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城记》破解北京城市规划的历史，古都风貌被严重破坏，责任在谁？

人民大会糖

我们经常把城市喻为一本打开的书：石块和钢筋水泥凝固着几代人的抱负、理想、成败和恩怨。梁思成和北京城的命运就是这样一部很难让人平静，值得再三解读的大书。虽然这一主题已不再新鲜，但是，《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2003年10月版）仍然不同寻常，用谢泳的话说，是同一题材的书中最好的。
　　如果说大多数人是从身边光怪陆离的城市走向反思和怀旧，那么有两个人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清醒地预见了这一切。“不幸而言中”这样的话，说明的是学者的光荣和社会的失败。今天，人们比以往更迫切地想知道事物的真相，破解城市的命运，同时也在寻找它的恩人。我和王军正是在这样的共同经历中相识，从而目睹了这本大书由起初的“梁思成传”转为“晚年梁思成”，最后聚焦为“梁陈方案”之争的全景实录。书名也由原来的“城祭”改为“城记”——一字之别，凝聚了十年心路之旅由悲恸到淬炼成钢的大升华。
　　所谓“梁陈方案”，就是1950年由梁思成、陈占祥共同签署提交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他们建议为了整体保护北京古城，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建设新的中央行政区。相对梁思成而言，人们对陈占祥比较陌生。这位留英八年的翩翩才子查理·陈在二战期间的英国和今天的国际建筑与规划学界大名鼎鼎。他在中国建筑界暴得大名，是“反右”时所谓的“陈华联盟”。从法国归来、同样一片赤子之心的华揽洪，在建筑观点上其实是与陈占祥对立的，当时他支持拆城墙、在旧城建设行政区。这便是“陈华联盟”的冤中之“冤”。他俩真正的共同点，是对规划科学性的强调和重视，对自己学术观点的执著。他们一个英文好于中文，一个法文好于中文。唯一的一次“联盟”，是两人1954年联手设计的北京月坛南街，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大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1957年，陈占祥被划为右派后几致销声匿迹。70年代，心灰意冷的华揽洪举家迁回法国。
　　北京的悲剧在于，由于共产党人的远见，它在战火中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然后在和平建设时期却被逐渐毁掉。由于领悟了毁城背后民族的大命运，作者没有诉诸道德义愤，也超越了具体的人事臧否和恩怨，而以记者的冷静、客观忠实的记录，不厌其详地钩沉探微、采访众多当事人，用故纸和史实尽可能地逼近这桩众说纷纭的历史公案。正是这份冷静和客观，赋予《城记》坚实的现场感，强硬的历史质感，以及真实的巨大震撼力。最令人震惊的事实，莫过于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正式提出了改造故宫和在天安门建政府大楼的设想。“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多么响亮、正当，多么熟悉的思维和语言，熟悉得令人不寒而栗！
　　如同当年的许多巨变一样，那是一场同时代人共同参与的历史活剧。真正的悲剧性在于，各行各界的人是如此真诚而欢欣鼓舞地将它推向高潮。因而，认识城市变迁的动力结构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来自苏联的经验和苏式教条主义，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必然性”对古城的“共谋”。梁思成曾赞誉苏联是“计划工作者的天堂”，认为土地私有制下的资产阶级城市难以避免杂乱无章；但苏联专家却以莫斯科改造的经验武断地裁定北京，给古城以致命的第一击。而除旧破新的动员是多么具有时代前进的蛊惑力啊——“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于是，被拆毁的城墙“像姑娘们一样年轻了”，“一块块方砖，从泥土中站起来，阳光下露出笑脸”……管理者的决策更看重的是经济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当时否定“梁陈方案”的重要理由是另建新区费用昂贵，国家财力有限。然而，历史的真实是即便在当时，在旧城区拆旧建新的成本也远比在郊区征地新建昂贵得多。国家真正无力负担的是在旧城区大规模拆迁和安置
　　居民问题，由于“麻烦”、“花钱”、“耽误时间”，许多部门“情愿去郊区建”。于是在西郊新建了大量机关建筑，当时的人反映说“不知道新房子都盖到哪里去了”。半个世纪之后，城市变化的动因与当年已大不相同。在近十年的房地产开发中，北京和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真正脱胎换骨，面目全非。然而，旧城已毁，新建凌乱，城市的命运仍让人忧叹，其中一脉相承的教训是什么呢？
　　《城记》的另一大特点是图片丰富、精美、珍贵。书中多幅被拆毁的古城门与现址数字合成的照片，展示了原本可能的新旧并存、既古且新的北京城市图景，如我们今天在前门和天安门所看到的那样。当年被拆除的永定门，正在原址按原尺寸重建，但它将是个没有文化价值的“假古董”。而且，这并不妨碍有关部门在继续拆毁已经非常稀少的精美的四合院。这本大书仍在继续——在笔下，也在生活中。王军打算继续记录和揭示这一过程。
