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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角落，在繁华区的边缘
6 R; g1 L K, r0 |( p4 u$ ~% D 《南方周末》2005-06-238 q4 |. d8 G! {% o, d0 O1 R- P
记者: 吴晨光 周瑜 鞠靖 郭力 苏永通 编者按 “北京大栅栏已经沦为‘贫民窟’”？尽管这个让人震惊的说法后来被认为不准确，但豪华高楼与破败平房，繁华市井和困窘生活，确是不少城市在高速发展中的一种常见景象。北京市社科院日前公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将“城市角落”这个概念带入到公众视野。在诸多类型的“城市角落”中，最受人关注、也最难于改造的是城市中心地带的角落。曾经繁荣兴盛、寸土寸金的地段今天已经凋敝不堪，成为城市贫困人口的聚居之地，如同繁华中的孤岛。人们在这些“角落”究竟如何生活？“角落”的希望在哪里？如何走向现代化？本报特别调查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市中心的“角落”。 北京：曾经辉煌的大栅栏 胡同里的居民 清脆的铃声和三轮车部件的摩擦声一起传来。6月19日下午3点，三轮车夫李子平终于揽到了一个活儿。拉着游客穿梭于距离北京天安门不足2500米、面积为1.26平方公里、拥有115条街道和胡同的大栅栏，是这位47岁的男子的谋生之计。 他一边努力蹬车，一边向车上的游客指点着周围，这是明清的建筑，这是民国的道路，那是解放后拉起的电线。 生活的压力让三轮车夫看上去更像57岁，尤其是粗糙的皮肤和斑驳的头发。他是地地道道的大栅栏“土著”，生在大栅栏附近，除了下乡外没有离开过这里。从1990年下岗之后的春、夏、秋三季，几乎每天吃完午饭，他就和他的三轮车出现在前门楼子。 车在胡同中穿行，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居民的住所———可以看得出，不少房子是主人自己搭建的———砖瓦的颜色青红杂乱。如果走进去，会是一种“三级跳”的感觉：路比院子高、院子比房间里高，最大的“落差”接近..5米。 三轮车夫一家三口在两广大街附近拥有大约30平方米的两间平房。“这在大栅栏地区算是条件不错的。”他说。 随意的走访很快证实了他的说法：韩秀英，80岁左右，三井胡同居民。现居17平方米，一里一外的套间。小孙女出世以后，老人和儿子一家三口窝在这间屋子里。前年夏天儿子终于搬走的时候，孙女已经是22岁的大姑娘了。另一位已经退休的毕女士，与老伴、儿子、儿媳、孙子、女儿以及外孙住在4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的是上下铺。 古老的胡同里几乎看不到空调的影子，每度0.4元的电费会让人心疼。电扇和火炉是大栅栏居民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每年入冬，李子平都到附近的煤场，用他的三轮车拉回蜂窝煤取暖。 由于屋里没有上下水道，用过的水只能倒在房屋两侧，于是自然形成了两道水沟。很多人家无法在家中洗澡，距离炭儿胡同喻先生家数十米的地方有个公共浴池，洗一次澡十块钱，喻先生笑着说“十天八天去一回”。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厕———每天早晨，在胡同里的“旱厕”门前，都会排起长队。 尽管李子平拥有1.75米的身高、超过70公斤的体重，以及看起来很结实的肌肉，但“这是表面现象”。病痛缠绕着他的全身，在蹬车的时候，他甚至会停下来吃药。 他平均每个月收入大约1000元，但要负担上高二的女儿的学费。“所以我要拼命干活，明年女儿考上大学后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不愿陌生人到家中造访，如同这里的其他居民，因为觉得是“贫得拿不上台面”。 在吃饭的时候能喝上廉价的二锅头白酒，是李子平最大的要求，尽管佐餐经常只有黄瓜、咸菜和一小碟花生米。而在韩秀英家，摆在黑白电视机旁边的晚饭也是西红柿打卤面。 “你知道一个月不吃肉是什么滋味吗？”这里的一位居民说。 “这就是北京穷人的生活。”李子平说，“昨天(6月18日)的报纸上登出来的，北京市社科院的调查报告，说这里一部分人每天的生活费只有8元，真真切切。” “城市角落” 调查报告是在6月中旬发布的，全称为《北京城区角落调查》。