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德外》之八

安德路 · 发表于 2010-11-13 10:12:00

1963年，饱受磨难的新中国刚刚度过不堪回首的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年，我七岁，该上小学了。当时居住德胜门外东后街往北一带住户的小孩都到火神庙小学（后改为德外五小）念书。德外火神庙地处关厢以北路东，距城楼也就五六百米之遥。究竟是哪个朝代的建的，供奉的是什么火神，又从何时开始变成小学的历史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只记得当时从孩子们的口中流传着不太中听的顺口溜：

火神庙，火神庙，

拿个破庙当学校，

老师是和尚，

学生是老道。

学校不大，学校的大门坐东朝西，走进校门后，就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砖砌影壁——文革时期被美术老师画上了毛泽东穿军装挥手的半身像，把它作为无产阶级的阵地及时占领了。校舍都是砖瓦平房，分格成几个整齐的院落。有的排房灰色起脊像五十年代苏式（俄罗斯）建筑风格。东北角处生长一棵粗壮的桑树，郁郁葱葱的，或许这棵是雄树吧，从没见它结过果实。它茂盛的枝杈探出围墙外，那是校外一处属于农民私人的菜地，晾晒大粪干的味道不时阵阵飘来。那个头戴破旧草帽的倔老头在孕育满畦绿油油蔬菜的同时，捎带手的滋养这个学校的师生。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学校南侧有一个很大的操场，坚硬的黄土地面上有不少硌脚的姜石子。之所以说坚硬是摔倒在上面会很疼，因为我有很深的体会。我曾经坐了一回“球车”，即足球向我滚来，我本想潇洒地踢出，却恰巧把球蹬在脚心上，狠狠地摔在地上。

那会儿，操场四周用土坯墙围起，间或出现被损坏的破洞。许多衣冠不整的孩子，甚至大小伙子也时常在操场上追逐、奔跑，踢足球。

入学前，首先对新生做一简单测试。我印象里是母亲让我自己去的，和谁搭伴已忘记。在进校门左首教室前几张课桌后坐着两三个老师模样的人，手里拿着几张图型，而桌子的前面簇拥着不少和我一般大或比我大孩子。老师问了我叫什么，我说叫刘忠诚。我的回答一定是胆怯的，因为长这么大，我还从未自己一个人应付过这种场合。一个女老师指着一个圆形的图问我，我答是圆的。拿一方形的，我就答方的。拿一长方形的，我木然了，心里琢磨刚才已经回答方形了，这个的确有些不同，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怔了片刻，那个女老师就对我说，这是长方形。于是这就算是通过，次日即可以来校念书了。

回家的路上，心里还嘀咕，一个长方形的图啊就被问住了？明明是一个长的方形就不会说了，真废物。可能紧张吧，再说这方面的常识也没人教我啊。教我，我肯定知道。想到这心里就释然了。

母亲忙着给我做了个书包，那其实就是一块深蓝色的布缝制的布兜子，两根软塌塌的带子，拿在手里和背在肩上都不舒服。家中窘迫的境况即便让我有许多的不满意，也只能无言以对，无奈地默认了。母亲说这不是挺好的吗？再说学习好不好不在你背什么书包啊。你要好好学习，给家里争气。说着又拿出一些零钱，带我到德外大街的百货部买了点铅笔橡皮之类的文具，还有个铁皮的铅笔盒，价钱自然都是最便宜的。我虽说心中无法认同别的同学神气地背着买来的草绿色帆布面的小书包上学，而我却只能拎着个布兜上学这一尴尬的事实；但要到学校上学了的心情是充满新奇和期待的，还掺杂着一丝忐忑不安。

2008年初冬的某天，我去拜访患上是肝癌刚刚出院不久的宝华老哥，顺便带着我这篇德外杂记的初稿，对他而言聊以解闷，对我自己则希望从他的那里获得更多一些有关德外的轶事。

