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a, X- N2 `* P
这是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北京贫儿院董事会的名单：
+ ?! S$ [( ~0 b
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 `! L; Z% h0 {, ~7 e* x& Y
- a) d: e. Q3 ]8 E2 E5 p+ q董事长王景春资料不详。第一任董事长即臧守义，他于癸丑（1913年） “创办二载，就隐避乡野”，第二任董事长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但办事未久，因出任驻美公使后即辞去董事长，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没有找到相关记录。第三任董事长即曾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字寄梅）。三名名誉董事中，吴炳湘为京师警察厅总监，江朝宗为步军统领署统领，叶恭绰则时任交通总长。前两人的聘任，意图很明显，意在与警方协调配合，在地方上倚恃声威。叶恭绰的加入则给董事会带来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中交通界人物占有很大比重，如关赓麟、孙多钰、任传榜和华南圭等，他们不仅多金，而且是当时的实力人物。同时，正如甘博所言，内中多人毕业于美国名校，如钱方轼（隽逵）毕业于哈佛，周诒春耶鲁，孙多钰康奈尔大学等。另外，两名美国人步济时、格林赫然名列其中，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和总干事。名单的下半部分为女董事名单，就是甘博说的 woman's auxiliary board （妇女分会），其中包括了前内阁总理、时任慈幼局局长、慈善家熊希龄先生的夫人朱其慧，以及一些董事的夫人。 9 u5 U) B4 z6 `- h
) a4 h9 M$ I0 |/ V8 O# M" u
有关步济时，在杜克大学图书馆公开的甘博的照片中，输入关键字”Burgess”,可以搜到4张照片，分别是： # h7 k0 e; }* e. |
John Stewart Burgess Kidding Populace（步济时与百姓说笑）2张，两张的画面雷同，摄于山东泰山 (Taishan) - ~! V2 K9 N$ V; E8 O9 y& y0 a; U
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 [8 b% |4 |' H# B
& {! O$ l$ m- y% F% p8 J2 [' p& x
* \2 I: f J2 ^Burgess & Young (步济时和杨) ，摄于山东曲阜（Chufoo），居中白帽者为步济时 : v9 z6 r# c+ N+ `8 R" g
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 I# Z: w* ]" }, E9 z4 W- e4 B) H3 n ! |' b1 d9 m% ]* Z4 R" a
2 [2 G( ]' I2 K8 X0 I
根据甘博年表，以上三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是1919年的3月。第四张Burgess in Beggars Home（步济时在乞丐栖身所），地点是北京，时间在1917~1919年，具体时间不详。画面很有意思，估计是行程中他们看到了一处乞丐栖身的墙洞，美国人童心未泯，非要做一下亲身体验不可。 5 u/ {2 I q3 a! _
) e) o- M: d# s8 f0 `- U! c
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3 j. v% T7 X7 q6 S0 e: H/ e8 M& W
: `$ G& u7 @4 n9 @4 v$ [8 m0 a* V在谈到北京贫儿院的发展历史和管理状况时，甘博写道： ( ^7 K; n* X$ p
“在经过董事会对事实调查后认可的前提下，任何一个其家庭无力照管的孩子将被这所孤儿院所接纳。通常孩子由一些私人介绍给董事会，但警方也提交给董事会他们觉得特别典型的任何案例。因为这所孤儿院的最大容量是100人，目前只批准了几个孩子。大批的孩子在三个不同的时期被接收进孤儿院，首先是1912年的创办时期，其次是北京兵变后的1913年，第三次是1917年的天津洪灾之后。
1 `; A# o. ?7 `
