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箭杆胡同[含3P]

垂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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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杆胡同20號陳獨秀舊居

掌柜

箭杆胡同的红色往事
 
　　一提到箭杆胡同，有的人就望文生义，认为胡同细长好像弓箭的箭杆，所以得名箭杆胡同。实际可不是这样。箭杆胡同原来写作“箭竿胡同”。“箭竿”何许物件？就是将高粱竿刮光溜儿后，糊上纸，用来扎纸人、纸马，或者糊房子顶棚做龙骨用。这条胡同中据说原来有卖箭竿的小店，人们就把它叫做“箭竿胡同”。只是后来才演变成“箭杆胡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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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杆胡同离封建堡垒象征的紫禁城很近。可是，1917--1920年，箭杆胡同9号（今20号）却成为反封建战斗的前线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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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群益书社的负责人一起，为了给出版《新青年》杂志的书局招股份，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的旅舍内。1917年12月26日，就在北洋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当天，蔡元培就来到陈独秀住的旅社，邀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起初陈独秀还有顾虑，因为《新青年》杂志社还在上海。蔡元培真有的三顾茅庐的劲头，几天内好几次到旅舍，答应陈独秀可以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最后，陈独秀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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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初，陈独秀举家搬进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9号。不久，《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迁到这里。

　　据北京市东城区房地局现存的房屋档案记载，当时的箭杆胡同9号总面积有460平方米、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为264.3平方米。整个院落分东、西两个院。两个院相通的，有两个街门。朝北的街门是箭杆胡同9号，朝西的街门是妞妞房9号（妞妞房现名骑河楼南巷）。解放初期登记时的业主是孙志诚。孙家的先人据说是“在宫里做事儿的”，房产来自祖上遗产，购于民国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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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孙家住在西院，东院整个都租给陈独秀了。东院北房三间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南房三间是《新青年》编辑部，靠街门的那间小房是传达室。两间东房是陈先生车夫和厨子住的地方。

　　《新青年》的前身是《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新青年》北上箭杆胡同9号后，以北大为依托，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驱，像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等。当年，箭杆胡同不知见证了这些文化巨匠多少次匆匆的身影。9号这座不惹眼的小院，率先竖起了“民主”、“科学”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和蒙昧发起攻击。从这里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成了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部，深深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

　　《新青年》以提倡白话文作为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从1918年起几乎全用白话。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等作品。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新青年》出版了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陈独秀和《新青年》宣传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引起反动军阀政府和封建守旧派的仇视和反扑，千方百计地攻击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思想激进，性情暴烈，是反封建旗手、斗士。但他“名士遗风”也很浓厚。虽然1918年加入了蔡元培发起成立的、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戒律的道德会，可是他的私生活并不很检点，居然忙里偷闲去逛妓院。结果授人以柄，反对他的人在报上大加渲染，掀起“倒陈”运动。

　　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召集北京大学“关系诸君”，在引见陈独秀进北京大学的汤尔和教授家里，召开会议，决定拿下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位置。

　　4月10日，北大教授会议决定正式废除学长制，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看似自然、实则有意地被解除了。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仍然继续就任北大教授，附加条件是给假一年。从这个时候起，陈独秀实际上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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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4月，陈独秀对北京的居民情况做了一个调查。当时北京有洋车夫4万多人、排字工人1万多人、公娼私娼1万多人。失业贫民占人口总数的1/10。根据自己的调查，27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贫民的哭声》的社论，认为“穷苦的人连衣食都没有，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但那些不劳而获的军阀、官僚、政客、贵族们，听不到穷苦人的哭声。但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发出“同样的哭声”。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六三运动阶段后，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晚上，陈独秀与邓初、高一涵一起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宣言》传单时，被军阀政府的便衣警察撞见，当场扭住，押往外右五区警署。夜里12点，100多军警包围箭杆胡同9号，破门而入，搜走许多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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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保释出狱后，在1920年1月离开北京赴上海。2月，陈独秀与北京学生代表刘大渠等人，乘火车从武汉返回北京。陈独秀被保出狱时，保释书上有“不得擅自离京”一条。但陈独秀不光未经许可去了武汉，而且还公开发表演说。北京政府得到陈独秀回京的消息后，在箭杆胡同9号布好军警，准备再次逮捕他。李大钊闻讯后，派人到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的家里暂时避难。

　　北京是待不下去了。2月中旬，陈独秀和李大钊化装成下乡讨债的商人，出朝阳门去天津。李大钊让陈独秀头戴毡帽，穿上王星拱家厨子油花花的背心，躲在车里，不得露面与说话。因为陈独秀南方口音会露了马脚。说河北话的李大钊则坐在车把上，携着几本账簿，像个外出讨年关账的生意人。就这样，两个人平平安安地出了北京城。后来，陈独秀从天津乘船到了上海。不久，《新青年》编辑部也从箭杆胡同9号迁回了上海。

　　陈独秀的一生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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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这样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这里顺带着插上几句。箭杆胡同北边的智德北巷，就是以前的孟公府。解放初期，孟公府2号，是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和夫人孟庆树一家9口人的住宅。这个王明，就是在中共历史“左”、右倾错误都犯过的那个王明。1950年10月，王明去苏联治病。1956年1月，王明再次去苏联治病。从此离开了孟公府2号。1974年3月，王明客死他乡苏联。不过，现在孟公府胡同2号早已经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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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十年前，箭杆胡同是非常热闹的。现在这里却是普通北京人的平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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