共有358个“角落”被纳入北京社会科学院40多位专家的视野，这是中国首都第一次推出的“角落调查”。 而大栅栏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在数十万字的报告里，涉及它的有这样的描述———该地区“已经成了典型的贫民窟”。虽然只有一句，但6月17日媒体报道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 “媒体对这个概念有过度炒作之嫌。”接受本报采访时，北京市社科院院长、角落调查负责人朱明德说，“事实上，我们是想说明：城市角落问题需要受到社会的重视。” 在这位负责人的指导下，这项调查已经持续了一年时间。大栅栏所在地———北京宣武区———的调查，共有9人参与。负责人滕仲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他们沿着三轮车夫走过的路线，对大栅栏的状况进行了解。其中最主要的问题被归纳为： (1)人口密度大，居住拥挤———该地区11个社区中，平房社区10个，平房院子2950个，其中危旧房90％以上。 (2)火灾隐患多。供电系统老化而胡同窄小，为了应急，消防部门专门用130小卡车改装成小型救火车，社区则配备水罐三轮车。 (3)市政及卫生设施严重不足，特别是厕所和供水供电，石头胡同曾创下了一次断电42天的记录。 (4)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地区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 而在此生活着常住人口23418户，57551人。其中60岁以上9914人，占17％，远远超过了中国10％的老龄人口比率；残疾者963人，失业登记者4427人，社会低保户929户。而在五年之内，两劳释放者有38人。 另一个群体则是外地流动人口——公安局注册登记者为16700人，他们所从事的劳动行业具有地域性：河南来的收购废品，河北来的卖水果，山西来的开旅店，安徽来的卖箱包当保姆，四川来的开餐馆，江西来的开发廊，东三省来的“招商引资”和拉皮条。他们以每月300—500元租住在老房子里，于是，在大栅栏的另一特色是，地道的京腔中混杂着各地方言。 “大栅栏的个体户里面，超过半数是外地人”，大栅栏社区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很显然，土著居民对这些外地人并不太欢迎。“他们抢占了我们的生意。”李子平说。在三轮车的里面，已有天南海北的人融入。另外，外来人口的聚集，让这个地方的社会治安复杂起来。但外来人口也为本地居民带来一些希望。房屋稍微宽敞一些的，可以租赁挣钱。 繁华只在记忆中 尽管已经没落，但“老北京”与外地人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我们关心政治，”车夫李子平说，“即使每月全家只有1000元的收入，也要挤出钱来买报纸，实在不行就‘蹭’人家的看。” 居住地曾经的繁华是他们最为自豪的——“老北京有一句话：头顶马聚元(帽店)，身穿八大祥(绸缎店)，脚踩内联升(鞋店)，腰缠四大恒(钱庄)。”居住在大栅栏的一位老人说，“包括张小泉剪刀、同仁堂药店，这些创立于19世纪的店铺都坐落在大栅栏。” “在这里，最著名的还有妓院文化和茶文化。”三轮车夫说，“著名的八大胡同遗址就坐落在这一带。”这些景点至今是大栅栏的“宝贝”，尤其对于李子平来说———如果没有了它们，每次收费80元的“胡同游”就难得有客人光顾。 “民国时代，我刚刚出生时，这里还是有名的商业区。”韩秀英说，“从今天的前门大街通到永定门，吃的、喝的、用的应有尽有，到了晚上还有夜市，灯火通明。” 这位八旬老人也见证了这里的衰落。1958年到1965年，公私合营改造后，80家店铺变成了30多家，而前门火车站的动迁也给大栅栏沉重打击；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商业区更是江河日下———首先，前门大栅栏的市政建设滞后、交通落后；其次，大栅栏地区的商品更新换代速度特别慢，更新速度与时代有很大距离。由于商品滞后，年轻人也就不再光顾大栅栏了；而长期的计划经济让大栅栏的商家有了一种惰性的经营模式，不想在经营上进行创新开发。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也直接影响到这里的面貌。”李子平说，“房子塌掉了，人们自己搭建起了各种各样的房子。” 人口的拥挤让房子不堪重负。