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主席踏月什刹海一事的探讨

我的什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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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出版的《西城追忆》庆祝新中国60华诞专刊中，有任秋平先生写的“再说毛泽东踏月什刹海”一文。因为这篇文章是写有关什刹海的事情，所以引起了我的关注。拜读之后，发现里面有一些内容和描述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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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提到的毛泽东踏月什刹海的范围，从文章所附的地图可知，南北不过一百五十米，东西不足百米。而这一范围，正是我十分熟悉的地方——我在在这一范围内的崇实二小读了六年小学。而且王鹤滨老先生认定的毛泽东踏月什刹海的时间段（不早于1951年，不晚于1953年），也正是我在校读书的时候，因而对当时的地理环境还记忆犹新。更可喜的是，文章所涉及范围内的胡同建筑格局，从解放初至今没有大拆大改，基本保持了原貌，这也为我们还原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条件。所以看了任秋平先生的文章有关这一范围的地理位置描述，总觉得有些不太确切。因此冒昧地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写出来，请各位先生指教。

任秋平先生是在看了朱小平老师的《毛泽东与烟袋斜街》一文后，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历史真相，两次走访了当年陪同毛泽东踏月什刹海的王鹤滨老先生，最后才论证出当年毛泽东踏月什刹海，不是走的烟袋斜街，而是“鸭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

为了叙述方便，下面摘录任秋平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任文”）中的几段文字：

 “车子（指毛泽东一行所乘的汽车 笔者注）嗣后行至鼓楼西大街，走了不远的一段路，随即转向南插入一片胡同中。再向西折，便来到了鸭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

“遗憾的是，此次实地认证（指王鹤滨老先生于2005年实地认证之行 笔者注），因侯位胡同早已‘易容’改观，老人未能立即做出‘真地’为侯位胡同而非烟袋斜街的准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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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指王鹤滨老先生，笔者注）后来拿出一本《什刹海志》，从地图上确认毛氏当年散步的街区确为鸭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而非烟袋斜街。可惜该胡同目前已消失。因侯位胡同的特征亦符合‘很短，很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北岸’及‘数十米长’等特点，因此极易被混淆。”

“仔细查看，便可从书中（指《什刹海志》 笔者注）的地图上找出当年的散步位置——从鸭儿胡同到后海北岸之间有一个宽巷，与正北、正南呈45度倾斜，当年毛泽东散步的地点正在于此！并且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到，从豆腐池胡同经旧鼓楼大街、鼓楼西大街、鸭儿胡同、侯位胡同到后海，是一条简捷的路线，毛泽东对这条路线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其实任秋平先生和朱小平老师有关毛泽东踏月什刹海史实的分歧，就在于毛泽东一行当年从鼓楼西大街到后海北岸这段路，是从哪条路线走的。也就是毛泽东一行踏月什刹海，是穿行的哪条胡同到达的后海北岸。其中鼓楼西大街、鸭儿胡同和后海北河沿三条街没有争论，是必经必到的街道。争论的焦点是连接这三条街之间的那条“很短、很宽”的胡同，到底是烟袋斜街？还是侯位胡同？

为了叙述方便，也为了给对本地区不太熟习的读者一个较为清晰的地理概念，我先把从鼓楼西大街到后海北岸的一带地理位置做一描述。

从鼓楼西大街到后海北岸之间，共有三条东西向的街道，自北向南依次是鼓楼西大街、鸭儿胡同和后海北河沿，三条街南北间距约150米左右。说是东西向的街道，其实都是自东南向西北的斜街。三条街的东口基本在一条线上，西口各不相同。鼓楼西大街最长——东起鼓楼大家族北口，西到德胜门，约长1300余米。鸭儿胡同最短——东起小石碑胡同南口和烟袋斜街的交叉路口，西到甘露胡同，约长700米。后海北河沿长约千米，东起银锭桥，西到醇王府夹道以西。

三条街道成平行状，三条街之间有数条南北向胡同可以相通。其中鸭儿胡同以北，与鼓楼西大街相通的胡同，自东向西，依次为大石碑胡同、侯位胡同和甘露胡同。其中大石碑胡同和侯位胡同距鼓楼西大街东口不远，约200~300米。甘露胡同则在鸭儿胡同的最西端，距鼓楼西大街东口约900米左右，其南口和后海北河沿相接。

