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网视在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七日登载<<北京名胜古迹辞典>>中有北京明因寺的短文:"北京崇文区清华街的明因寺,初称三圣寺,明万历初年,明肃皇太后建并赐额。 一六〇一年,从佛教圣地五台山来的住持紫柏大师...... 明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大书法家董其昌到过明因寺,为该寺书<<佛成道记>>,落款自称'香光居士',共十二版,刻于石上。现这些文物均已无存,寺庙中仅存两座大殿及清代石碑两座。" 网视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又登载了明代刘侗和于奕正所书的<<帝京景物略>>关于明因寺的文章摘要:"......天启二年,董宗伯其昌过此,书<<佛成道记>>,笔秀劲似李北海。宗柏三十年前,见紫柏此寺中,索书成道记。寻前诺也。今拓石矣,置寮左壁。寺僧雪崖以讲宗,仰崖以讲经,著都门。"...... 董其昌为北京明因寺写经之事,是应何人所求?具体是哪一年?在什么地方所写?写的是何经文?是否象明代<<帝京景物略>>和现代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所描述的那样?今天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关于明因寺董其昌为其写经之事,估计也是从明代的<<帝京景物略>>中转释而来的。 明代董其昌确实为明因寺写过经文,之后,又请刘光旸模勒了十二块石碑,后只拓过壹本经书,这本拓本经书寺里送给了董其昌自己留存。但是,这十二块石碑却没有运到过明因寺,更没有安装到左壁上,所以世上没有人知道其中准确的详情,此事在当时可能被传得很热闹,为什么后来又没有完成此事,竟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谜。 这唯一的拓本经书后来被我们祖上所得,世世代代珍藏着,此拓本至今已有近四佰年的历史了。 董其昌在这本经书后面有详细的说明;也把前后因果表述得很清楚,与明代刘侗和于奕正所书的<<帝京景物略>>和现代<<北京名胜古迹辞典>>相差甚远。 一.时间错误 董其昌给明因寺写经文是天启四年十一月长至前一日(1624年)。而不是天启二年(1622年),时间错了两年。 二.人物错误 要求董其昌为明因寺写经文的是明因寺的永舜和尚。而不是潭柘寺的钦命主持达观大师(达观大师晚年号紫柏)。 三.地点错误 董其昌在天启四年到皇家寺庙潭柘寺,想到昔年(很久以前)的夏天,在潭柘寺碰到过达观禅师,达观禅师曾经向他转达了明因寺和尚永舜;要求董其昌给明因寺写部经书,刻在十二块石板上,装在墙上散施诸方。此事已过去二十多年了,永舜现已六十多岁了,为满足明因寺永舜的愿望,董其昌在潭柘寺写经,写完后交给永舜上人。而不是路经明因寺,突然进寺去写经的。 8 ~; [! ~. w# ?0 V1 i- }+ V
四.经文题目错误 董其昌写的经文不是"佛成道记",而是<<释迦如来成道记>>,开题就是写的这题目。结尾是:释迦如来成道记终。这本经文正文有两千零伍拾个字,跋文有壹佰贰拾个字,总计贰千壹佰柒拾柒个字。全文都在写释迦如来成道的故事和前因后果的关系。 董其昌为明因寺写经文之事,当时比较轰动,但是却没有让民众观赏到,甚至象明代的刘侗和于奕正这样的文人也没有真正的看到,从而只能凭流言,把这一段史事错误的写在<<帝京景物略>>里,从而又让我们现代人以讹传讹,以误传误。这样看来,古人写文章也是很不负责任的。 董其昌为明因寺所写的经文是抄写唐朝人撰写的佛学文章。字体大小是八分至五分之间,此拓本册页长三十三厘米,宽一十六点五厘米,厚三点八厘米,是董其昌七十高龄所作,落款是:云间香光居士董其昌识。 我已于九四年将此拓本请湖北大学李悔悟老教授识释,并对其全文进行了字译。 董其昌在经文中自号“云间香光居士”大概与他几十年仕途上几经波折,当时朝中阉竖用事,董其昌深自引远,七十岁告老还乡。晚年方悟禅学之道,诚心皈依佛教有关,七十高龄识书<<释迦如来成道记>>对于董其昌本人来讲是有其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 }# Z& E' F2 C; t; E: b
注:达观禅师 俗姓沈,名可真,字达观,人称达观可真 大师。晚年号紫柏,江苏吴江人。出家于 苏州云岩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皇帝 朱翊钧钦命达观大师为潭柘寺主持。后人将达观与莲池,藕益,憨山合称为“明代四大名僧。”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京中发生“妖书大案”,达观禅师受到牵连,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达观禅师惨死于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