为了生活，大量的电线像麻绳一样被拉在天空上；不少临时厕所建了起来，路也变得坑坑洼洼。古朴与破烂的“现代”就这样被强行嫁接了。随着自建房屋的大量增加，很多本地人将其租给外来人口——权威统计表明：约1／3的人将房子租了出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字号的不景气，因为市场不认可。比如说步瀛斋，尽管标榜其手工制作的布鞋以前甚至曾被党和国家领导人青睐，但现在谁会花148元去买一双布鞋呢？ 如何东山再起 地区内明清木楼296处，市级保护文物8处，区级4处，会馆21处，银号、旅馆49处，名人故居11处，寺庙7处，有特色的四合院100处。 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评价：“大栅栏地区的价值在于它是一部中国城市史活的教材。” 所以，在“城市角落”的七个类型中，大栅栏被归为“文物保护”型———“北京有很多需要保护的历史文物、历史风貌和历史街区。但不可否认，不少历史文物、历史风貌和历史街区在维持现状的表象下正遭受着各种或明或暗的破坏。” “也正是文化和文物的价值，从侧面阻碍了整个地区的改造。”一位曾参与调查的专家说，“对于开发商来讲，最大的获取利益的途径是把所有的房子拆了盖高楼，但这种方式显然不适用于文物集中的地区。何况，这个处于北京城市中心的地方寸土寸金，没有大的利润空间，谁敢在这里进行开发？” 报告中还特别提示了一点：这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居民居住和生存从业一体化的现实。就是在此居住的人同时又在此维持生计。调查显示：这里共有个体经营行业729家。所以，简单地沿用普通居住型危房改造的方式，肯定行不通。 此前北京市政府和企业曾经三次斥资改造大栅栏，并没有根本改变这里的格局。2003年6月，北京市高层批准了“大栅栏地区保护、整治与发展规划”，目前只完成了月亮湾广场107户的搬迁。如此计算，北京市初步认定的30片文物保护区的改造，即使50年也难以达到目标。 而课题对于这种“城市角落”改造与保护的整体思路是：政府搭台———组织建设市政工程；百姓唱戏———危旧房的改造由居民自行解决。 调查报告认为，交通、防灾、水资源及给排水、能源、邮电及环境系统，应实行股份制运作，居民在使用其服务的同时，可以购买其产权，也可以租用；而在规划市政设施的同时，要对居民自己设计、建设的房屋制定法律法规和申报审批的工作程序，最大限度还自由于民。这个地区户均面积19平方米，政府和开发商最多补偿20万元，但该地居民至少要求补偿40万元，缺口为50亿。自行建房可以填补这个窟窿，那些不同风格的民居也可以让多彩的文脉得以延续。 “这样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调查报告写道，“居民自建房屋必然导致良莠不齐，造成街道景观改造缓慢，对此我们应该调整心态，学会容忍，体现现代社会的包容性。这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方面。” 亲民总理造访“城市角落” 李子平将一个小时“胡同游”的最后一站定为：温家宝总理曾经视察过的西打磨场胡同。 温总理是在2004年11月7日上午9点半到达这里的。竖立的照片记录了当时景象：当身着灰色夹克、面带微笑的温家宝走近时，人们几乎是蜂拥着跑过来迎接他。 西打磨场与大栅栏街区只有一路之隔，同在前门之前，而两个地方都是典型的“城市角落”。与邻居一样，西打磨场的居民们居住拥挤，不少人吃着低保，并要忍受供电、供水、上厕所的不便。 “关心你们的生活，是政府及工作人员重要责任，我们应该时刻想着群众，倾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在看望“低保”人员之后总理说。而关心政治的李子平说，这对于前门6万人来讲是一个福音。 并没有证据证明温家宝的到来与大栅栏的改造有什么关系，大栅栏工委的一位人士称，对于未来的规划尚未听到更新的政策。但有专家认为：本届政府一贯提倡的“和谐社会”，会对城市的改造和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所以，在大栅栏调查报告的最后一段，建议居民自建房屋之后，调查人员总结说：我们的政府曾不自觉地沿用了计划经济思维，过度使用了行政强制手段，造成了许多大一统的城市作品……除了皇家园林之外，我们悠久的、民族的市井社会是什么样呢？如何学会经营城市，是非常宏大的一个课题。 上海：城隍庙边的里弄 五年级学生小玲端着饭碗靠墙蹲下来，她用右手的筷子在身前一挥，两只苍蝇嗡嗡地飞去。 