) ]% F" j8 D& @/ X. L) k/ H& }5 t孤儿院的具体管理由一名院长和他的两名助手负责，他们由董事会指派。院长的工资为每月50美元，两名助手每人每月25美元。通常一名助手为女性，负责女童部的工作。” $ n8 z9 z3 O6 e6 G* {7 o
( W" Z5 D0 p0 V3 i
—Peking: A Social Survey, p287~288 . b( i. W: c6 C& ~9 s
6 B/ z! A t" _$ ^在民国八年（1919年）三月《北京贫儿院募捐启并简章》中有：“本院创立辛亥秋间，……收养汉口火燹后之贫儿，继而京师兵变，直隶水灾……”与甘博所记完全吻合。
( D" V7 q8 x' h4 d- N% K) C ! Z) {: s$ m7 W1 T' h
1 Z1 S* f( Q* q% d1 n- i8 M
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 U$ D# A( B- Z6 n2 _& \1 v5 p
% ?, K' b/ e4 q# T/ s
这是民国八年三月的《北京贫儿院职员一览表》，比照这张表，下面这张照片的人名我们都能叫出来了，照片的标题是：Orphanage, Chang & Assistants （孤儿院，张和助手们） + Y8 r% j, t( f( F
解读甘博记录的北京贫儿院（下）
7 l. r5 G5 H+ ^. q- p7 m+ V( z; k
9 t1 O o; C5 r/ |- ]0 z% v
照片中人物身着冬衣，时间应是1918年底或1919年初，居中的是院长张文斗（字星垣）先生，左边是女监院（监院相当于副院长）刘王瑞瑛女士，男监院李文铎（字振轩）先生居右。张文斗先生担任院长时间较长，直到民国九年（1920年）四月，因自办如意成织毯工厂，无暇兼顾院务，方向董事会辞职。有两件事可以说明张先生宅心仁厚和尽职尽责。其一，孤儿院曾收养一名走失的孩子，孩子失去双亲，由邻居带来北京，只能说明自己是山里人，其它则茫然不知。张先生闲时向这名男童询问，孩子隐约记得来北京时经过三家店（门头沟地名），于是张先生携男童直奔三家店，遍走方圆各处，使男孩目睹周围景物，以访其家，驴夫从他们的交谈中听出原委，提供线索，终于使男童找到了他的叔叔。另一件事则是，他为两名入院新生课余辅导算学、字母功课，谆谆教诲，很晚仍不休息。刘女士主管女院（女童部），民国九年以后兼任国文教员。照片中她的发型很像男士的背头，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由于她是天足，错认了其性别，但仔细看她着的是裙装，手指细长，不禁哑然失笑。刘女士尚秉承男女授受不亲的古风，有意与张先生离开一段距离，使画面人物布局不是很对称。
- b: v4 `; c7 R0 u) e 7 f) R O+ E, z+ y- c5 a( B7 a4 \6 g
这是民国八年三月贫儿院的平面图：
: \; J; Q' h7 w5 i$ O3 d3 o' l
/ ]& F. B+ r2 ^5 E2 K' O& Q, e
1 y- u. d7 h% M" w r% e; d
5 R; ?% {* a6 G& H# A; f% d2 ^6 E继续引用甘博书中的描述：
“这里的建筑是通常的中式风格，目前由于经费的缺乏，急需大的修缮。尽管如此，这里的环境卫生极好，每件东西都是清洁的，并得到了很好的维护。 / M8 @4 B0 I1 n( M C: T. r0 a
- c- r% l0 Z; U$ l4 ?8 b* w除了星期日，每天在五个小时的工作训练之外，孤儿院给予每个孩子至少两个小时的文化课教育。教授男孩木工和编织地毯，女孩则是缝纫、编织花边和烹饪。负责文化课和工艺的老师一个月收入12和15美元，而编织花边是由女孩中的一位负责传授的。 5 e; n4 e% z9 M. I0 t L7 q* F
2 t9 G* J3 Q2 b' H7 w% R
为了孩子们能够具备日常家务的经验，孤儿院的大部分工作由学生们自己完成。对于特殊的工作，他们分组轮流担任。打扫卫生、帮厨、洗碗，甚至如果他们达到一定的年龄还要自己洗衣服。冬天每周给他们洗澡一次，夏天则每天洗澡。生病后送到附近的教会医院，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
1 M L" s: e( ~1 y # O$ Z: w! }( t. ~) z
—Peking: A Social Survey, p288
) v A# R; j) k& p! |
. u% r3 g5 k# D% }8 W3 D3 P( S有关贫儿院的孩子们工作的照片共有4张，都应拍摄于1919年3月以前：
这张的标题是：orphanage tatting (孤儿院，梭织花边)，是女童们的手工成绩展览，据说她们的作品很受当时名媛淑女们的青睐。
% a8 N1 Y2 D. Y" h1 Y6 a
