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八旗子弟”的腐败也是有个过程的。顺治初,皇帝曾下诏说:“我朝以武功开国……所至克捷,皆恃骑射。今……天下一统,勿以太平而忘武备,尚其益习弓马,务选精良。”(《清朝文献通考》); P; ]8 z0 m) k$ W) M
说是说,做是做。开始京城旗兵每月还训练五六次,后来则少得可怜,再后来训练成了“闲谈饮茶”,而驻外省地的旗兵,则以骑马为耻,出门讲究坐车是否气派。到康乾交替的时候,就是皇帝要亲临观光的演练也仅仅是摆摆花架子。更有甚者,一次乾隆亲自检阅考核八旗大臣举荐的将官,结果这些人中有的“所射非不至布靶,即擦地而;甚至有任意放箭,几至伤人者……”重臣们推荐的八旗将官的箭法,竟然在皇帝面前也射不到靶子上,几乎伤了别人,可想而知这些人再去各地带兵打仗会是什么样。& |4 L' B3 y: }( p X8 I0 J* a, l
早在康熙初年,在平定“三藩之乱”的一些战争中,八旗兵已大显疲态。一将领听到吴三桂进兵的消息,竟吓得把大炮埋起来,拼命逃跑。翻翻史书,人们便发现,到了乾隆末期,八旗子弟已经不能跟任何对手打仗了。他们那英勇豪强的人生风格已荡然无存了。7 O( g d' W, q) `( _
从前他们曾以武力创造了一个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一开始就为他们掘好了坟墓。! a* s" d& o- L3 H. j$ I( n
如果清王朝开国伊始,便倡导满蒙八旗向汉人学习农耕桑麻,为自己飞刀走马的渔猎民族引进些农耕文化的田园精神,那么,历史也许会因此智慧而掀起令人兴奋的一章。而八旗子弟后来的命运,也决不会叫人那样触目惊心。" i; H6 Z- a/ }" K
可惜的是入关后的满洲贵族,毫无应变新的历史智慧。“八旗制度”的致命伤便是规定:旗人不许务农,不许经商,更不许从事其他人间生计。甚至不许离开所居旗地100里之外。如有违犯则要开除出旗籍。旗人一生只有“当兵与作官”,旗人一生只练两种功夫即:“学满文练骑射”。- U2 C3 p& E+ J1 B. w9 l1 C J 身为八旗,便由国家供养。国家拨土地给旗兵,但只许旗人当地主,干活的是不在旗籍的奴仆和汉人。失去土地的旗人,国家可救济米粮。这些渔猎生涯的旗人地主,生下来就把土地看得无足轻重。他们的皇帝和旗制都告诉他们:从事田垅生产是有失旗人身份的事情。即使当“地主”他们也不情愿。换句话说,这个已经成了社会国家“主人”的民族,崇尚的新观念是“不劳而食”。于是他们宁愿把土地抵押出去给汉人也不愿管理。后来干脆把一片片洋溢着浩荡皇恩的土地统统卖给汉人了事,自己则去领取每月的救济粮,成了不折不扣的寄生于社会的一群“不劳而食者”。( n: }, ~2 I4 V9 d$ F
雍正初年的资料证实:当时兴起的抵押土地之风使许多旗人丧失了田产。到了19世纪“旗人地主几乎见不到了”(《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第119页)。于是这些看不起农商,也做不了农商,天性懒惰又崇尚享乐的高人一等的人们,怎么活呢?皇亲国戚、八旗贵胄中不乏挥金如土者,自不必说,大面积的灾难是普通的八旗兵丁。他们腐化日甚,几近溃烂。雍正皇帝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旗兵,几乎无所不为,他们狂嫖滥赌,敲诈盗窃,斗鸡、斗鸟、斗蟋蟀、雇人当差、转卖军粮,放印子钱,典当钱粮,甚至把盔甲军器也送进当铺换钱花了。雍正震怒之余,派人去查办,声言要“从重治罪”。(《上谕八旗》2册)但是这时节八旗腐败已经为一时之尚,流行之疾,其锋吹毛断发,其势如洪水猛兽。皇帝爷也无回天之力了。; p$ {5 d4 O- o, d
好在当时国家尚无大的战乱,国库尚未捉襟见肘。令人不解的是,这个争王夺位那么工于心计的雍正,为什么在这时还不肯解放旗人,给八旗子弟以自谋生路的自由呢?乾隆曾想过一个好办法,把在京城生计艰辛的旗人,送回东北老家。第一批750人移垦黑龙江拉林,“每户给地三顷、外有闲荒叫其招民可垦,其不谙力作者,准其契买奴仆代耕”(《清高宗实录》)这个“招民代耕”仍是清初的办法。后来大多旗人难耐老家苦寒荒凉,而招佃户不忍盘剥大部逃亡。显然成效不大,加之后来对东北的封禁政策。乾隆的这个办法对水深火热中的八旗子弟,不过杯水车薪。, I* m/ O! l- d, U% B* l8 Y
跟这些专门敲诈有钱人的“戳包儿”者相比,《清稗类钞》中,还记有更缺德的一伙人,这些人却是皇家宗室子弟,他们竟然把罪恶伸向乡间贫苦农家。“首、咸以还,京师风气日偷,宗室子弟往往游博无度,资尽则辄往荒僻,捉农家乳孩子以归。次日,故张贴招领,托词途中拾得者。至农家来赎时,则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勇而后者。”8 E$ P6 R: T3 p' d! r/ O
这些努尔哈赤的嫡传子孙,这些“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皇帝集团的人们,花光了钱,竟然跑到乡下去偷农家的婴孩从中勒索。观此一节,清王朝不灭之真是天理难容。谁能想到,昔日金戈铁马的八旗子弟竟如此下作地毁灭着自己的灵魂。" h, X$ r+ y. _% t/ }0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