正午的阳光照在头上，热烘烘的，但是小玲不愿意坐在屋子里吃。她的家在福佑路与大境路中间的一片里弄里，占地不过100平方米的地方，住着5户人家，好在房子是两层楼的，每家也多了一倍的空间，但是5家只有一个窄小不过3平方米的厨房，厨房里的用具也分得一清二楚，饭厅更是奢望。小玲家的房子被周围的房屋裹挟着，修了几次的砖墙也遮掩不住隔壁传来的声音，电视声、广播声、吵架声此起彼伏。 穿出她家的里弄，向东走100米，穿过河南南路，便是有名的城隍庙和豫园商城。但小玲更喜欢蹲在自己弄堂的墙角里，抬头仰望着不远的高处。那里是城隍庙周围一幢幢高大的楼房，阳光反射出的条条金光，让小玲觉得绚丽夺目。 南边的那几幢房子是太阳都市花园，门前的大横幅总让她浮想联翩———“无敌江景，空中别墅”。小玲还没从那么高的地方看过黄浦江。其实，走到那一片“空中别墅”不过是几百米的事情，从院门外，透过明亮通透的窗户，小玲甚至可以看到高处的屋子里影影绰绰的主人，但是小玲觉得，那里还是离自己有些遥远。 小玲的学校就在河南南路的边上，向东过一条大马路，就是热闹的上海老街，房子的样式很古老，但是有雕梁画栋，显得很气派。放学回家的时候，她总喜欢沿着河南南路绕一圈，看看马路对面。那里原来有一片和自家一样的矮房子，现在已经拆掉了，她曾经有一个小朋友住在那里的，现在他们已经搬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一大块地方被围墙围起来，在旁边高楼的映衬下，显得非常空旷。虽然这里还没有动工，但是建了一个漂亮的门楼，告诉人们这里将要成为“明星城”。小玲更感兴趣的是城门口的移动厕所，都说那是简易厕所。小玲希望自家的门口也能有一个这样的厕所，每天有人打扫，这样自己就不用窝在转身也困难的阁楼里坐马桶了。 85岁的龚老太也喜欢看太阳都市花园，但她知道那房子太贵了。 自从跟随丈夫从安徽凤阳的老家搬来，她在旧仓巷边的一个里弄里已经住了50多年了。时光流逝，在大境路边上摆个小摊卖油条的丈夫走了；拿两条长筷在油锅里翻油条的大儿子现在远在贵州；拿扇子往炉膛里扇风的小儿子现在住在江西；大女儿带着她的6个子女搬到了浦东；还有小女儿，那时候可是累赘啊，送到了别人家，现在也是一群子孙了。她很想和孩子们住到一起去，但是儿子们太远，女儿那里又是“外人家”。 现在，龚老太所住的也是石库门的房子，而且是在二楼。她的腿脚不好，下楼也就成了难事，如果叫她一个人过的话，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好在有隔壁的宋老头。 和龚老太一家差不多，老宋一家是从江苏高邮搬来的。老宋现在70多岁了，儿孙都搬出了长生街，只有他一个人还住在这里。女儿嫁出去了，按照家乡的传统，除非女儿的盛情邀请，自己是不好住到女儿家去的。儿子当年顶替了他，在工厂里做工，但是现在工厂倒闭了，儿子到处打零工，老宋也不好意思再去添乱。有时候，老宋觉得自己比儿子还好一些，自己退休下来，多少还有一些保障，儿子则是朝不保夕的。 好在老宋的身体还好，瘦精精的，腿脚也还灵便。看着龚老太端着马桶艰难地从楼上下来，老宋就起了“怜香惜玉”的心。孩子们都在外面工作了，上班的上班，孩子还有孩子，两个老人也不指望他们来照看自己。起初是隔三岔五地，老宋给龚老太扫扫地，干点活，老太也给老宋洗个衣服什么的，两个人就算有了照应。后来，两个人干脆就住到了一起。 老宋觉得现在这样已经不错了，尤其是自己在城隍庙的边上还留着这十多个平方的房子。虽然破旧拥挤了一些，但是还算体面，居委会常来问个长短，志愿者有空来搞个卫生，一个月还有40块钱的食品卡，垃圾也会有人来收，来得晚了些还可以投诉。上个厕所之类不方便的地方还是有，但是，几十年了，就这样过来了，一切也习惯了。 老宋常常安慰自己，“大洋桥地梨港的那几个老乡过得还不像样哩”。那是火车站北边、恒丰北路西边的一块地方，莫说上厕所了，倒马桶也要走很远的路。“在我们这里居住着1000多户，3400多人。”上海黄浦区豫园街道长生居委会的路书记说。这可是一片0.04平方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南北向、东西向各200米就走下来了。 留给长生街的大多是老的老、小的小。沿着大境路的街上全是小商铺，但他们做生意的对象却不是对面豫园里的观光客，而是自己这片社区的男女老幼。路书记说，这里的居民开饭店的多、开发廊多、卖蔬菜的外地人多、老人和协保户(指拿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多、高中以下文化的多。 路书记的印象中，这一带已经动迁了2次，有经济实力的全搬走了。