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东堂子胡同[含6P]

建工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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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东堂子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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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柜

东堂子胡同名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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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历史上北京哪条胡同名人多，有着近800年历史的东堂子胡同，应该榜上有名。

　　明朝的时候，这条胡同叫堂子胡同。“堂子”一词是中国南方的方言，实际上就是妓院的意思。胡同的命名大概与当年胡同中的妓院有关。到了大清，胡同的名字就改成了东堂子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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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堂子胡同留下匆匆历史脚步的，有大清朝的权臣鳌拜、大学士赛尚阿、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伍连德、民国元勋和教育家蔡元培、文学大师沈从文、妇科专家林巧稚等等。东堂子胡同就像是一条闪耀着历史光辉的文化长廊，记录着、展示着珍贵的历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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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堂子胡同的故事太多了，先说说大清末期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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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堂子胡同49号，原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所在。“总理衙门”大概想当于今天的外交部吧。49号的西半部分，是大臣们与外国使节外交活动的场所；东半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场所。

　　本来，闭关自守的清政府，从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由朝廷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等兼管。可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天朝大国”被迫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中外交涉日见纷繁。于是，恭亲王奕訢等上书，提议创设一个专办“夷务”的外事机构。1861年1月，正在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密谕批准。

　　据说，朝廷视“总理衙门”为军国要地。为了保证国家机密不被泄露，筹建的时候，一度想设在紫禁城内。后来一想，让外国人出入宫禁之地，也太不合体统了，于是就选址在离皇宫不远的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铁钱公所旧址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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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钱公所原来是清一等超勇公、大学士赛尚阿的府第。由于他镇压太平天国不利，咸丰皇帝将他治罪，府第收回。因为太平天国占据南方半壁江山，云南的滇钱运不到北京，清政府只好以铁当铜，改铸铁钱。赛尚阿的府第就变成了铁钱公所。当年设立“总理衙门”事起仓促，除了将大门略加修改外，其余的都因陋就简，只是稍做整理，甚至窗户纸都是自己动手糊的。

　　1901年清政府实施宪政改革，“总理衙门”就改为外务部了，而且名列朝廷六部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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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堂子胡同的名人太多了，这篇小文只能表表几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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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堂子胡同东口55号（今4号、6号），原来有一幢精致的法式建筑，这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伍连德博士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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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这个名字，北京人可能不太熟悉，可哈尔滨人却太熟悉了。1910年冬，西伯利亚发生肺鼠疫，经中东铁路传入哈尔滨，祸延整个东北，死了6万多人。

　　值此危难时刻，出生于马来西亚、获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时任天津北洋陆军医学校帮办（副校长）的伍连德，被委任为东北防疫总医官。他深入疫区，采取断绝交通、隔离疫区、收容染疫者、火化疫尸的手段，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鼠疫，赢得了“鼠疫斗士”的称号。大清朝廷特地赏赐他“医科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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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连德博士在北京也留下了历史遗迹。现在的北大人民医院，就是由他创办的北京中央医院发展而来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伍连德举家移居香港。1946年他回到出生地，1960年在马来西亚逝世。

 

掌柜

　　东堂子胡同33号（今75、77号）是当年蔡元培的故居，现在分为两个院落。

　　1916年9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范源濂邀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可不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样子。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则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产物。

　　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被称为老爷。差不多每个学生都雇个当差的。上课铃响了，当差的得说一声：请老爷上课。他们读书不是为了长学问，而是为了日后当官。学堂的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许多人不学无术，可学生认为以后可以做靠山，欢迎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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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16年时，京师大学堂虽然早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皇家大学”的衙门气儿还是浓了去了。所以，朋友们劝蔡元培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但蔡元培坚持己见：“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正式赴北大就职。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蔡元培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平民校长的丰采一进校门儿就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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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被人们称为“学界泰斗”，官职不低，但他非常俭朴。他在北京供职多年，先后在西城、宣武、东城住过，始终没有自己购置私房，一直是租住他人的房屋。东堂子胡同33号正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的住所。