下面我们根据任文中记录的王鹤滨老先生的回忆，对当年毛泽东踏月什刹海的路线，做一个追踪，探讨一下当年毛泽东一行到底是走的哪条胡同。

首先，王鹤滨老先生回忆说：毛泽东的汽车从鼓楼西大街的东口向西行驶，“走了不远的一段路，随即转向南插入一片胡同中。”那么向南插入的胡同，是哪条呢？符合“走了不远的一段路”这一限定性条件的有两条胡同：一个是大石碑胡同，一个是侯位胡同。这两条胡同一个在鼓楼西大街基督教堂的东面，一个在基督教堂的西面。相较之下，大石碑胡同更符合“不远的一段路”的条件。但是再参照下一句：“再向西折，便来到了鸭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中“再向西折”的这一限定性条件，显然不是进的大石碑胡同。因为进了大石碑胡同不远，就只有向东折的一条路，向西没路，因此“插入”大石碑胡同不符合王老先生回忆中的限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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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位胡同也符合“走了不远的一段路”的条件，它的北口距鼓楼西大街的东口约300米左右。从鼓楼西大街“向南插”，进侯位胡同北口，穿行到南口就是鸭儿胡同，这里是一个三岔口，也只有到了这里才有可能向西折或向东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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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走了不远的一段路”、“随即向南插”和“再向西折”这三个条件的限定，可以认为，毛泽东一行的汽车，当时是从鼓楼西大街向南转，进入了离鼓楼不远的侯位胡同，然后沿鸭儿胡同折而向西。因此可以说，侯位胡同是符合王鹤滨老先生回忆中的限定条件的，毛泽东一行是从侯位胡同“插入一片胡同中”的。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任文中“可惜该胡同（指侯位胡同）目前已消失。”和“……侯位胡同早已‘易容’改观”的说法不确切。从笔者查阅的北京地图和谷歌卫星地图，都可以看到，侯位胡同至今还完好地存在着。据任文前后对照，笔者认为任先生可能是将那条“从鸭儿胡同到后海北岸之间有一个宽巷，与正北、正南呈45度倾斜”的胡同，和侯位胡同弄混了，那条胡同确实“早已‘易容’改观”了，但也并未完全消失，后面我们将会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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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侯位胡同是一个分歧焦点，下面我把侯位胡同做一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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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教堂和西式庭园”的帖子中就曾写到侯位胡同，当时想不起来胡同的名字，后来看了常人春先生写的有关母校崇实小学的文章，才记起“侯位胡同”的名字。侯位胡同位于鸭儿胡同中部偏东的位置，是一条近似南北向的小胡同。说“近似”，是因为在北起鼓楼西大街，南到白米斜街的范围内的胡同绝大部分是斜街。确切地讲，侯位胡同是从东北到西南的走向。东北口在鼓楼西大街路南，西南口与鸭儿胡同相接（以下简称“北口”和“南口”），也就是说侯位胡同是位于鸭儿胡同的北面。这条胡同十分特别：在毛泽东踏月什刹海的五十年代初期，整条胡同只有靠胡同北口路西有一个大门，路东没有街门，更没有店面铺户。其实这条胡同东西两侧当时就是两家：东面是基督教堂大院的西墙，西面是私立小学崇实第二小学（现在的鸭儿胡同小学）的东墙，北口路西的大门是小学校的后门，校门在鸭儿胡同路北侯位胡同南口西侧（现在的鸭儿胡同小学校门也已改为向东）。侯位胡同胡同宽约五米多，长度在八十米左右。可以看出，侯位胡同的特征并非符合“很短，很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北岸”的特点。至今侯位胡同仍然是鸭儿胡同与鼓楼西大街的重要联络通道，只是现在已经合并到鸭儿胡同，所以已经看不到“侯位胡同”的标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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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着说毛泽东一行踏月什刹海的踪迹。“再向西折”去了哪里？任文中说：“再向西折，便来到了鸭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此句话中的“便来到了鸭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是不确切的，也是前后矛盾的。毛泽东一行是要去后海，因此从鼓楼西大街向南“插入胡同”以后，只能向南走，或者向东向西转弯后再向南，这样才能到达后海。因此可以判断，“再向西折，便来到了鸭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是不确切的，不需要也不可能再折回到侯位胡同。任文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从鸭儿胡同到后海北岸之间有一个宽巷，与正北、正南呈45度倾斜”，这里明确指出通向后海北岸的宽巷是在“鸭儿胡同到后海北岸之间”，也就是说是在鸭儿胡同以南，而不是鸭儿胡同的“西北端”。在这里，任先生可能是把侯位胡同的方位记差了或是把侯位胡同和“很短，很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北岸”的“胡同”弄混了。