尽管和周围的繁华都市有着明显的反差，路书记并不认为自己的这块片区和改造好的城区有太大的差别。这里有社区医疗中心，居民看病也非常方便；周围有好几座小学，孩子们读书也不成问题；安全管理很严，治安案件的发案率相对也就低了。 路书记说，我们这里最怕的就是火。这块街区里，街巷不过2米宽，而在石库门的里弄里，穿行的巷道窄到了只能通过一个人。门户矮小，一些房子里，一米六五以上的人就要低头穿行。走到屋子里，楼梯就是又陡又窄了，人要侧身才能走上去。这里是“老城厢”了，老上海人全记得，豫园是上海气温最高的地方，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电线很多年没有换了，起了火就谁也没有办法。居委会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动员住户们装20块钱一个的漏电保护器。 豫园边上像长生街这样的街区还有好几块。并不是黄浦区不想改造这些地方，但是，要付的代价也是高昂的。长生街往西靠近露香园的地方，动迁搞了2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迁完。 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的印象里，上海城区留下的棚户区已经不多了，现在更多的是棚屋改造的砖房、多年以前的旧里、老工厂的职工宿舍，偌大的上海能够改造成这样已经不容易。但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还很差，外来人口聚居，常常会发生治安案件，迟早是要治理的，关键是动迁需要钱。 广州：“西关”老屋距离繁华20米 蔡锦华和她的先生从不喝早茶，6月22日，他们的早餐是两碗“素面”———光面拌香油。平常这个时候，蔡锦华已经出门买菜了，但是“这两天老下雨，青菜一定要贵很多”，所以这天她就一直呆在家里，“冰箱里反正还有一盘泡菜”。 从她居住的广州老屋出去步行几分钟，就进入到广州“上下九”商业街的喧嚣里，几百间大小店铺播放的流行音乐混杂在一起，盖过了出租车的喇叭声，但却盖不过年轻店员们的叫卖声。 但蔡锦华对这些近在咫尺的繁华并不关心。她和她的老伴，连同其他6户人家，在杨新里2号的一个院子里，住了差不多30年。 杨仁东社区是广州为数不多的几片老城区之一。100年前，这里叫做“西关”，乃是整个广州的精华，而现在，0.0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还住着1968户人家，这当中就包括26户低保户、152户下岗家庭、400多户退休家庭。“富一点的人早都搬走了，剩下在这里的都是穷人。”当地的居民都这样说。 “七甫水脚”、“八甫水脚”、“太宁横”、“杨仁里”……上下九步行街旁边的巷子大都有着古朴的名字。这里多是一两层的平房，木窗里架出几根竹竿，上面几件花花绿绿的衣服还在滴水。这里没有高档发廊，只有一张凳子，搭块毛巾，和一张“理发3元”的招牌。 蔡锦华住的房子，是社区里几间超过100岁的宅子之一，据说连文物局的人都来考察过。其实，“西关”是广州要重点保护的老城区，但是目前真正被修缮的只是临街的店铺———它们代表着商业街的百年来一贯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并没有惠及仅仅和街面相隔不到20米的蔡锦华所住的老宅。 “去年有一间危房刚刚修好，今年还有一间，还在和房东商量怎么修。房子太老了，房东都不愿意再花钱了。”社区的郭主任说。社区里大部分房子，就算没有百年的历史，也大多建于抗日战争之前。 蔡锦华已经退休，拿着500多块一个月的退休金。她的先生下岗了，现在没有任何收入。两人每天的开销不超过10块钱，主要的用途就是“买菜”，主要买的菜是“菜心”。过年过节的时候，蔡锦华“会买一点好的，买一只鸡回来煮”，间或她还会买一点鱼。“把大鱼切开一段段，买一段只要3块钱，我们两个可以吃一天。要是买整条的小鱼就要贵很多，我们从来不买的。”蔡锦华有她自己的办法。“不过再过两年，我先生就可以办退休了。他有30多年的工龄，算下来退休金有差不多1000块一个月呢。”蔡锦华说，“再坚持两年。再过两年，我们就可以过富裕的生活了。” 20米外，“上下九”的那些绵延不绝的专卖店，蔡锦华偶尔也会经过，但是她“这辈子从来没在那里买过东西”。对蔡锦华来说，20米之外的繁华，都是“富人们的事情”，她自己是“消受不到的”。 蔡锦华的生活与商业街有关联的印象最深的是救火车。 因为老城区的小街小巷根本容不下救火车的进出，所以当有火灾发生的时候，救火车只能停在外面商业街的大路上。