为便于照顾来日无多的宝华，他被接到了回龙观兄弟的家里照顾。家人对患上不治之症的宝华隐瞒了真相。听他兄弟说，宝华的病情很严重，手术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了。从医生无奈的眼神里家人明白，已经没有了治愈的希望。

那日，从医院例行复查归来的宝华，见有老邻居来访，非常兴奋。宝华进门刚脱下外衣，就依靠在沙发上拿起了我这篇文字津津有味的看了起来，不时地点点发亮的光头，并发出会心的微笑，全神贯注的神情令我感动。

“你上学时，你妈还给你缝一个书包呢，比我强。哈哈，我上小学那会儿，就拿一块蓝布，就是那种叫包袱皮的布把书本一裹，往胳肢窝一夹。哈哈”宝华扭过头冲我幽默地笑着，还边用手比划着说：“别看这样，不耽误咱们学习。那会儿家家生活都困难啊！”宝华说话的声音很大，听力失聪的人不由自主的表现。我在想他听力的欠缺对隐瞒他真实的病情似乎更有利。但这种无奈的做法对患病的本人来讲，虽有益处，却是残酷的。

我用力点点头“是啊，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可笑。”引得我也不得不提高嗓门，我的情绪被他的亲和力感染了，内心感受颇多，很不平静。

他兄弟言道：“你听，我哥说话底气多足啊。”话音带着些许的宽慰。我见宝华又兴趣盎然地把目光盯在我的文字上，继续看了起来。

上学，对于我们这些居住在大杂院的孩子们明显的变化是互相之间的称呼变化了，开始不自觉地称呼学名。原来"小屁儿"叫祁东义，"大鼻涕"叫王保瑞，"二臭"叫张满全。开始时叫得不习惯，脸上还会浮出调皮、得意、纯朴的傻笑。

不知什么原因，我在班里，特别是大杂院这一拨的孩子里还挺有威信，可能相比之下在学习上有些灵气。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组织排队回家的小队长。记得有一次，下学路过充满着草料和马粪味的关北头大车店时，路边停着一辆带鼻子的老解放卡车，车前方保险杠两边插着两面小红旗。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为什么这车会插小红旗。有的说是车开的好得奖了，有的说是为了好看。最后意见不一致非要听听我怎么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卡车为什么要插小红旗，又不能说不知道，就只好附和着心虚地说，这车可能是得奖了吧。唉！这飞了边的小红旗其实不过是卡车的一个安全提示啊。

各式各样的鞋子排着不整齐的队列噼里啪啦在关厢的便道上走着。梳着两只干黄小辫的赵蕊花走道撇着八字脚；祁东义边走边踢着路上的石子；张满全破旧的书包在屁股上忽闪忽闪地晃悠，那是他哥哥背剩下的。王保瑞两筒大鼻涕又挂在了脏兮兮的脸上……

这是一群因历史原因被时代、家庭忽略了的孩子，饥饿、贫困、孤陋寡闻，缺少疼爱，心理和生理均发育不良。他们哪里知道生活刚刚开始，未来动荡的年月和艰辛的命运注定如梦魇般潜伏在他们人生的道路上……

我的第一个老师，姓闫。是个女的，留着半截发，给人印象是又黑又壮，说话带点口音。记得有一次班上检查个人卫生，每个同学都要双手平伸放在课桌上，当她检查到王保瑞时皱起了眉头说：“看看你这两只脏手，再看看你脖子上的油离（泥），回家后要好好洗，明天我还要检查里（你）。”

一天，有个比较闹的学生上课捣蛋，闫老师怎么说也不听，老师一气之下冲出了教室，全班都吓得愣住了。教室变得很安静。过了一会，一个男老师和闫老师一起回到教室。闫老师两眼红肿，好像刚哭过。男老师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要好好上课，要听老师话。然后示意闫老师继续上课。闫老师走上讲台哽咽着说：“同学们，咱们继续上课……”不知为什么全班同学都一起哭了起来，包括刚才气老师的那个同学。那节课同学们听得格外认真。