　　与书中的沉潜缜密不同，在现实中，王军是一个极其热忱、强烈的行动者，而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在某种程度上，我更看重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因为他们不是仅用笔和相机去记录，而是用巨大的时间、情感，用泣血之心甚至是身家性命与推土机作战，与一些人的短见和贪欲作战。粤东新馆、曹雪芹故居、蔡元培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南池子改造、东岳庙风波……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都有王军不屈不挠的身影。命运是如此地纠缠和传奇：当年“陈华同盟”之一的华揽洪迁回法国；90年代，华揽洪的女儿华新民从巴黎回到北京，成为岌岌可危的胡同和四合院执著的保护者，展开了与前辈同样艰苦卓绝的古城保卫战。我认为王军和华新民将如同梁、陈一样，也成为北京的恩人——历史会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最好的”和“最坏的”
　　——听王军讲“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
　　
　　当王军引用“一个英国学者”的这句话时，我不禁心头一惊——那英国人说：“我要来看北京城，是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一座古城，既有最好的城市规划，又有最坏的城市规则。”——这个“最好”，指的是十三世纪元大都的营建规划，而这个“最坏”，是指今天。
　　我有些怀疑，向王军提问：“这仅仅是一个英国人的感慨呢，还是业界公论？”对此，王军作了不容置疑的回答。为阐述这个结论的权威性，他又引经据典了好几分钟，我却一个字都没听进去，脑子里乱哄哄的，只有一个揪心的疑问反复跳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元大都营造于十三世纪六十年代，是在被摧毁的金中都都城边另起炉灶的。它坐山临水，负阴抱阳：西北边是迤逦绵延的燕山山脉，地面从西北向东南缓缓倾斜，潮白河、温榆河、永定河等数条大河自西北向东南蜿蜒而过，奠定了"前挹九河，后拱万山”的地形条件。时任“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的刘秉忠，是一个“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精通”的饱学之士（元史·列传第四十四），由他主持，当时的许多著*名*学*者如郭守敬等参与了大都营造规划，北京这座“八百年古都”，由此底定规模。虽经明、清、民国，历经瓦刺入侵之难、大顺兵燹之灾、英法联军劫掠、日本侵略者蹂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仍大体保持着七百年来的格局。沿永定门——正阳门——地安门——安定门，它从一条“城市规划史上最伟大的中轴线”展开，数条与中轴线平行的大道，将市区和重点建筑均匀分布，疏密有度。在南北向畅通的大街之间，大约每隔７９米，就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街上车水马龙，胡同内则是民居，好象现在所称的“生活小区”。胡同里没有商业设施，只为小区居民提供通道；但有一些很小的寺庙，既可供居民们祈敬神祗，又以恰如其分的空旷，成为街坊聚*会交流的场所，好似胡同生活的“穴位”，活络了一片人气。这些胡同都不长，两头出去就是商家，使胡同里的住户采买便利。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队” 航拍北京市区图时，纵向的长街通衢和横向的大小胡同，仍象经线和纬线一样清晰可见，偶有例外，不是公仓、机关，就是潭和湖。这些有活水流注的湖潭，和皇城护城河、京城护城河一道，既调节着一片片居民区的温度和湿度，又展现着诗情画意，灵秀了一代代市民和他们的生活；绿树成荫的水边开阔地，不知孕育过多少城市爱情。不仅水边有树，民居旁也有树，与皇家园林的树连成一片，使整个北京城几乎掩映在一片城市森林之中。这些树大多是阔叶乔木，春夏枝叶蔽天，为城市遮挡酷暑；秋冬的凋零又刚好为民居让出了寒冷季节里珍贵的阳光，俨然起着“天然空调”的作用。同时发挥这种作用的，还有按宋代的“营造法式”型制的大屋顶：檐线将墙体屏蔽，在阳光直射、温度偏高时，墙体是在阴影中；早晚阳光斜照，温度宜人，又可以直接登堂入室。——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宏观布局还是细部安排，无不体现着精巧和协调，使城市和市民融为一体，使生活的变化和自然的节奏融为一体。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北京城屡遭劫难。梁思成、张开济的“保留旧城、另建新区”的规划被粗暴否定，党*政*军机关麇集于皇城附近，生活区不得不吊得老远，这样一来，不仅平空加剧了交通流量，北京城的工作区和生活区也成了阴阳隔界的两张皮：白天，办公区人流如过江之鲫，生活区却空旷冷清；晚上，上班的人们离去，繁华的中心区就被留在黑暗和寂静之中。随着各级各类机关的扩张，上班和办事的人口越来越多，城中心早就安插不下了，环城蜿蜒、曾被梁思成憧憬为“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空中花园”的古城墙，已被拆毁殆尽，除了残留的几处箭楼外，青砖被大批拆去砌了下水道；垣土被挖去填坑补墙；城垣早已夷为大道，两旁栽满了钢筋混凝土的塔楼，还是装不下，只好开始逐步往外扩张：二环，三环，四环，五环……这样的城市布局，被讥为“摊大饼”，虽然占地越来越多，但中心区的拥挤日盛一日。虽然建了“望京新城”、“回龙观新区”等好几个“卫星城”，但因为那里的人们白天必须进城中心上班，一到上下班，仍然是车流如潮、车行如蚁，而能容纳数十万人口的地方近乎一座座“死城”，到了晚上才来“听取酣声一片”。今天的北京，上下班高峰期车速之慢，有黑色幽默谓之曰：“早晚的北京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停车场”。五十年代，梁思成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时就说过：“将来交通出问题，这就是祸根”，不幸而言中！