“好几百米的水管，就这样一段一段地接进来，”蔡锦华一边说一边跟记者比划着，“水管到前面又拐弯，再到前面再拐弯，才刚刚好接到起火的那间房子。” 5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对蔡锦华来说，平平顺顺地也就“习惯了”。因为老房子屋顶高，她和她老伴又搭了一间小阁楼做卧室，这样本来只有10个平方的房子，现在“凭空多出了3个平方”，这让她甚至略微有些得意。7户人家公用的厨房漏雨了，这两天滴滴答答的到处都是，但是自己的房间，因为雨天到来之前他们刚刚把几个小洞补了补，“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 蔡锦华惟一担心的是生病。“附近一个中了风的老伯，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蔡锦华说。她所说的老伯姓李，住在一条叫“仁风里”的小巷子里。他家就他一个人，没有收入。去年他中了风，最近刚好一些。 对当地的居民来说，最大的指望是拆迁。 其实早在1997年，广州市政府就已经将这片地方挂牌招标，给有兴趣的房地产公司来开发。本以为是商业街的黄金地段，但是8年来，没有一家公司投标。“这里的人那么多，要负担的拆迁费太高了。加上还有一间小学，买了地还要留出一块给他们。这样还有哪间公司愿意来拆迁啊？得不偿失，赚不到钱的。”居民们一说到这个话题，就七嘴八舌。 和周围的邻居相比，蔡锦华倒是比较心平气和，“想不想拆迁？我也不知道。让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喽！”但是就在记者向她告别，走到巷子口的时候，她突然追上来问：“你们报社是不是对这块地感兴趣啊？” “城市角落”改造它，而非消灭它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 记者：我们这次关注的“城市角落”比较特殊，它们曾经繁华过但已经衰落，在城市中心出现“城市角落”，这种情况在国内是不是普遍存在？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李培林：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角落”在每个城市都是存在的，长期以来，由于这些角落地处城市中心，治理成本很高，于是，这些原本处于城市优势位置的地区却成了发展相对滞后的角落。 比如大栅栏，这种“城市角落”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城市现代化和传统文化形成的矛盾。大栅栏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说是一种很久远很古老的记忆，没有了大栅栏，都是高楼大厦，这个城市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忆就会失去很多东西。因此大栅栏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在迅速的现代化过程中，怎么保持城市的传统特色。 其实，老房子里也可以有现代的生活，在西方的一些城市，下水道、人行道、消防设施等等，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的规划来做的。但中国很多的城市角落到现在没有下水道，没有厕所，电线不掩埋在地下，全部都在露天，这些需要按照城市统一的规划来建设。 城市需要有多种文化 记者：一些“城市角落”的确承载了很多丰厚的传统文化，但贫穷脏乱似乎是改造的一个重要理由。最近北京社科院发布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指出，大栅栏已成典型的“贫民窟”。 李培林：改造或者修缮肯定是应当的。从《调查》看，大栅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政府应该考虑，怎么通过置换的方式，减少这个地区的人口密度，以及如何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 “贫民窟”通常出现在城市中外来移民的聚居地。社会学有一本书叫做《街角社会》，其研究的“科纳威里”，就是美国的一个意大利贫困移民社区。在欧洲国家，大工业化时代出现过铁皮屋、纸盒子房子、木板房子，那确实是“贫民窟”，后来是采用建低租金房子取代之。 