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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会开张的那天恰逢一位画家朋友的画店开张，受邀到了琉璃厂。 一 我不喜欢残奥会如同我不喜欢街头修鞋的李瘸子不好好修鞋为了招引路人更多的关注耍活宝大呼小叫出怪声一样。李瘸子一直支着那个修鞋摊儿修鞋，手艺说好不好，说坏也坏不到哪儿去。没活儿了，爱敲打他修鞋当撑子用的那个铁拐子，敲打久了，略微有些模糊的节奏，街头的无赖少年聚集到李瘸子周围打发吃饱了以后大把无聊的时光，李瘸子有些小小的得意，时不时把自己错认成音乐家——变着花样创新——把锤子换成锥子剪子和道边儿顺手捡起的小木棍儿，虽然没听过一场正经的演奏。 当今的中国想要堵起耳朵闭上眼睛过几天安生日子不大容易，人们都在辛苦地奔命，谁比谁也好不到哪儿去，抽不冷子有点儿新鲜事儿的刺激——只要不掏忒多的钱，谁也不愿轻言放弃简直回家，围个圆圈儿瞅瞅热闹多些个谈资也能滋润日益寡淡的嘴巴。 人，终归是进步了，当直接杀人被瞅成罪恶不宜提倡以后。闲下来的时光不能总空着，于是有了运动，跑、跳、翻跟头，以及拿跑跳翻跟头当基础夹杂以一些球、圈儿、棍儿之类的游戏，于是有了比赛，于是有了体育，于是有了职业运动者，运动成了镚子儿没有的穷小子黄毛丫头发财致富当英雄的捷径，高太尉的例子活生生的摆在哪儿。都为了活得更好，这，没什么可指责的，既然有赛马、赛狗、赛骆驼、斗蛐蛐儿、斗鸡、斗鹌鹑，人也特殊不到哪儿不是严格不能赛不能斗。 当那些不幸的人们拖着残躯奔跑在跑道上挣扎在泳池里只是为了展现他们同样能像健康人一样活着的时候，健康人会得到人生的激励嘛？当一个社会只剩下一个需要残疾人用剩下的多半条命向虚无的某些纪录冲击这样一条狭窄通道的时候——为证明什么从而吃上一碗饱饭，这样的制度不应该审视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吗？ 人们无奈于自己的生活，信心逐渐流失以后，总是习惯于找寻，找寻身旁那些更不幸的人来对比衬托，告诫鼓励自己，坐官轿的羡慕坐龙椅的，骑驴的羡慕坐官轿的，推小车儿的羡慕骑驴的，肩扛的羡慕推小车儿的，赤身的羡慕肩扛的，讨着吃羡慕赤身的，肢残羡慕那些四肢健全讨嘴的，瞽者又羡慕那些肢残却能得见太阳的、、、、、、暮墓之气沉重，坟头子上升起的磷火能够引爆春天嘛？ 二 以前我愿意到琉璃厂闲逛，一头扎进纸笔墨香中游泳比单纯独坐酒馆儿摇橹于杯子里有意思，这两年不怎么去了。没什么具体原因，大约是受了点儿小惊吓——一个自称为京味儿作家定位于当代老舍式的刘姓人物，某一本新书上市发行，在琉璃厂西街一家很大的画店扯起横幅：京味儿大家刘N达光临我店签名售书纵说千年古都盛衰。走进去，掂起一本书翻翻看看，没新意，炒陈芝麻掺了点儿沥青，扔下，头也没回，走了。 与这位‘大家’有点儿缘分，通过朋友接触了一次，是‘大家’主动上门。刘大家瞄上了我的朋友，画老北京风情的一位老先生，说要为老人家写一篇人物专访，当时正是奥运热，新北京没啥可说的，只好搬出老北京当救兵给外国人看长自己的脸，这时候才知道刘大家供职于北京某报。 饭桌上谈事情是国人的传统，我在座。简单的寒暄过后，并没有见‘大家’有切入正题的意思，反复说自己刚刚在回龙观买的房子，反复念叨当记者的辛苦，于是我明戏了，借口上厕所数出一个数目的钱装进临时找的信封里，回房间后很明显的压在自己的烟盒底下。‘大家’当时口若悬河的正说着自己与某绘画大师之间的趣事自抬身价，零点几秒的一瞥，不经意似的。