既然不是“来到了鸭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那那么毛泽东一行去了哪里？其实是去了王鹤滨老先生苦苦寻找的记忆中的那条鸭儿胡同路南“很短，很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北岸”的“胡同”了，也就是那条“与正北、正南呈45度倾斜”的宽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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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要在胡同上打个引号？因为那里当年不是胡同，而是一片空地！

“再向西折”是说，从侯位胡同南口进了鸭儿胡同之后，一行人沿着鸭儿胡同转而向西行进。鸭儿胡同从侯位胡同南口向西，是一个S型的拐弯。从这个拐弯向西，大约150米处就是有名的广化寺。广化寺在鸭儿胡同的路北，路南有一个大照壁，与寺院的山门相对。照壁后面（南面），在五十年代初期以前是一片空地。空地东西长近百米，南北宽（照壁到后海河岸）有四五十米。空地的东面，原是一家煤铺。煤铺大门朝向后海（朝南），挂的是后海北河沿的门牌。煤铺西面的院墙朝向空地，西院墙长度大约有二十米左右。煤铺的后墙，在鸭儿胡同路南。站在空地的鸭儿胡同一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海的水面。以前每年阴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广化寺放河灯、烧法船等佛事，就是在这片空地前的河面上举行。

一片空地，为什么会给王鹤滨老先生是一个“很短，很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北岸”的胡同的印象，现在却消失了呢？其实只是时代和王老先生开的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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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1950年开始，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治理改造城里河道水系的工程，其中就包括对什刹海的治理。当时在前海、后海和西海（积水潭），有大批的民工进行清淤、砌筑堤岸、整治路面的工程。为了施工方便，在三海周围的一些空地或较宽敞的地段上，修建了一些临时仓库和民工住宿的工棚。广化寺前的空地，就是其中一个临时仓库和工棚所在地。仓库以广化寺的照壁为北墙，东西南三面建有库房和工棚，使空地东西两侧的民居和临时仓库之间形成了两个通道。东面的库房围墙建在距煤铺西墙大约近20米的地方。也就是说，原来的空地，由于临时仓库的占用，东面形成了一个20米宽的通道。试想：夜间走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中，看到煤铺的西墙和仓库的东墙距离近20米宽，前面不远处就是后海的北岸，无论是谁，看到此景也会留下一个“很短，很宽”的“胡同”的印象。从地图上看，这条通道确实与正北正南成近45度的夹角。这条由临时仓库东墙和煤铺西墙组成通道，就是王鹤滨老先生说的那条“很短，很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北岸”的“胡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胡同，更没有名号，所以我给它打上了引号。

毛泽东一行会不会走的更远一些，从西面的通道或其他胡同到的后海北岸？鸭儿胡同通向后海北岸的胡同确实还有几条，比如甘露胡同等等。从王鹤滨老先生的回忆中看是不会的。因为当时只要再向前走几十米，即使在当时的胡同照明不太好的夜间，也会看到广化寺高大的山门和照壁。但是在王鹤滨老先生的回忆中，并没有提到毛泽东一行经过广化寺这一极为显眼的标志性建筑。就连王老先生2005年实地认证时，路过广化寺也没有唤起他的记忆反应。这也就从侧面证明毛泽东一行，“再折向西”走的不会很远，在还没有看到广化寺的地方就又转而向南，进了“很短，很宽”的胡同，到达了后海北岸。另外，王鹤滨老先生也在《什刹海志》的地图上，“找到了当年散步的位置——从鸭儿胡同到后海北岸之间有一个宽巷，与正北、正南呈45度倾斜”的“胡同”。从任文所附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王鹤滨老先生指认的正是离侯位胡同南口以西不远处，广化寺南面的空地。由于这是五十年代以前的地图，所以当时的空地在图上标注的很清楚。如果是现在的地图，则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片空地了。