大栅栏这个“城市角落”，不是我们平常想象的那种“贫民窟”，它居住的多是老市民，又是商业要地，寸土寸金，外来人恐怕还住不起。所以我认为“贫民窟”的说法不是很恰当。但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市民生活水平较低，无正当职业，这些问题确实存在。 记者：尽管“城市角落”容易产生各类社会问题，但有人认为它的存在还是必要的，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李培林：一个城市需要有不同社会阶层生活的空间。比如，大栅栏的物价比较便宜，而且很有老北京味道，很多人喜欢。一个城市需要有多种文化。不能全都是现代化的东西。 我研究过广州的“城中村”，农民拼命盖房子，都七八层高，密度很大，街道很狭窄，当地很多人对“城中村”的印象都是黑暗面。但我去了感觉很不错，人气很旺，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底层市民生活的一个天堂，东西很便宜，很热闹，喝点酒，吃些小菜，生活有时候是很闲散的。“城中村”吸纳了很多打工者。在城市化过渡阶段，需要这么一个地方。而且市民通过租房子获得很多收入。 所以对于“城市角落”，应该是逐步改造，而不是一下子消灭它，否则这些居民住哪呢？需要留给底层市民一些生活空间。 改造的困境 记者：“城市角落”为何难以改造和治理？北京市曾3次斥资改造大栅栏，但都未治理好。 李培林：我觉得财力是很大的问题。况且“城市角落”的治理不是成本／收益这么简单。你要保持它的格局的话，就很难增加它的容积率，没有容积率，房地产商就没有投入的积极性。 “城市角落”商业价值很高，按理说是能够靠市场化运作，但房地产商是要谋利的，不可能考虑到其他的价值追求。他们可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地方推平，建高楼大厦。但像大栅栏这种地区恐怕不能采取这种办法。一旦推平了，哪怕按照原来的样子建起来，就不再有灵气了。建筑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那些老房子老布局，是凝结在一起的，就像人的灵魂一样。而这里又是居民区，让政府拿钱来建一些居民建筑，似乎政府也没有作为投资方的理由。所以这种地区的发展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记者：您认为比较合理的解决之道是什么？ 李培林：我们要研究改造的机制，兼顾政府、开发商和居民等各方利益。 记者：欧美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也出现过“城市角落”问题，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李培林：意大利有很多建筑都有五六百年了，他们有很严格的法律规定，哪一个时期的房子，即使你要修理，一个破破烂烂的墙面，修理之后，还得标明哪一块是原来的，哪一块是修补的。 大栅栏是最有北京特点的一个地方，我们不缺现代化的房子，但老房子拆了就没有了。只要有一些投入的话，还是能够实现既保持传统文化，又能改变其落后面貌。 记者：《调查》提供了一种思路是居民自行建房，您觉得可行吗？ 李培林：不行。我们看那些“城中村”例子就很明显了。人们可能会最大限度地追求住房面积的最大化和租金的最大化，能盖多高就盖多高。 记者：如果大栅栏改造成现在王府井的样子呢？ 李培林：不行，绝对不行。大栅栏怎么能变成王府井？大栅栏就是大栅栏。 王府井已经远离传统的北京生活，而大栅栏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风貌，这种地方已经不多了。在城市改造过程中，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还是应该保留下来，以保持这个城市的多样化。 (李培林著有以广州“城中村”为研究对象的《村落的终结》) 来源：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mzg/200506230840.asp | 
发表于 2005-12-12 03:46:00
发表于 2005-12-12 08: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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