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颖超“情书”[含1P]

不如

“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回——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周恩来第二天忙回信道：
　　“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周恩来和邓颖超“情书”

　　周恩来邓颖超情缘“五四”运动
　　1983年，在天津“觉悟社”旧址，年近80高龄的邓颖超还能兴致勃勃地和大家谈到当年与周恩来等“觉悟社”成员进行爱国活动的往事：
　　1919年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那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后来，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不曾想到，在他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通过通信，他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两个人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回忆起这三年多的通信，特别是周恩来发出的那封要求确定相爱关系的来信，80多岁的邓颖超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1920年，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在天津当小学教师。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因为她在我小的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那么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呢，她就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2年、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了。
　　周恩来去法国前曾抱定独身主义，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会更好。初到法国，他同一个一起留学法国的姑娘比较亲近，但最终他选择了邓颖超作为终身伴侣。
　　1956年，周恩来曾和侄女周秉德说起过那位姑娘。他说：当我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50多年的时光证明，周恩来当初的选择是多么地富于远见，此后在风雨同舟的奋斗生涯中，邓颖超和周恩来甘苦与共，一起度过了波涛汹涌的激情岁月。

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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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红娘捎带老情书”
　　1950年上半年，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结婚，这时周恩来正在国外访问，邓颖超就代表周恩来在一块红绸布上写下“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几个字表示祝贺。周恩来夫妇经常资助或送礼物给身边有实际需要的同志，这个手工制作的礼物虽然没有多少实用价值，但是上面写的几个字却表达了两人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心和祝愿，更为重要的是，这几个字是对周恩来夫妇几十年爱情生活的最佳注解。
　　1947年3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率国民党重兵进逼延安。为了保存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并牵制胡宗南的兵力，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周恩来和毛泽东、任弼时等一起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邓颖超则受党中央委托，带领中央机关家属队先行撤离延安转移到晋西北，并留在那里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
　　大战在即，临别匆匆，暂时还未撤出延安的周恩来十分担心患有心脏病的妻子，他托即将到妻子身边的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带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简单的几个字使时刻都在惦念丈夫的邓颖超的心情松弛了下来。
　　转眼间已是春色满园，投身于土改工作的邓颖超不时地给周恩来写信倾诉自己在工作中的体会和感受。看到邓妈给周爸写信，七岁的李讷也要给周爸写信，她写道：
　　周爸爸：你好吗？我好，邓妈妈好。我现在会做事情了。代问爸爸妈妈好。亲周爸爸。
　　邓颖超在这封信中加写道：
　　这是女儿自动给你写的信，另外一张画，画的时候，她说重要得很，要好好画，因为不比给亲爸亲妈画呢。
　　小李讷知道她的周爸爸一定会喜欢这幅画，但她不知道此时周爸爸正协助她的亲爸爸紧张忙碌地指挥陕北和全国的战争，周爸爸一时还顾不上给她和邓妈妈回信，直到中秋月圆：
　　超：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
　　他们已经分别半年多了，周恩来仍满心赞成妻子想在东边多留半年的提议，他写道：“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也会更结实而年轻。”
　　而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他们俩你东我西继续在两条不同的战线上工作，邓颖超还是时常给丈夫写信，周恩来很忙，但也会抽空回信，仔细解答邓颖超在土改工作中遇到的困惑。
　　1948年4月，分别了一年多的夫妻俩终于团聚了，久别重逢，彼此都有说不出的喜悦。当时毛泽东还开玩笑地对邓颖超说：“你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啊，这么久你连到前线来慰问一次也没有啊，可苦了恩来呀。”周恩来则笑了笑回答：“没关系，有通信联系，也等于见面了。”
　　战争年代奔波不定的生活使邓颖超的健康严重受损，多年以来她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同疾病作斗争，周恩来也以他特有的方式帮助、鼓励妻子医治和战胜疾病。1951年3月，邓颖超到杭州养病，正值南方早春时节，春风和煦，美景良辰，她很希望周恩来能和自己共享，所以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收到妻子的来信，周恩来一改平日的严肃，下笔颇带调侃：
　　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颖超也很默契，她迅速回复：
　　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这回周恩来可是第二天就赶忙回信：
　　超：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
　　他最后写道：
　　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周恩来的保健护士许奉生至今提起周总理和邓大姐之间的情感还十分激动，她说：
　　有一天晚上，邓大姐因为感冒提前服安眠药，还没等上床，药力就发作昏倒了，我进来看见给她扶住后，急忙去找值班医生，正好从总理吃饭的饭桌前跑过去，惊动了总理，总理就赶紧进到大姐卧室，一看大姐昏倒的样子，马上就喊：“小超！小超！”声音都变了，我当时以为是喊小曹，我想这里没有小曹，后来我马上明白了是喊大姐。这么几十年过去了，我很难忘记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