灯箱就换上了公益广告。可西宁的东关街头,却上演了沉默淡然的一幕,我接受不了,可我路见不平之后,就更加想不明白。
6 c) v* A6 V" S6 |3 Q, ^ 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原因也许有两个:对于“猪”,西北和内地的确不同;而对于官家,两地更是两样。 & H% U# R; d C
西宁的回回对于禁忌的解读,更多是从信仰的层面,通过经典来认识。“猪”所以不能吃,只是因为古兰明令禁止的原因,虽然脏,却也是被造物,总不至于产生极端的厌恶和仇视。而内地回回,尤其是乡老之外的人,更多是从习俗的层面看待禁忌,对“猪”有种从生理到心理的厌恶,以至于听到这个字就反胃、触及这根神经就干仗的地步。而同样是古兰明令禁止的“酒”,内地回回社会却已经自行淡化了对它的禁忌,西北回回社会却视作比猪肉还要肮脏,人人皆知饮之如同恶魔。也许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同样面对灯箱上的猪,两地的人们反应为何如此不同。 ! j. k1 `) n* f! A; V6 A: i3 l
可问题绝不会如此简单。对于回民社会,从来都是底层过活,也从不是主流。在西宁,管理者和回民社会保持了长久的公私分明的默契,但却各自画圈为界,缺乏主动了解和沟通。而在面对管理者无知的冒犯和刻意的压制时,身处底层的回民社群往往隐忍、避开。但难以压抑时,便容易爆发,沟通和释放的渠道是狭窄的。于是同样的问题,西宁采取了习惯性漠视,而牛街却高度关注并积极交涉。
6 T% K1 ]9 p, {8 k) L5 F7 A 这可真是一种集体下意识的反应,里面暗含着历史的长久积淀和社会的难题。内地回回对于“猪”过于敏感,哪怕一个个体飘离了,还会保留这种深入骨髓的下意识,就像那个凌晨街头恶狠狠地破坏公家设施的我;而西宁回回又过于同管理者隔膜,一个选择了沉默以对的群体,从不会轻易改变而去进行释嫌避祸的沟通。
0 L" B% i% }+ S 也许我的所做所想都是多余,但一想到那些个早晨我下意识地非要撕破那幅画皮,而西宁回回淡漠地走过那公家的街头时,我仍忍不住猜想,不甘心回避。
: U4 `# B# |( F O, B 真希望西宁的街头从未有过那盏冒失的彩灯,从未有过我那样的敏感;真希望那份淡漠只是因为更深的认知,而不是源于隔膜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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