那么现在广化寺前的空地哪里去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三海工程完工了，临时仓库和工棚也就随之拆除了，后来在这片空地上盖起了最早的卫生部大楼。卫生部的东围墙，和煤铺西墙之间，由于没有街门，只是两堵墙，所以只留下了两米来宽的一个小夹道供行人通行，长度还是二十米左右。由于卫生部的修建，使得“很短，很宽”的“胡同”只剩下了十分之一的宽度，变成了很短的一条小夹道。

时代的变迁，空地建起了临时仓库，造成了“很短，很宽”的“胡同”景观；临时仓库又拆了，建起了大楼，于是“很短，很宽”的“胡同”没了，只剩下一条两米宽的夹道；卫生部搬走了，大楼却至今还在广化寺照壁的南面耸立着，原来煤铺的院落和西墙也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小夹道也就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虽然王鹤滨老先生2005年还曾到实地寻迹，也曾“经鸭儿胡同到甘露胡同，折向西南到达后海边，再沿着后海北沿折回烟袋斜街。”但是遗憾地没能找到当年那条“很短，很宽”的“胡同”。这也不能怪王老先生，因为那条“很短，很宽”的“胡同”，只存在了两年左右，在毛泽东踏月什刹海后不久就变小了，变成了一条小夹道。如果不是熟悉此地景观的变迁历史，这个不到两米宽的小夹道，稍不注意就会被漏过。本人的帖子《五十年代的两次偶遇》中曾写到：“到了卫生部的东头，我们向北穿过一个夹道去学校了，李德全继续向前走，进了卫生部大楼。”这里说的就是这条夹道，那时大约是1953年。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从这个“很短、很宽”的“胡同”和后来变成很短很窄的小夹道中穿行，或是夏天到河边玩，或是冬天从冰面上穿行回家，这样可以少走近三分之二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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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的1993年夏天，我去广化寺还曾走过这条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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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文中说：“从豆腐池胡同经旧鼓楼大街、鼓楼西大街、鸭儿胡同、侯位胡同到后海，是一条简捷的路线，……”其实这也是把侯位胡同和广化寺前的空地搞混了，鸭儿胡同和侯位胡同的顺序应颠倒过来才合理。

上面所说的街道、胡同、空地，在任文所附的地图上都清楚地标明着。如果实地考察，还可以看到这几条街巷完整地保留在那里，尽可故地重游。

综上所述，我想可以概括如下：

1、毛泽东一行，从鼓楼西大街西行不远，就向南插，进了侯位胡同（现在合并到了鸭儿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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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走过没有店铺，只有一个街门的侯位胡同，进入鸭儿胡同，然后沿着鸭儿胡折向西行。

3、沿鸭儿胡同向西走了五十多米，再向南转，穿过一个“很短，很宽”的“宽巷”，来到后海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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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踏月什刹海走到路线顺序应为：鼓楼西大街、侯位胡同、鸭儿胡同、广化寺前的空地东侧通道，最后到达后海北岸。

5、王鹤滨老先生苦苦寻找，任秋平先生几次论证的那条“很短，很宽”的“宽巷”，既不是朱小平老师说的烟袋斜街，也不是侯位胡同，而是广化寺前的空地中临时搭建的工地库房与空地东面的煤铺西墙间形成的通道。而且那条“很短，很宽”的“宽巷”只暂短地存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却又恰巧为毛泽东一行踏月什刹海时所见所行，之后就变成了今天的一条小夹道。

以上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做出的一点分析。有可能因时间过长，记忆有误，不知是否符合王鹤滨老先生的回忆，请各位老先生指教，更请鸭儿胡同的老住户给与指正。