后来才知道，那个男老师姓马，是年纪老师组长，常年留着个无缝大背头，给人油头粉面的感觉。这个老师口碑也不怎么好。在学生中还流传着他的一些可笑的轶事，据说他曾经追求过一个女老师，人家对他可能没感觉，就一直回避他。有一年冬天下起了大雪，这位马先生看见那个女老师去上厕所，马上拿起扫帚，一直扫到厕所前。当那个女老师从厕所出来，见雪地里忽然冒出的一条路，又见手拿扫帚笑嘻嘻站在雪中的马先生，马上面无表情地从雪地上走回教室。马先生尴尬地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气喘吁吁地被晾在那里，白献了一回殷勤。后来马先生知趣地又去追求另外一个女老师，获得了爱情，同时获得了一个臀部很大悍妇的严加管束。

清早上学，我时常到隔壁张满全家，找他一起结伴走。每每他的姥姥就颠着小脚迎出来，笑呵呵对我说“诚子啊，多帮着我们全儿啊。俺们全儿脑子慢。”就是这个善良的老人，有一天到大街百货部去扯点布，想做衣服，身上的三十块钱被小偷偷了，那是老人仅有的积蓄，那年月三十块钱对一个小老百姓来说可是个不小的数目。老人伤心欲绝，盘腿坐在炕上哭了很久，那断断续续的哭声搅得许多邻居不得安宁。

“卖豆纸，豆纸——”寂静的夜里，后街卖豆纸的瞎老头照旧在吆喝着卖手纸，我常疑惑这么晚了谁会买手纸啊？

后来满全的姥姥回河北老家了，没几天就听二臭红着眼睛对我说，“姥姥死了。”顺手又塞给了我几个花生——当时可是罕见物。

这个小名叫“二臭”的张满全，在班里算是瘦高的孩子，小脑袋上留着盖头，两眼经常长着眼屎，一笑起来两眼眯成二道缝，走道晃晃悠悠，逛里逛荡。人很老实，不知为什么在家里很受气，经常挨打。

上课他坐在我前面，经常放屁，而且极臭。他每次放完就回头冲我憨憨傻乐，随即臭味就会飘来，常常熏得我分神，不能专心上课。还好，没过多久，他就被老师安排到教室最后一排去坐，熏别人去了。

加入少先队是我一生颇感庄严的日子。那一天，初升的阳光洒满了校园，国旗、队旗和彩旗迎风飘舞，滴滴答答的鼓号队在起劲的演奏着。同学们身着新旧不一的白汗衫，蓝裤子排成整齐的队伍在校园内站好，一个个小脸激动的发红。已经是少先队的同学神气地在大队辅导员张国华老师引领下，一对一地走到我们新队员面前，为我们系上红领巾。然后高举起右胳膊行少先队礼，向着国旗和队旗大声高唱少先队之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齐声高喊：“时刻准备着”。校园内回荡着孩子们纯真、响亮童稚的声音。

时刻准备着！准备干什么其实真的是莫明其妙。就是觉得这种仪式很庄严、神圣，它仿佛在唤醒你心底一种正在沉睡着的欲望，这种欲望很原始，很强烈，有着要为做某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来证明自己的虔诚的冲动，即使赴汤蹈火似乎也在所不辞。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也右手高举行队礼的大队辅导员张国华老师，她系着红领巾的瘦脸变得很漂亮，她瘦高的身材变得高大起来，仿佛是神圣的化身。那一刻情景永远定格在我心里。

回到教室，我魂不守舍似的不时偷偷垂下眼睛看一眼刚刚系在胸前鲜艳的红领巾，内心充满喜悦和炫耀，因为不是所有同学都第一批入队了。我盼望着早点下学，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已戴上红领巾是少先队员了这一喜讯告诉家人，特别是母亲和奶奶。

