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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早点的回忆 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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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7 17: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五十年代北京还有小贩挑着挑子下街卖烧饼焦圈的,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帮子,比现在手包略大些,因为早点总有油,所以这帮子也蹭得油亮油亮的。为了出声,帮子中间有道缝,走在街上,不时敲一敲,告诉你卖早点的来了。我们孩子都管他叫帮帮的,听见帮子响,就说帮帮的来了。早点可以提前一天跟他预定,第二天他就把你要的东西给你送到家门口。一个芝麻烧饼,加一个焦圈,一共五分钱,烧饼三分,焦圈二分,咯吱盒也是二分。我经常是焦圈和咯吱盒换着样吃,不是一个烧饼夹一个焦圈,就是一个烧饼夹一个咯吱盒。他的挑子用棉被裹着,送到你手里的时候,烧饼还温和着呢。至今我还记得那小贩的样子,四十岁左右,挺大的一个长方脸庞,有点胖,但肉很瓷实,撑的满脸放光,黑亮黑亮的,就像他拿的那个木帮子,人看上去很朴实本分。他给我们送早点,送了好长时间。六十年代,下街卖早点的就不见了,要么不干了,要么就归到什么店铺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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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天津上学,住在和平区益世里,吃早点也很方便,益世里后面一层住着一家邻居,男的白胖白胖的,据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这里是他的外家。所谓外家,就是家里本有老婆,但在外面又找了个小三,常年和小三住在一起,这个家便称为外家。这样的情况在五十年代大多都有一个了结,多半是与原来的老婆离婚,与小三结了婚,这外家也就成了正式的家。他们的住房在一层,临街有个门,他们利用这间临街的房子开了个早点铺,一个十几米的长方形屋子,两头是门,另一侧的门是通向他们其他房间的。两侧的墙上安装上不太宽的长条板子,算是桌子,再放上几把小凳,收拾得很干净。这位内掌柜也极其干净利落,虽然原是小三,但不失大家风度,不像一般人。但他们不卖一般的中式早点,而是卖牛奶,咖喱角等食品,一杯牛奶,一个咖喱角,一角多钱。吃食都是内掌柜亲手做的,手艺相当好,我很爱吃他们家的咖喱角,那味道至今是我衡量类似食品的标准,而且后来再到吃咖喱包、咖喱角类的食品大多时候是失望的,因为都不如小时候吃的这位内掌柜做的好吃。因为家庭条件比一般同学好一些,家里极力主张我就在这家吃早点,我也确实爱吃,但那时候的孩子,不但没有半点炫富心理,反而总怕与其他同学有什么不同。我的很多同学都是拿着馒头或窝头在早点摊上就碗豆腐脑吃,这豆腐脑摊位就在这家早点铺的门口,于是我也要这样吃早点,五分钱一碗豆腐脑,好多同学都要四分的,其实卖豆腐脑的都给的差不多,放上辣油,把馒头掰碎了,泡在豆腐脑里吃,也确实好吃,所以,这也是我上学时代常吃的早点。不少同学吃的是窝头,他们说泡豆腐脑,窝头比馒头好吃,我一嚐,果真如此,于是回家就让大人给我蒸窝头,当时我们家一般不吃窝头,但为了满足我的要求,有时候就蒸一锅窝头,我早上带着上学,大人也不时吃一吃,换换口味。窝头泡在豆腐脑里,不会给泡糟了,所以真的比泡馒头好。后来,这些卖早点的,包括卖咖喱角的那位胖老板(但是那位内掌柜好像不再出来工作了),还有门口那卖豆腐脑的,都给合并到一起去了,在益世里附近找了块地方,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子,开了一个卖早点午餐的饭馆,牛奶、咖喱角没有了,豆腐脑还有,还有馄饨包子什么的,豆腐脑不如单干时那么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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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又回到北京,但在大学里是在食堂吃早点,等又上街吃早点的时候,已经是七零年工作的时候了。七十年代,北京的早点还算是比较方便,街上卖早点的铺子比较多,至少比现在多,我骑车上班,一般不固定在哪家吃。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或两个油饼,一角七分钱,这是我最常吃的早点,如果是甜豆浆,还要再加二分钱。这好像是当时北京物价的标准,这样的情况保持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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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我住在王府井北面灯市西口,骑车上班,途径的早点铺就更多了,选择的余地更大了。在东单北面米市大街路西有一家上海面馆,早点有饭团和咸豆浆,是我爱吃的。二两饭团和一碗咸豆浆,也是一角七分钱,咸豆浆里有虾皮、冬菜,放点酱油和辣油,味道比甜豆浆要好,饭团是糯米包焦圈,放点白糖,也很好吃,当时要收粮票,所以饭团分二两的和三两的,大多数人要二两,所以二两饭团做得多,事先做好了放在盘子里,做饭团的师傅随着再做,往盘子里填。三两饭团要的人少,师傅只能现做。