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0 y$ x7 H9 a# u1 w 上文谈到昼查,说的是白天设卡子检查那些打草推土夹带青棒子的人。这夜查的对象就不一样了,查的是地主和富农。现在四十多岁往上的人可能还有印象,在“文革”期间有个“黑五类”的说法,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人和他们的家庭,简称是“地富反坏右”。那年头但凡您本人属于这五类人,或者您出身于这五类人的家庭,那您就算倒了血霉了,不但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有时连生存的资格都没有。
( L, d5 I. `! u
7 D0 v c5 O7 y3 { 我们进村那会儿,村里有一家地主和四家富农,这五家人的成份是在五十年代土改的时候上面给定的,二十年多年过去了,当年这五家当家的有的已经过世,可“地主”“富农”的帽子没跟着他们进了棺材,传给了后代。其实按村里人的说法,这五家人的成份当时给定得高了,就说那家地主,土改之前也就有三十来亩地,倒是雇过扛活的,可都是地里活儿忙的时候雇的短工。这点儿产业的主儿要是到了顺义县城附近上千户的大村儿,撑死了也就是个上中农。之所以给他们定这个成份,是因为上面有话,每个村儿不论大小都得出一个以上的地主和若干个富农,不然这阶级斗争一旦搞起来,没有斗争的对象不是? & Z: @6 R* ~# |! y9 G
) ]7 y, a8 [9 G f+ T. l
二十年的岁月,让这几家地主富农养成了独特的生存法则和行事方式,在村里呆的时间长了,我们也就能瞧得出来。他们家的劳力在队长派活儿的时候,绝对不会像成份好的人那样,挑三拣四,骂骂咧咧;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也不会像那帮老娘们疯疯癫癫地跟老爷们开着七荤八素的玩笑;出工的时候,他们都是走在前面,收工的时候,又都是跟在后面;赶到队上分东西的时候,他们又总是排在队尾。他们是一群几乎被村里人忘记了的人,尽管村里人跟他们有着割不断的血缘或者亲缘关系。
5 E4 j$ W; x+ H1 W) A9 v$ R8 q 9 \1 T7 Q& q. G5 u3 I; z8 {
可在那个年代,他们即使这样甘居底层地活着,也过不踏实,夜查就是对他们生活的一种骚扰。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赶上过几回夜查的差事,至于为什么要查,当然有缘由儿,可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夜查要问的是家里有没有外出的人,家里是不是住着外边来的人,我现在想大概是防备着这些“阶级敌人”相互串通,密谋破坏当时的“大好形势”吧。夜查和昼查一样,都不会事先通知,这也是怕走露了风声,为的是不给“阶级敌人”逃跑和喘息的机会。夜查也并不是村里党支部就能决定的事儿,都是根据公社的指令搞的,而公社也是转达县里的命令,至于再往上是谁的命令,我就不知道了。 n, | p0 q o9 }0 ?5 u2 ^. b9 S
9 D7 ?) y$ O) I8 a
夜查的时间都是下半夜,那个时候人们睡得正香,就是个把“阶级敌人”习惯夜里活动,到了下半夜也得累得人困马乏了,这个时候若是真有坏人出来活动,那逮他们绝对是“裤裆里抓家雀儿 — 手拿把儿攥”的事。参加夜查的人不光是我们知青,还有村里的基干民兵,由大队书记怀忠带队,如果赶上那天晚上怀忠喝高了,就由副书记怀春带着,如果他们两人都喝高了,就由副书记自成带队,到了自成就不再顺延了,因为他没有酒瘾。 ! v2 k* x3 @5 M8 H
' G" t( j" E0 g9 |* w/ \ 在七六年四月初,北京天安门广场出现了市民自发组织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这一活动到了四月五日清明节时,达到了高潮,人们在悼念周总理的同时,也宣泄着对“四人帮”的不满,次日凌晨,这场运动被“四人帮”出动的工人纠察队给镇压了。事后,大批人被捕,也有大批人为逃避追捕,离开了京城。记得事件发生一周以后,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从北京回来路过我们村儿,这哥们儿在天安门整整呆了三天,直到工人纠察队清场才离开。他在我这儿吃了一顿饭,告诉了我很多城里发生的事情,带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就着一盆儿腌葱和一盘儿花生米,我们俩喝了一斤散装白酒,聊到了夜里十二点多。送走了他我就躺下了蒙头大睡,睡得正香的时候,怀春敲我的窗户,让我起来跟他去夜查。
$ I' J9 @* M9 G O# g! ~! P3 u . `1 W$ l o: j$ d3 {) |
那天夜里参加夜查的是四个知青和四个基干民兵,毕竟查的对象是地主富农,这和白天那拨偷棒子不是一类人,查他们不用再顾及伤了乡里的和气和关系,他们是一群连流着鼻涕的孩子都敢招惹的人,更何况这些根儿苗正的基干民兵了。拿着队上给配备的手电和木棒,我们一行开始行动。到了地主富农的家,首先是悄悄地把院墙围上,然后并不叫门,而是翻墙而入或者用小刀把门闩拨开,这种做法大概是跟早年间的土匪学的。进门之后,留下两个人把住大门,其余的人站在院子里,由怀春上前拍房门,等当家的出来后,怀春就掏出来一张纸,打开手电,按照上面的问题开始问话。这种场合可是过去夜查没有过的,我后来听说这次夜查是专为搜查那拨从北京漏网的“反革命分子”,所以那纸上的问题是上面统一定的。也别说,就这个问话的阵势当时还真挺唬人,有一家出来的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他出来的时候光着个膀子,显然是着急开门只穿上了裤子。我看见他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个背心儿,一边回答问题一边要把这背心穿在身上,可这背心在他手上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了半天,直到问完了话,他都没能穿上。
+ n3 X, ]7 p) I8 |1 B& c, S6 e Y
# u% I: e& [4 C! O& q0 r 问话结束之后还不算完,还得进屋搜查。这个时候,再瞧那几个基干民兵,个个都跟上了弦似的,那都是些个二十来岁尚未结婚的生瓜蛋子,好像就等着入室搜查这出儿了,这么一来,我们四个知青反倒成了碎催儿,只能干把门儿站岗的差事。当时地主富农的住房都很憋屈,院子里大多只有三间房,中间一间是灶间,两边两间就是睡觉的地方。本来他们四个人可以分两拨到东西两间同时检查,可他们好像特别尽心,两个人先进去查,等出来后,另外两个人还得进去再查一遍,等查过一家之后,我们就看出道道来了,这他妈哪是搜查坏人啊,这纯粹是夜闯民宅过眼瘾来了,您想,谁家没个大姑娘小媳妇的,就是成份高的家庭,人家睡觉的地方也不是这帮小子平时想进就能进的,这可倒好,名正言顺地进去,还是夜里。特别是查到最后一家,那家儿有俩没出阁的大姑娘,那几个小子在这俩姑娘的房里足足查了有五分钟,直到怀春催了三回才出来。事后我问过其中的一个小子看见什么了,他说其实什么也没看见,人家两个姑娘都穿着白天的衣服坐在炕上。
2 H7 n6 O! @! _( }& q
2 b* p/ V5 o, O9 G 写到这里,我这心里就有点儿熬头,写不下去了,只想跟那些已经过世的地主叔叔和富农大爷们道声歉,不过还是那句话,要怨也别怨我,就怨那个JB年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