西城追忆

                                                          再说毛泽东踏月什刹海 ) V% a9 r9 B( e, n2 q

任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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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后海、积水潭，三片不规则的水域，如果放在别处，最多远看赏心，近看阅目而已。然而就是这三片不规则的水域，历经元明清、民国直至今天，抛开文物、民俗外，更成为了京城人的一种情怀，一种与生命和思绪相融相伴的不变情结。700年荡漾的碧波中，什刹海，蕴藏了北京城的多少文化与历史？仿佛一幅承载着古都北京的千年都市低语的恒久图腾，用她柔厚的双手轻握着一组解析都市人文的密码，任后人猜测、破解、演绎。谜一样的水域、谜一样的建筑、谜一样的“什刹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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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伟大的郭守敬用他充满智慧与磅礴之势的神来之笔“勾画”出什刹海这一大片水域时，可曾料到后人除在此槽运与繁衍生息外，尚有多少古今名士对这片碧波和月色痴恋不已，更会在远离多年之后，仍无法释怀。而在特定的人生片断，重履故地，以此抒释久违的别样情怀。毛泽东，这位将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改写”为主权中国的“巨人”便是其中一位。

关于这一“故事”，近年来散见于诸报端，然而不少文章所引毛氏踏月什刹海岸的方位并不准确。史多鉴人亦多误人，随着什刹海正日益成为京城乃至海内外人士的一个“旷古情结”承载地，那么关于其中的人文与故事更应以最真实、详尽的形态公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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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不等于历史

《北京日报》2005年10月1日第6版曾整版刊载朱小平老师著《毛泽东与烟袋斜街》一文，文中引用毛泽东当年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王鹤滨老先生著作《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内容，对毛氏什刹海畔“子夜散步”一环节进行了剖析和求证，并指出毛泽东于上世纪50年代初，前来月下散步的准确地点为烟袋斜街。并根据王著中“很短，很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的北岸”推断这一特征很符合烟袋斜街的特点和位置。“数十米长”也符合烟袋斜街的长度。此外，还揣测毛氏很可能到烟袋斜街购买过日用杂品、品尝过风味小吃……

那么毛泽东当年走过的果然是烟袋斜街吗？老人的回忆是否绝对准确？真的是为那里的日用品与风味小吃在事隔30余年后竟而蓦然回首故地重游？带着上述疑问，笔者日前再次走访了王鹤滨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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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与王鹤滨合影

 

“侯位胡同”而非烟袋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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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曾撰《历史永远高于传奇》一文，发表于2005年12月19日《建设市场报》。文中详细描述了对王鹤滨老人的采访过程及老人所指出的散步地点。老人后来曾拿出一本《什刹海志》，从地图上确认毛氏当年散步的街区确为鸦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而非烟袋斜街。可惜该胡同目前已消失。因侯位胡同的特征亦符合“很短，很宽，西南头便是什刹海的北岸”及“数十米长”等特点，因此极易被混淆。

面对笔者的再次来访，年过八旬的王鹤滨老人依然精神矍铄，思路异常清晰。老人完全肯定地判断——毛泽东主席当年散步处绝非烟袋斜街。近60载的时空变幻中，老人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次陪伴主席月夜散步的每一个细节。而这些细节从来不需要想起，因为从来都不曾忘记……时光仿佛开始倒流，老人的思绪又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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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毛泽东有晚睡的习惯，有时散步不得不在星光月影中进行了。有一次平平淡淡的散步活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个初冬的夜晚，子夜之后，值班卫士王振海突然闯进我的寝室，用手摇着我的左肩急促地说：“王秘书，起来！毛主席要去散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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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走出寝室，借助着月光就看到了汪东兴、叶子龙已经站在了主席的左右。看得出主席很惬意，面带微笑。

司机周西林已经把车停在了丰泽园大门口东侧，车头转向了东方，这表示行车路线是要出中南海的东门——西苑门。我和汪东兴、叶子龙及两位值班卫士一起挤进了主席的汽车里。这辆车很宽大，为斯大林所赠的黑色防弹卧车，后座前的两把椅子可折叠，共可容纳7人。毛主席曾在诗词中称他的卧车为“七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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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经过北长街东侧到达北口，没有走景山西街，而是一折向东，穿过景山南门和故宫的北门，然后又北去景山东街。车子嗣后行至鼓楼西大街，走了不远的一段路，随即转向南插入一片胡同中。再向西折，便来到了鸦儿胡同西北端的侯位胡同。也就是后来被很多文章误认为的“烟袋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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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未必真豪杰