我发现现做的饭团,里面的焦圈是脆的,更好吃,于是我每每要三两的饭团,要吃脆焦圈这口,但加上咸豆浆,一共是二角三分钱,超了每日早点的预算,有些奢侈,也不能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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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八十年代,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的北京市政府下令解决北京市民的吃早点难的问题,要求所有的餐厅饭馆,不管多高级,都要卖早点,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有效,突然间,北京人发现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早点黄金时代,现在回想起来,唯一的后悔就是怎么不一天多吃几个地方的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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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家出来,最近的是八面槽的翠华楼,早点是酸辣汤和油条,那酸辣汤是真正高汤做的,鲜美可口,酸辣合适,绝对比现在一般饭馆的酸辣汤要强,两根油条,一碗酸辣汤,不到两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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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全聚德开的早点比较丰富,我常点的是一碗鸭汤,两根油条,油条是鸭油炸的,特别酥脆,也是两角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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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饭店在自己的斜对面,长安街南侧,台基厂北口路东开有一家对外的餐厅,后来曾卖过羊肉泡馍,据说是北京最好的羊肉泡馍,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到这里来吃羊肉泡。当时响应政府的指令,也开了早点。早点按份卖,一份两毛五,两根油条,一碗稀的,可以是甜豆浆,可以是咸豆浆,还可以是粥,三样中任选一样,用一样的碗盛,碗特别大。里面坐满了,就不让进人了,要在门口排队,里面桌子上都铺着雪白的桌布,很讲究的餐具,买票进去就有座,等着服务员推车把吃的送过来。北京饭店级别的享受,真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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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车上班常路过的就是这几个高级饭馆,现在想起来真的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多跑几个地方,别的高级饭馆,还不定有什么好东西呢。这些高级饭馆开早点,纯粹是为了给政府面子,不记成本,不是为了挣钱,所以东西又好又便宜,真是美了老百姓了。不过好景不长,大概维持了不到一年,这些便宜的高级早点便都陆续歇了,就像雨后的彩虹,好看是真好看,但刹那就消失了,这也就是中国才会有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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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才是北京人吃早点真正困难的时期,一个是早点铺越来越少,另一个是人们对早餐食品安全的担心越来越重,食品添加剂换着样的加,乱七八糟的油换着样的用……,我们只好在家吃早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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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7 20: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QUOTE:
以下是引用大权在握在2012-1-17 17:23: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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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北京还有小贩挑着挑子下街卖烧饼焦圈的,手里拿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帮子,比现在手包略大些,因为早点总有油,所以这帮子也蹭得油亮油亮的。为了出声,帮子中间有道缝,走在街上,不时敲一敲,告诉你卖早点的来了。我们孩子都管他叫帮帮的,听见帮子响,就说帮帮的来了。早点可以提前一天跟他预定,第二天他就把你要的东西给你送到家门口。一个芝麻烧饼,加一个焦圈,一共五分钱,烧饼三分,焦圈二分,咯吱盒也是二分。