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dul: 你好!学长问我还记得40中学的老师吗?学弟不敢怠慢,搜肠刮肚,想起几位,列叙如下。回忆当年,学生岁月,思绪万千,不由大发感慨,学长见笑见谅。- U+ A0 K: m" e# M$ H% D& Z9 N. X
我是1944年1月生人,今年63岁。高三毕业那年我17周岁。高中三年,能够记住并留有印象的老师有这么几位: 一、陈绥庆先生(女),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40中学教数学课。20出头,年青漂亮,南方人。平时总穿着一件故意洗得发白的兰色上衣,显得艰苦扑素,裤子却总是料子的。 陈先生为人善良,没有坏心眼,热爱自己的学生。学生不进步犯错误,他认为是自己工作没能力没作好,痛哭过。无论是在平时的学生教育管理,还是高考升学工作分配,他都极力为学生说好话,保护自己的学生。有的时候,他也无能为力,我们知道这不能怨他。 我曾经给他添了不少麻烦,他很关照我这个十六七岁的毛头小子,对我很好。 当年,学校西侧的国防部请40中学的老师教授文化课,陈先生在教书中结识了一位海军军官,后来结了婚。 我很怀念陈绥庆先生。 二、体育教研室的三位老师: 王(文义?)先生,高个,脸黑黑的。教研组长,华北军区万米长跑冠军。学生时代的我爱玩,短跑打球,游泳滑冰。王先生很赏识我,支持我到什刹海业余体校排球班,学了两年排球,打到西城少年队、北京少年队。西城区中学生运动会百米短跑,我得了第三名,成绩12秒2。我不是干体育运动的材料,玩玩罢了。我很怀念王先生。 冀先生,我们班的体育任课老师,教研组年青的老师。平易近人,关心学生。女同学喜欢冀先生,说他长得帅。 张(徐?)先生,接触不多,但有两件事让我记住了他。一次,给我们班代课,列队后,男同学交头接耳,小声说话(议论先生的腿有残疾),他看了一眼说:“要论打球,我不如你们,要玩体操,你们那个也不是个!”后来才知道他练体操摔伤了腿。再有一次,在教研组,我看见先生拿着一本《平面几何》在看。便问:“先生,您怎么还看这书啊?”,先生回过头来,说:“老了,干不了体育,我吃什么呀!”。 三、教音乐课的武士元先生。高中已经没有音乐课,记住武先生是因为他把音乐课教学中用来展示的乐器,组织一个国乐队,有二胡、四胡、低音胡、横笛、扬琴等乐器,同学可以带到宿舍或拿回家去练习。这在家家户户一穷二白的当时,喜欢音乐的同学生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也参加了,拉二胡。不过,我没有音乐的天赋,玩了几天,就撤了。 但是,我记住了武先生,同学们欢迎的老师。 四、臧福兰先生(女)山东人,30岁左右,齐耳短发,鞋拔子脸上布满苦大仇深的皱纹,最使我难忘的是他一口味道深重的胶东话,一听就恶心。 他好象是留校生,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党员,教政治课。三班的班主任,还是年级主任。自持所谓“根红苗正”,张咀阶级斗争,闭咀贫下中农,挥舞着政治大棒,以十七八岁的学生为斗争对象,动不动就敲谁的脑袋壳,说你学习目的不端正,资产阶级思想,走白专道路等等,时不常的开会说道说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更是心惊胆战,大气都不敢出。除了那些围着他转的马屁塞们,同学们都害怕臧先生。只要一听:“臧先生,来了”,立马鸦雀无声。臧先生要找谁谈话,那他准该倒霉了。弄不好,大祸临头。 我在的四班是理工俄语班,三班是理工英语班。当时,学英语的被认为是崇洋媚外,资产阶级,以至所谓“班风不正”。臧先生是班主任,他把三班的同学整惨了。 三年灾害的那年月,本来就不够吃的,还要宣传节约粮食。三班一个身高1米8几的男同学(名字忘了,是学校兰球队的),上学校广播室讲以前自己胡吃海塞,空长了一个大个,身体吃坏了,尽是病。现在,一天只吃四两粮食身体反而健康了云云。后来,我见了他问:“真的吗?”,他苦笑说:“臧先生让讲,敢不讲吗!” 毕业以后才知道,毕业高考升学,就业工作分配等,我们学生的小命全捏在他的手里(至少他是重要决策者之一),不知断送了多少学生的前程(学长别不信,真的)。臧先生可称的起是当时40中学的一霸,那个时代产生的怪物。 不过臧先生也有现眼的时候。一天,学校请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吴木同志来作形势报告。吴木同志登上礼堂的讲台,叼上一枝烟,不用讲稿,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两个小时。报告精彩绝伦,同学们都听傻了(后来,在传达室信报拦里,北京市委宣传部吴木的退信就有一大摞)。