　　蔡元培主政北大后，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着手充实教员队伍，吸收进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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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到任10天，就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的文学院院长）。据说经沈尹默的介绍，蔡元培翻阅了10余本《新青年》杂志后，下定决心要聘请陈独秀。他去陈独秀暂住的旅舍拜访时，因陈独秀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蔡元培的诚意和胸怀打动了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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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进陈独秀后，1917年8月，经陈独秀介绍，蔡元培又引进了胡适担任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而胡适当时是个博士学位还没到手的毛头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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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蔡元培又聘钱玄同任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鸳鸯蝴蝶派文人刘半农任理预科国文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北京《晨钟报》编辑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8月，鲁迅正式到北大任兼职讲师，并为北大设计了校徽。

　　经过一番整顿，全校教师的面貌焕然一新。200多名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才30多岁，有的教授只有二十五六岁。这比现在大学里教授还年轻呢。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孕育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元培家里，告诉他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并向他求援。当晚，蔡元培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代表，到东堂子胡同他家中开会，通报消息。学生们群情激愤，把原定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不夸张地说，东堂子胡同点燃了五四运动最初的星火。

　　5月4日火烧赵家楼后，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当晚，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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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蔡元培却在军阀政府的压力下，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并给北大师生留下便条：“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它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第二天，蔡元培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辞职，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挽蔡”成了学潮难以平息的一个组成部分。7月蔡元培答应回校复职。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直到192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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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3月5日晨9时45分，蔡元培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寿74岁。周恩来作挽联悼念他：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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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堂子胡同51号，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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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和北京这座城市，有着不解的渊源。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好大的北京”。一下火车，站在前门站广场，车夫就看出他是个乡下人。于是，他花了两元钱，稀里糊涂地坐上专门用来拉猪的排子车，住进了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后来又住进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沈从文从此开始了几进几出北京城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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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当年也属于“北漂一族”，不名一文，先后在北京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北河沿、香山等地小住。

　　1933年9月9日，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沈从文宣布与张兆和结婚。婚后。两个人就住在西城达子营28号。在28号寓所的老槐树下，他支起一张红木小桌，在秋日阳光的映照下，创作文学名著《边城》。

　　东堂子胡同51号，是沈从文1953年——1980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也是他被历史误会的时期住过的宿舍。在这里，他完成了宏帙巨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51号后院的三间北屋，原本都是沈家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两间被当作“战利品”分给了别人。1971年，年近70岁的沈老先生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先前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房子太小，他只好给李季写信，请求作协为夫人张兆和安排住房。这才有了小羊宜宾胡同的两间共19平方米的房子。

　　从此，东堂子胡同51号的这间小屋，就成为沈从文的“飞地”。屋子的墙壁上、窗棂上，挂满了中国各朝各代的文物图样和文字说明；地上、床上、桌子上，全是书。到了晚上，书躺在躺椅上，他躺在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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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堂子胡同离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地远。不管冬夏，一到下午5点左右，沈从文就提着一个带盖的小竹篮，回到小羊宜宾胡同的家吃晚饭，然后把第二天的早饭、午饭，带到东堂子胡同那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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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凭着“耐烦”的毅力，从春到冬，做着自己认为催最有意义的事情。被誉为“中国社科界百年来最杰出的三大经典学术成果”之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在东堂子胡同51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初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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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堂子胡同10号，曾经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挂牌行医的地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院被日本人占领，林巧稚和同事全部被遣散。不久，东堂子胡同10号的门口，挂出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刻着：“医学博士林巧稚医师妇产科”。这以后，林巧稚一面在东堂子胡同10号挂牌看病,一面到中和医院上班,还要去北大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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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年后，1983年4月22日正午时分，林巧稚仿佛进入夜班后的长长梦乡，平静地走了。她的骨灰后来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面上。

　　林巧稚身后，人们这样赞誉她：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盛的爱；没有子女，却是最富有的母亲；她是东西方文化交融陶冶出的杰出女性；她是母亲和婴儿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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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堂子胡同有着太多的故事，留下过太多历史名人的足迹。虽然有的名人故居消失了，但他们曾经创造的历史永远不会消失。为着今天的人和未来的人，我们一起传承这些历史瞬间发生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