我经常是焦圈和咯吱盒换着样吃,不是一个烧饼夹一个焦圈,就是一个烧饼夹一个咯吱盒。他的挑子用棉被裹着,送到你手里的时候,烧饼还温和着呢。至今我还记得那小贩的样子,四十岁左右,挺大的一个长方脸庞,有点胖,但肉很瓷实,撑的满脸放光,黑亮黑亮的,就像他拿的那个木帮子,人看上去很朴实本分。他给我们送早点,送了好长时间。六十年代,下街卖早点的就不见了,要么不干了,要么就归到什么店铺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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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天津上学,住在和平区益世里,吃早点也很方便,益世里后面一层住着一家邻居,男的白胖白胖的,据说是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这里是他的外家。所谓外家,就是家里本有老婆,但在外面又找了个小三,常年和小三住在一起,这个家便称为外家。这样的情况在五十年代大多都有一个了结,多半是与原来的老婆离婚,与小三结了婚,这外家也就成了正式的家。他们的住房在一层,临街有个门,他们利用这间临街的房子开了个早点铺,一个十几米的长方形屋子,两头是门,另一侧的门是通向他们其他房间的。两侧的墙上安装上不太宽的长条板子,算是桌子,再放上几把小凳,收拾得很干净。这位内掌柜也极其干净利落,虽然原是小三,但不失大家风度,不像一般人。但他们不卖一般的中式早点,而是卖牛奶,咖喱角等食品,一杯牛奶,一个咖喱角,一角多钱。吃食都是内掌柜亲手做的,手艺相当好,我很爱吃他们家的咖喱角,那味道至今是我衡量类似食品的标准,而且后来再到吃咖喱包、咖喱角类的食品大多时候是失望的,因为都不如小时候吃的这位内掌柜做的好吃。因为家庭条件比一般同学好一些,家里极力主张我就在这家吃早点,我也确实爱吃,但那时候的孩子,不但没有半点炫富心理,反而总怕与其他同学有什么不同。我的很多同学都是拿着馒头或窝头在早点摊上就碗豆腐脑吃,这豆腐脑摊位就在这家早点铺的门口,于是我也要这样吃早点,五分钱一碗豆腐脑,好多同学都要四分的,其实卖豆腐脑的都给的差不多,放上辣油,把馒头掰碎了,泡在豆腐脑里吃,也确实好吃,所以,这也是我上学时代常吃的早点。不少同学吃的是窝头,他们说泡豆腐脑,窝头比馒头好吃,我一嚐,果真如此,于是回家就让大人给我蒸窝头,当时我们家一般不吃窝头,但为了满足我的要求,有时候就蒸一锅窝头,我早上带着上学,大人也不时吃一吃,换换口味。窝头泡在豆腐脑里,不会给泡糟了,所以真的比泡馒头好。后来,这些卖早点的,包括卖咖喱角的那位胖老板(但是那位内掌柜好像不再出来工作了),还有门口那卖豆腐脑的,都给合并到一起去了,在益世里附近找了块地方,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子,开了一个卖早点午餐的饭馆,牛奶、咖喱角没有了,豆腐脑还有,还有馄饨包子什么的,豆腐脑不如单干时那么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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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又回到北京,但在大学里是在食堂吃早点,等又上街吃早点的时候,已经是七零年工作的时候了。七十年代,北京的早点还算是比较方便,街上卖早点的铺子比较多,至少比现在多,我骑车上班,一般不固定在哪家吃。一碗豆浆,两根油条或两个油饼,一角七分钱,这是我最常吃的早点,如果是甜豆浆,还要再加二分钱。这好像是当时北京物价的标准,这样的情况保持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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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我住在王府井北面灯市西口,骑车上班,途径的早点铺就更多了,选择的余地更大了。在东单北面米市大街路西有一家上海面馆,早点有饭团和咸豆浆,是我爱吃的。二两饭团和一碗咸豆浆,也是一角七分钱,咸豆浆里有虾皮、冬菜,放点酱油和辣油,味道比甜豆浆要好,饭团是糯米包焦圈,放点白糖,也很好吃,当时要收粮票,所以饭团分二两的和三两的,大多数人要二两,所以二两饭团做得多,事先做好了放在盘子里,做饭团的师傅随着再做,往盘子里填。三两饭团要的人少,师傅只能现做。我发现现做的饭团,里面的焦圈是脆的,更好吃,于是我每每要三两的饭团,要吃脆焦圈这口,但加上咸豆浆,一共是二角三分钱,超了每日早点的预算,有些奢侈,也不能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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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八十年代,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当时的北京市政府下令解决北京市民的吃早点难的问题,要求所有的餐厅饭馆,不管多高级,都要卖早点,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有效,突然间,北京人发现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早点黄金时代,现在回想起来,唯一的后悔就是怎么不一天多吃几个地方的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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