于是,有的同学议论:“咱们老师要有这水平,多好!”。传到臧先生耳朵里,勃然大怒。好几次上课,臭骂学生不识抬举。同学在下面,窃窃自喜。 1964年,有人看见,臧先生参加了北京市四清工作队。如果他仍健在,快80岁了吧!但愿他一路走好。 我记住了臧福兰先生,但不怀念他。 高中三年,最让我深深怀念的是这两位老师: 一、校医室有一位女护士老师(不知道他的姓名),个子不高,大概有40多岁。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就跑到校医室向他要两片药吃。他对每一个同学都很关心,经常数落学生不讲究卫生,好象是他的家人一样。看见他,给人的感觉是关爱和真诚,学生都很尊敬他。调皮的学生故意叫他一声:“老太太!”,这个,他可不干了。一边追,一边问:“你叫谁呢?”。后来才知道他是信教的老处女。 那年,学校在操场西南角盖起了厂房,与民用灯具厂联合办校办工厂,学生每周都要去劳动。一天,我干活时不小心,毛刺把手划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跑到校医室,护士老师赶忙上药包扎好,问:“你怎么弄的?”,我说:“干活碰的”。突然,他拿出了学校食堂三张2两粮票给我,说:“你劳动干活,吃得多,反正我也吃不了”。我惊呆了。要知道,那是1960年人人喊饿的年代,为找一口吃的都要发疯的年代!非亲非故,三张2两粮票,多大的情分啊!16岁的我,那时真是不懂事,连谢都没谢,高兴地答应一声,收下粮票就跑了。 至今,护士老师的音容笑貌,我深深记忆着,很怀念这位不知姓名的护士老师。也想叫他一声老太太,让他追着我跑! 二、教物理课的刘先生(名字忘记了)南方人,中等身材,有点口音但都能听懂。印象中最深的是他总穿着裤线笔挺的料子裤和一双不相配的园口布鞋。 刘先生教物理课在西城区是有点名气的,年年是高考判卷老师。 众所周知,高中的物理课是比较难学的。刘先生不局限于课本教材规定上课,而是着重于书本知识的扩展和延伸,讲课有深度和广度。高三总复习时,他更加强了力学、热学、电学等方面知识的综合练习,让学生掌握比较全面的物理学知识。刘先生的物理课,我终生受益非浅。 刘先生教学严格,在他手底下,考试得个3分,就很高兴。4分,就值得庆贺。5分,难上加难,一般同学都不敢去想。几乎所有同学都不止一次得2分。但是,大家仍然喜欢上刘先生的物理课,觉得真学东西。 有一年,教育局调刘先生公干,学校请13中的一位女老师代课。工作之余,刘先生在上晚自习时,到校看望同学,就当天的功课他出了许多题目,同学们均不能作正确和完整的回答。第二天,求教女老师,惊骇不已。没过几天,女老师便走了。相比之下,同学们更加尊重和钦佩刘先生。 名师出高徒。我们高三4班(1958-1961)毕业生中有位女同学叫张阿玲,1961年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请见清华大学网站对他的介绍(摘录): 博士生导师张阿玲,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导师,教授。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自1973年起在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院工作,现任能源系统分析研究室主任, 是学科带头人之一。1973-1980年间参加从事反应堆设计和另功率实验工作。 1980年起从事能源经济和能源系统分析方向的研究,主要包括国家中长期能源需求和供给的建模和预测及政策分析,二氧化碳减排技术选择及其环境和经济影响,城市交通中的污染物排放控制等方面。 ……………………………… 近年的研究结果屡次被国家计委、环保局及国际研究机构(APERC, 亚行)采用,其结果对于制定能源战略及减排温室气体对策和我国环境外交有着重要意义。在国际会议和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和著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级二等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教委一等奖和国家教委二等奖。 张阿玲今日取得的成就,北京第40中学教授高中物理课的刘先生功不可没。我想,刘先生一定会为他的学生张阿玲高兴,一定会给张阿玲打个5分的。 毕业后没两年,听说刘先生离开40中学走了,可能是回了老家,是被挤兑走的。 时光已经过去了46年,40中学的老师,有的记住了,有的没记住;有的深深的怀念,有的就不想怀念,这就是历史。 敬祝老师们身体健康,阖府康乐,如意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