关于毛氏月下散步的时间和此行的具体原因，朱小平老师除对出行原因做出“购买日用品”及“风味小吃”等推断外，更对出行时间进行了分析。在查证《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一书前言后，得知作者1949年8月至50年代初期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并据此认定毛泽东夜游什刹海畔的时间应为5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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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对这一时间段予以了认可，并确认此行不早于1951年，不晚于1953年。

老人还介绍说，2005年11月30日，自己曾随什刹海研究会老会长赵重清等人来到鼓楼，一行人步行进入烟袋斜街。从烟袋斜街向西穿过小石碑胡同，经鸦儿胡同到甘露胡同，折向西南到达后海边，再沿后海北沿折回烟袋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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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此次实地认证，因侯位胡同早已“易容”改观，老人未能立即做出“真地”为侯位胡同而非烟袋斜街的准确判断。

但老人认为值得庆幸的是，赵会长所赠的一本《什刹海志》帮了大忙。仔细查看，便可从书中的地图上找出当年的散步位置——从鸦儿胡同到后海北岸之间有个宽巷，与正北、正南呈45度角倾斜，当年毛泽东散步的地点正在于此！并且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到，从豆腐池胡同经旧鼓楼大街、鼓楼西大街、鸦儿胡同、侯位胡同到后海，是一条简捷的路线，毛泽东对这条路线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地点既已确认无疑，那么毛泽东子夜散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真的是因为“日用品”或“风味小吃”？老人认为不然，因为彼时此地尚无夜市。老人慢慢回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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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此次子夜散步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原因有两个。一是主席在一天的24小时内，绝大多数时间处于脑力劳动状态，长时间地坐办公室或卧床看书，使得他的体力活动变得很少。于是想办法增加主席的体力活动量，如散步，便成为保健工作的重要内容。这是我的工作职责。我常常去请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到办公室把主席拉出来散步，以此调节他紧张的脑力劳动。但这种散步并不是我们工作人员能随时做到的。也正因此，这次的月夜出行，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喜讯；二是很难见到主席在子夜散步时所流露出的那种愉悦、兴奋之情。这样的表情，在我当年的印象中只见过两次，另一次是在1953年2月16日，我随主席到达汉口参观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故址。彼时主席抚今追昔，心潮起伏，兴奋欣慰溢于言表，兴致勃勃地为大家当起向导和解说员。这些都不再尽述，还是言归正传。

侯位胡同中爽洁明亮的月亮下，依然是那愉悦兴奋的表情，主席踱着和缓的步子，有时将双手展开比划着，同随行人员谈论着。一个简单的动作，可以重复许多次仍乐不可支……

据《毛泽东传》记载，杨开慧“1918年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1920年2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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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依此推测，鸦儿胡同及从鸦儿胡同通向后海岸边的那条短巷，极有可能是当年热恋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经常出入的场所。更有极大可能，在1918年或1919年的一个同样皓月当空的深夜，他们曾双人双影地在这里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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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曾深恋的什刹海畔、小巷深处那个身着旗袍、项系围巾的短发女子，为了自己挚爱的男子和男子为之终生奋斗的国计民生，最终不畏强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对他的忠贞不渝！这样的女子人间能有几个？又有谁堪当“我失骄杨君失柳”的千古绝唱？！人之生人、做人，永留世间的，是一个“品”字。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大地已由人民主宰，他所追求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已经到来。抚今追昔，兴奋和喜悦自是难以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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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永远高于传奇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对“太史简”与“董狐笔”给予了高度评价与赞扬。二者最浅显的理解便是“直陈史事”，而“直陈”的关键则在于书写者的准确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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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著述后人阅读。历史不是传奇，需要记载客观真实的存在。在什刹海未来岁月的漂移中，始终会留下一代伟人月夜走过的足迹，而我们所应该认识到的，是还历史以真实，让后人明明白白地知道——毛泽东，在一个特定的人生片断中，曾从什刹海畔的侯位胡同走过……老人表示将在今后的著作中予以纠正，这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前人、后人，还包括我们自己的尊重，并感谢朱小平老师对自己作品的引用与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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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