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家出来,最近的是八面槽的翠华楼,早点是酸辣汤和油条,那酸辣汤是真正高汤做的,鲜美可口,酸辣合适,绝对比现在一般饭馆的酸辣汤要强,两根油条,一碗酸辣汤,不到两角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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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全聚德开的早点比较丰富,我常点的是一碗鸭汤,两根油条,油条是鸭油炸的,特别酥脆,也是两角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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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饭店在自己的斜对面,长安街南侧,台基厂北口路东开有一家对外的餐厅,后来曾卖过羊肉泡馍,据说是北京最好的羊肉泡馍,很多国家领导人都到这里来吃羊肉泡。当时响应政府的指令,也开了早点。早点按份卖,一份两毛五,两根油条,一碗稀的,可以是甜豆浆,可以是咸豆浆,还可以是粥,三样中任选一样,用一样的碗盛,碗特别大。里面坐满了,就不让进人了,要在门口排队,里面桌子上都铺着雪白的桌布,很讲究的餐具,买票进去就有座,等着服务员推车把吃的送过来。北京饭店级别的享受,真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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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车上班常路过的就是这几个高级饭馆,现在想起来真的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多跑几个地方,别的高级饭馆,还不定有什么好东西呢。这些高级饭馆开早点,纯粹是为了给政府面子,不记成本,不是为了挣钱,所以东西又好又便宜,真是美了老百姓了。不过好景不长,大概维持了不到一年,这些便宜的高级早点便都陆续歇了,就像雨后的彩虹,好看是真好看,但刹那就消失了,这也就是中国才会有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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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才是北京人吃早点真正困难的时期,一个是早点铺越来越少,另一个是人们对早餐食品安全的担心越来越重,食品添加剂换着样的加,乱七八糟的油换着样的用……,我们只好在家吃早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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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住东四七条那边的胡同里,胡同东口有家早点铺,从上世纪60年代末上中学到70年代初参加工作大都是在那儿吃早点,早点铺里三四张小桌子,还算干净;不着急时就在店里吃,着急就拿着走,边走边往嘴里塞着;每次要的不是烧饼焦圈加油豆腐汤,可能就是蜜麻花(又叫糖耳朵)加馄饨(汤里边必有紫菜、冬菜和虾米皮),油条、油饼或者糖油饼更是常事。不过那时候早点铺都是北京人干;现在都是外地人干,北京人全都大爷似的不屑于费那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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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18 10:16:30编辑过]
发表于 2012-1-17 18:2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早点本是微利,如今官面上不许摆摊。店面租金人员工资成本都高。干早点根本承受不起,不想办法降低份量或者偷工加劣质原料就没钱挣。就这样也得吃辛苦起早贪黑。另外顾客一味图便宜也是现在早点越来越次的原因之一。不客气地说,现在有些早点狗都不吃。我就赶上过,大早晨吃包子馄饨,看见个流浪狗,扔给它一个包子,闻闻走了。
发表于 2012-1-17 22:45:00 | 显示全部楼层
更不可接受的是有些小摊子包括现在某些饭馆图意省事,直接给您在碗上包一层塑料袋就端上来


发表于 2012-1-17 21:40: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过去外地人在马路牙子上摆摊儿的时候,我吃过几次。有一天突然想看看他们是怎么周转餐具的,结果发现他们洗碗就是在一个大塑料桶的水里涮涮,然后直接就去盛豆腐了。这习惯也许在他们那儿是惯例,可我是没发儿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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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现在卖早点的都喜欢用塑料小框装油条,那框子也是反复使用的,很不卫生。就餐具来说,还是华天的小吃店儿里做的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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