刚放学，就和徐见林一起回家了，见林是和我一批入队的。

见林的爸叫徐宽，矮矮的个子，长得很敦实，头发总是梳得光光的，皮鞋锃亮，像个文职人员，就是说话有些结巴。尽管这样，从徐宽的身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无论人长得如何，关键是气质要好。男人气质之重要，胜过衣着。

一天，徐宽看家里中午吃馒头，晚上还吃馒头，就对媳妇发火了，训斥道：“还——吃、吃馒——馒头，还——吃、吃馒——馒头，你、你不——过、过了。”徐宽的媳妇懒得搭理他，因为每月24号前新粮票还不能买粮食，可家里只有几斤白面了。

傍晚，徐宽洗脚发现袜子破了就对媳妇说：“你、你有——时间给、给我——我补、补、补补袜子。”徐宽的媳妇头一扭答：“不管。”徐宽气得一脚踩空了脚盆，洒了一地水，举着两只袜子怒道：“我、我烧了——丫挺的！”“别烧，我补还不行吗。”媳妇看徐宽真火了，妥协了。

次日，徐宽依旧像往日一样夹着皮包迈着四方步上班了，与遇见的邻居礼貌地点着头，脚上穿着已经补好的袜子。徐宽信奉“富由节俭败由奢”的生活信条，懂得活得体面是要节俭的。

儿子见林也背着书包走出家门，刚到学校门口，就听到有同学喊：“你——有时间给我补——补袜子。”

又有人答：“不管。”

“我烧了丫的。”

见林气得追了上去……

这就是大杂院居住特色，这家放个屁，那家都听的见。不难解释那会儿你们家有多少收入，街道老太太比你自己还门儿清呢这种现象了。客观的条件就让人们彼此密切接触，想回避都难，更别说共用一个自来水管子取水，共去一个公共厕所方便了。

那年头，几乎家家备有水缸。我家的大水缸放在外屋的角落，把半人高的水缸蓄满，逐渐成了我和弟弟忠义每天的任务。开始是一个水桶串上一根扁担二人担水，而后，就是独自挑水了。从踉踉跄跄、晃晃悠悠挑起半桶水，直到自若地担起一整挑儿。

自来水管龙头安在小巴他们家的房山处。水管暴露部分用砖砌起保护层，里面填满锯末，以防冬季冻裂，方形的砖跺外面只露一个圆轮开关的水龙头。直径寸许的水管，要满足这两条胡同内几十户几百人的生活用水，取水处热闹的情形可想而知，洗衣服淘米洗菜的、洗头漱口的、刷锅洗碗的，盆儿接，桶盛，人跟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非常繁忙，有时不得不排队等候。

冬天，水龙头冻得带着白霜，如果哪个小孩犯傻，伏在水管上喝水，嘴唇就会被冰冷的铁质水龙头粘住，粘下一层皮，流出血，就会疼的眼泪都出来。

水池四周，溅出来的水结了厚厚的冰层，取水的人走在上面得十分小心。

“二哥，您起来了？”有回宝泉挑水，见到街坊二哥打招呼，问候的话还没说利索，脚底下一滑，“叮呤、咣啷”，连人带桶都滑倒了。

二哥一瞅，呦，兄弟，这是怎话儿说。赶紧过去，把宝泉扶了起来。又回家用土簸箕装上炉灰洒在冰上面以防滑。小孩子们心里不乐意了，没法在上面打冰出溜儿玩了。

另一处不得不往一块凑的地方，那就是公共厕所了。要想方便必须到后街的公共厕所。厕所旁长着一株有了年头的臭椿树，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树身光洁挺拔，长在后街地势略高处。儿时常在这里玩耍，树上有神秘的漂亮甲虫，红色脊背上布满黑色斑点，逮来后放入空火柴盒里，举到耳边，就听到里边有沙沙的声音……

大椿树茂密的树阴，在炎热的夏季为公共厕所撑起一片荫凉，让里面出恭的人们受益不浅。因为厕所面积不是很大，要解决那么多人的生理需求，空间的利用自然就要达到极致，南北两排蹲坑咫尺相对，排泄过程相互一览无余，没有什么隐私。

