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为什么嫉恨江南？

小小的我

朱元璋为什么嫉恨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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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民风淳朴、士农工商按儒家传统规定的秩序各安其位的小农社会。而商业发展以后必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又使这个新天子深深恐惧和仇视，他认为这是不利于其控制的。因此，他既要从经济上压榨江南，力图铲除这一地区由于工商业而带来的社会富庶与奢华，同时，作为文化的江南也是他要竭力扼杀的。
    公元l367年，也就是元至正丁未年九月，盘踞江浙的张士诚政权在朱元璋部的进攻下宣告灭亡。这标志着环顾宇内，朱元璋已几乎没有强大的对手，其统一中国的伟业基本奠定。张士诚原先统治的以苏州、杭州、嘉兴、松江为主的江南地区，现在归入了朱元璋的版图。但“江南”带给朱元璋的，却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喜悦。洪武初年，一次微服私访让朱元璋大发感慨：“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民至今呼为张王。我为天子；此邦(吴地)呼为老头儿。”吴地的奢华让他厌恶，吴地的民风更让他不懂，这样一个江南是他这个新天子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登基不久，朱元璋对江浙地区的整饬就开始了。整饬全面而系统，整饬的动机，则不单单是经济上的，更有政治和文化的深谋远虑。
    在中国历史上，“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概念。
    自南宋以来，江浙沿海的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元统治者更是趋近 “功利”，大力倡导海运，鼓励商业，直接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元末江浙地区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二是给以 “崇本抑末”、“重义轻利”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特质。同时，因为元朝统治者管理相对粗疏，对民间风俗变化不太放在心上，清规戒律较少，江南文化在经济发达的基础之上，也随之得到了蓬勃发展。元末大乱，张士诚割据江浙，他实行的仍然是元王朝的统治政策，所以，虽在战乱之中，但江南地区偏安一隅，文化并未受到摧残，反倒呈现出一种奇异或曰畸形的繁荣态势。提到元末江浙地区的文化，不能不说到两个人物，一个是大诗人杨维祯，一个是从富商到文人、又是文艺赞助者的顾瑛。
    顾瑛，字仲瑛，又名阿瑛，别号金粟道人，从小生于官宦之家，祖父任职元廷时，定居江苏的昆山界溪。因为统治者对商业和贸易的重视，元朝的士风发生了一些变化，最突出的是不再视商贾为恶俗。顾瑛得风气之先，十六岁时就在商海中搏击，不到十年，顾瑛再回昆山时，已一跃成为苏州地区屈指可数的巨富之一。
    成为巨富后的顾瑛开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选择：一是脱离商界，潜修文艺；二是在昆山构筑玉山草堂。此后数年间，顾瑛广邀天下名士，日夜在玉山草堂与宾客置酒高会。“玉山雅集”遂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符号。
    参加“玉山雅集”的名士中，就有像诗人杨维祯、画家倪云林等这样的一代文化巨子。杨维桢在玉山草堂所做的最腾播人口也最让人诟病的一件事是所谓“妓鞋侑酒”。这个惊世骇俗的动作更像一个行为艺术，表演者要借此表示他自己乃至整个江浙文人对僵硬礼法的蔑视，张扬一种新的价值。什么样的新价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性的包容和尊重。在杨维祯们看来，普通人那些世俗的欲望实在没什么可耻的。我们看到，过去被文人鄙视的市井生活，尤其是行商坐贾的逐利生涯，在文人笔下第一次显得那么明丽和健康，昔日总要以“发乎情止乎礼”来规范的男女情爱，也开始回到人性的常轨。旧文人门槛很高，可是在杨维桢这里，却没有各种身份的限制，他遍交各个阶层的人士，和他诗文唱和的，有制笔者，甚至还有替人理发的手艺人。
    商人地位的提升也是元末江南文化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元末富商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即急欲使自己获得一种文化的认同。于是，在元末江浙地区，由富商主持的如顾瑛 “玉山雅集”一般，纯粹私人性质的“文艺沙龙”一时蔚为大观，文人们在这里被待为上宾，商人们也从文化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士、商良性互动的一幕，在元末的江南上演了。而像这样一个 “文化的江南”，却是从乡野里崛起的朱元璋所无法理解的。
    史料证明，朱元璋对江南的民风和士风早存不满。据《明实录》记载，早在明朝建国前，朱元璋就曾经这样训诫归顺的张士诚旧将：我所用的将领多半是濠泗、汝颖、寿春、定远(现均归安徽省)诸州之人，他们勤苦俭约，不知奢侈，不像你们江浙人，因为富庶就耽于逸乐。现在你们既然归顺于我，就一定要把过去的习惯和毛病好好改掉。
    统一天下后，江南虽然已是新天子朱元璋的“王土”之一，但他对江南“王臣”的疑惧却是并不隐讳的。明王朝对江南实行的重赋政策是其一；在攻下苏州数月之后，朱元璋下令强迫大批苏州富民迁徙至临濠(今安徽凤阳)，这些人甚至被禁止回乡扫祭祖墓，违者受到严惩。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拔除文化江南的要着。
    除此之外，朱元璋对江南人士还充满了强烈的不信任。据考证，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苏州知府竟然换了三十次。尤其是洪武七年发生的苏州知府魏观被诬谋反冤案，更牵连大批江南名士掉了脑袋。在朱元璋的强力打压下，元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江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外观残破、精神枯滞的江南。活泼泼的元末江南文化从此风流云散。
    直到明弘治、正德年间，随着政治上的松动和经济上的发展，萧条已久的江浙地区才重新恢复了活力。值得注意的是，统治者明孝宗、明武宗都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英主，明武宗更被指为荒淫的庸君，而恰恰是在他们的手下，江南经济和文化才又得到了恢复性发展。与其说是他们的措施多么得当，毋宁说根源正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强有力的措施。皇权统治者控制力的削弱，对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可能是个坏消息，但于激发民智和社会进步却是充分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