) h0 \ r% u; H7 k她们的指导老师是一位毕业后留院工作的孤儿，就是职员表中的那位“吕孝奉女士”，谈到她时，甘博写道：“只有几个孩子达到了18岁的年龄限并且离开了孤儿院，但他们已经证明给予他们的训练适合于他们自立。女孩中的一个现在教授编织花边，每月挣得20美元，对于女性而言，一份很高的薪水。”民国九年（1920年）五月，她又被新成立的熊希龄先生创办的香山慈幼院聘为教员，成为孩子们自强自立的榜样。
$ l& _$ q9 Z& r: ^% Q X
% p3 w8 N' j' o9 U; |, s- z这张标题是：Tailor Work (缝纫)，主要是做手工练习，意在培养女童今后家庭生活的基本技能。 9 u$ O: q' I8 J! w$ m5 \! ]9 e
0 g* r% L5 i$ K h, u1 ^1 p
2 R" w. t" b L3 C. m: [0 ?- p
这张的标题是：Rug Making (织毯)，毯工科和木工科是男院的工艺训练项目。1920年5月以后，为了生产自救，经董事会决议扩充工厂，改半工半读为“年幼贫儿专事求学，以年长贫儿完全做工，其成绩佳者，比照外面给以工资”，改组之后“每月出活甚多，已与灯市口仁立号约定代为销售。”工厂的收入自行解决了一部分办院经费。
4 c C& ]8 |( b' |$ t2 i8 Z
0 `) M w: K1 ]* F3 j! e! i
Carpenter Shop（木工坊），主要生产桌椅，当时以质美价廉、坚固耐久等优点已向盐务署、华北银行、高等师范学校、京汉铁路局、扶轮学校等机关学校提供产品。以上各单位借此亦扶助慈善事业，实为双赢。 % M a C0 u) t# e0 a& }# |
" t$ q' F; A: Z$ }* i" G
( P5 ^% A" T- J' e9 K Q7 G6 o' } ' q/ }2 K( X& l! ^! M4 U
由于这是一所依靠私人捐赠维持的慈善机构，从成立的那一天开始，经费问题就一直困扰着贫儿院。甘博书中记录道：
, i; ^6 r9 |1 u0 X“由于一年的年度预算金额约为7,500美元，为这所机构筹集资金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董事会屡次被劝说将孤儿院移交给警察厅，但每次都成功地筹集到需要的款项。1919年期间，继续开展特别募捐活动，筹集到来源于中国人的超过12,000美元的善款。目前这所孤儿院被给予来源于官方的一些帮助。京奉、京绥、京汉和津浦铁路购买了由孤儿院出版的一份小报上的广告空间，广告费每月400美元。”
% p$ N$ m0 D9 s5 n& b! J$ v- ^ 0 g- g7 h+ d3 {- X: }; J) p: m
—Peking: A Social Survey, p289 % j( @/ P; F q6 G
6 D. u: W# ]# d/ Z; p甘博所说的专项募捐活动，是指贫儿院1919年2月28日假外交部大楼，为酬常年经费邀请中外使节参加跳舞大会。包括外交总长曹汝霖（润田）、次长陈箓（任先）、各国公使参赞以及各部司长、科长局长、各校校长参加了大会，募得善款4000余元。同年3月15日，又假青年会开电影跳舞会，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安立德先生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盛赞北京贫儿院及中国慈善家：“我在华十六七年，游历各处，未见有如此的贫儿院，于此可知，北京慈善家不让西国慈善家于前了。”两次活动院长张文斗先生都亲率贫儿代表参加大会，孩子们衣装整洁，举止大方，表现了良好的教养。他们还为中外人士表演节目，赢得一致好评。这支鼓号队也参加了表演。 6 I; W: Q4 ^0 l4 [" f" ^
% }! e4 N Y, S: Y+ i3 ~% O5 J
- C- C) `' C3 ?0 z q 6 }& v4 h9 ?, F% ~9 \; l3 y
1919年春天的募捐活动，上至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等政府官员，下至普通市民，均踊跃捐款。梅兰芳先生因在日本演出错过会期，回国后仍慷慨捐出现洋300元。据贫儿院统计，1918年7月1日至1919年6月30日，全年合计得到善款现洋八千余元，京钞五千余元。
: J6 ~' S1 [. v9 `' d0 @1 ? , c: A) M) y3 I3 E
文章的最后，我仍引用甘博的记录作结：“ 依靠清洁卫生、教育和工作训练，即使利用小的预算和简单的原料设备，在孤儿的关怀上可以做什么，这所孤儿院是一个良好的示范。 ” / m3 g& d' @; r- }' H5 I
+ x% R. c9 i7 N$ R6 R$ `
4 L* o7 [5 d7 q
| 
发表于 2010-1-29 21:49:00
发表于 2010-2-1 14:20:00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