为什么要这样描述这难以启齿的事情呢，本意是说明当时的百姓生活状况，以及人们对其需求只能达到一个最低的限度——吃饭的定量也一样。究竟多少户居民配备一个公共厕所的标准，不清楚。总之，上厕所赶上早晚高峰时您也得排队，这会儿，您要是赶上个跑肚算您倒霉。谁说厕所就不能写进文学作品，厕所也有厕所文化。厕所里涂写的淫秽语言和拙劣人体器官的漫画——在那个对性讳莫如深的年代，许多孩子对性知识的了解就是从厕所得到的启蒙。当然，这话说的也有些偏颇。但是，至少我相信，厕所墙壁上涂写的内容，对一个孩子而言，绝对具有冲击力和深刻的记忆力——比起学习其他知识。

关于公共厕所还有另外的重要功能——传播信息。我们那儿的公共厕所就常常被东后街的艾老头当作发表演说的场所。这位被人誉为“话痨”的老先生常年剃着光光的脑袋，白皙的脸上点缀着几粒浅浅的麻子，身着黑色的中式衣裤，裤腿角总是扎起来，轻便的圆口鞋配上白线袜，黑白分明，透着那么精神。老先生一进厕所在寻摸干净便坑的同时，也留心寻摸谈话的对象，往下一蹲就天南海北，海阔天空，搜索枯肠，无所不至。仿佛不这么侃山，恭就出的不痛快。不蹲个把小时决不罢休。估计隔壁的女厕所也有不确定的听众，因为隔墙上有洞安装着照明灯泡，一灯男女厕所共用。

“听说雍正的头被人发现了。”艾老头进厕所一看有熟人——何胖子在那儿蹲着呢。马上来了劲头，走到正对着何胖子的坑上，裤子还没解利索，就聊上了：

“哦，是吗？哪儿——发现的。”何胖子一边使劲一边应着。

“说是在雍和宫的一间大殿的房梁上。”艾老头稳稳地蹲了下来盯着何胖子答道。

“那怎么会呢？距现在几百年了，即使有人头骷髅又怎么认定是雍正的。”

“听说就是雍正爷的人头——当年雍正驾崩时，人头没有了，说是吕四娘给砍下后带走了。杀了雍正，给他爹吕留良报了仇。这雍正爷下葬时只好装了个金头。头些日子这人头被修大殿的给发现了，想不到吕四娘给搁到哪儿了……”

“哼——，有这事？邪乎！得，回见了您。家里的煤球快没了，我得赶紧上煤铺叫煤去。”

……

我偶尔遇上艾老头，恰巧厕所里又没有其他人，艾老头就用发亮的眼睛瞄我，我知道他又在犯聊瘾，哪怕我是个毛孩子，也可聊做听众。可我却偏不知趣的仰起头用眼睛注视厕所顶子，数起了瓦片，看上边轻轻地摆动的塔灰。这时艾老头就会索然无味的把光头埋在耸起的肩窝，双手笼在袖管里，眯起眼睛心不在焉地稳稳蹲着，像一尊黑色雕塑……

艾老头作古后，厕所里变得安静了许多。熟人相遇除了敷衍地客套一下“吃了吗？”大都在沉默中例行公事。

“食不言，睡不语，大小便闭嘴咬牙。”这本来就是养生之道。在厕所没接没完的穷聊，元气也伤了；肾气也泄了，不是什么好事。

（作者注：为尊重个人隐私，本文中人物名大部分为化名。本系列作品均为原创，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请见谅！因已发现有不良商家将本系列文章删去出处，捆绑广告发表。）

老和平门人 · 发表于 2010-11-13 12:49:00

继续写下去，分享快乐！

范思悦 · 发表于 2010-11-13 13:07:00

我们在南城的城皇庙小学上学，刚上学时还有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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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德外》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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