　　车行不畅了，不从布局上找原因，却以为是路不够宽，于是在老城区搞野蛮拆建，用王军的话说，“那简直就是对北京城拆胳膊卸腿啊！”长安街已拓宽到了100多米，“百米健将都要十几秒才能过街”，然后又是这条大道那条大道，把规整有序的城市布局捅得稀烂。不仅搞坏了地面，而且糟踏着天空—— “金顶红墙、绿树青瓦”的城市基调，只能残存在记忆中，而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标志性建筑”，把北京城原本异常美丽的天际线撕得支离破碎，好象无数醉汉和匪类在四下拦劫我们的目光。
　　现在，最新的一轮劫难是“危房改造”：“文物保护区”成片沦丧，残存的四合院尸横遍野，开发商的利欲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横行无忌，将北京城的美丽肆意践踏。一边承认中心区和市郊的人口比例失调，一边却在拆毁人居密度较小的平房四合院，而付出了较高的拆迁费用的开发商，只可能通过提高容积率来获取开发利润，这又必然更加提高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加剧失调的比例，陷入恶性循环。王军痛心地说：“每一个四合院向大杂院的转化，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而现在是把悲惨的故事向死亡的尽头演绎了……这样的‘危*改’和‘城建’，不仅是在杀死古老的旧北京城，同时也是在把新建的北京城引向绝路。”他引用了几个数据——城中心区的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14000人，是纽约市区的1。7倍；中心区土壤汞含量超标无数倍，变成了“带毒的土壤”；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且污染程度严重超标……这一切，当然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失误的结果，但肯定与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还在梁思城的方案被正式否定之时，梁就对时任北京市长的彭真说过；“过五十年以后，你就知道真理在我这边！”目睹如今之北京城，斯言如雷贯耳！梁、彭二君，幸好俱已作古，否则他们看到今天这个“最坏的城市规划”下的北京，情何以堪？当初拆除城墙时，梁思成就说：“每拆一段城墙，都是在剜我的心头肉啊！”要是眼看着这个美丽的古都如今被推向死亡，这个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大师，会发出怎样的悲呼呢？我不敢想象。
　　在讲座中，王军引述了这样一个插曲，就让我作为这篇难以结尾的帖子的尾声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随美国访华团来京，他站在景山上，指着眼前的北京城，骄傲地对同行的朋友们说：“看，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古都！”去年，王军在美国采访贝聿铭时，问：“八十年代初，你怎么把宾馆修到离城市那么远的香山去了？”贝答：“那个时候，北京城还好好的，我不敢在市区乱动啊。”王再问：“那就是说，你认为现在的北京城已经被搞坏了，是吗？”贝答：“我是外国人，中国的事情我搞不清楚了……”

人民大会糖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北京城屡遭劫难。

梁思成、张开济的“保留旧城、另建新区”的规划被粗暴否定，党*政*军机关麇集于皇城附近，

生活区不得不吊得老远，这样一来，不仅平空加剧了交通流量，

北京城的工作区和生活区也成了阴阳隔界的两张皮：白天，办公区人流如过江之鲫，生活区却空旷冷清；晚上，上班的人们离去，繁华的中心区就被留在黑暗和寂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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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提及这个话题，追溯那个时候

真想怒骂啊！！！光是那时开始流失的北京城吗？？

中华民族人文的缺损啊

飞哥

5000年了,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认真总结过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

西四

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