毕竟是写字出身，话锋一转，开始与我的老朋友交流对北京文化的感受与思想，我就在一旁不动声色的听着喝我的酒，喝到第三瓶的时候，我有了入地狱的感受，恍惚中走到了地狱门口被牛头马面拦住索要门包。 钱没给，我的老朋友也破了规矩没有给‘大家’画画儿，一般的情况，不管是干什么，也不管是谁，头一次见面，我的那位老朋友都要画上一幅画赠送，用他老人家的话说：没别的本事，大老远来的，画张画儿送人总是应该的。文章呢，没见报是正常的，六十八岁的老人只对这件事儿留下了三个字的评语，以后我们谁也没再提起，那三个字是一句纯北京话：下三烂！ 走进荣宝斋，的确是个艺术殿堂。谢稚柳的清丽，郭传璋的雄厚，方工的猫趣儿，冯大中的虎慈，程十发的抒情，吴冠中的浪漫，看到张大千二哥张善子的一幅小品，笔墨筋道生趣盎然，还有陈洪绶，还有任伯年。 一幅崔子范的立轴山水，标价85万，让我乍舌。黑乎乎一团，墨色无变化不说，连留款儿的地方都没有，直接落在所谓的山石上面，不仔细看，根本找不出来。我知道对崔的画儿批评者不少，主要来自美术评论界和画家群中。他们认为崔子范的画缺乏传统和根底，缺乏文人画应有的细致和含蓄的底蕴，我认为人家说的有道理，试问，假若崔子范没当过美术界的领导，他的画儿，摆在地摊上有人问津没有？那叫一个脏啊，墨疙瘩充斥画面，我怀疑握画笔的那只手上完厕所之后洗没洗。 出了荣宝斋随意走进隔壁一间画廊，看到一幅很巨大的画儿，占了一整面墙，大约只能挂在天安门的城墙上，滞，匠。 问售画儿小姐：这画儿多少钱？ 答曰：两百四十万。 再问：能便宜点儿嘛？ 答曰：一百八十万。 又问：底价是多少？ 再答曰：九十五万。 追问：不能再少了吗？ 复答：七十万，您是否诚心想买？ 我答：刚买了房子，要装修一下。 售画儿小姐：不能低于四十五万。 我说：您知道白石老人的画儿现在多少钱一尺嘛？ 售画儿小姐：老黄历了，现在书画市场都这个价码儿。 我说：果真不能再少了？ 售画小姐：少于三十万就得跟画家本人商量了。 我说：敢情这个画家还活着呢哪，那我不要。 售画儿小姐翻白眼儿瞪我。 三 喜爱的关系，接触过几位画家，其中有画仕女成名的蔡云，头几年在荣宝斋的西厅租过地方卖画，后来死于感情纠纷，大约是去年被人扎死在自家楼下。还有一位马南坡，是陶然亭书画院的院长，擅长画驴，圈儿内人称马驴子，不画画儿的时候，喜欢遛狗，牵着一只小狗围着塔楼转圈儿，前些天天热的时候心脏病突发死于家里，一个多星期以后才被人发现，臭了。 马先生生前对我说过一句话：铁拐李，把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 这句话我一直都记着。 四 余秋雨自嘲大师中的‘大’字比老师当中的‘老’字年轻，推却不掉，索性就心安理得戴着这顶帽子走他的文化苦旅。当然，该教训年轻人还得教育年轻人，金钟已经毁弃，瓦釜再不雷鸣这世界就彻底没了指望。 余光中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安静之于人的重要如同画画儿过程中的留白，只有安静下来才能让人们有机会审视内心，才能思考未来的走向，增强辨别美丑自我净化的能力，才有可能聆听天籁辐辏灵性，我以为那是真正的智者之言。 相对于正常细胞来说，癌细胞的生命力最强，它不会按照常规生长，总是不停顿贪婪地吸收各种养份发展自己复制自己，企图抢占一切它能够到达的地方，那么勤奋，那么有活力。 竞争这个词一提出来的时候，国人曾经那么亢奋，把人生比做一场赛跑，让我们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其实，跑着过的人生是不是短了很多呢？ 五 我不记得我站在高高的楼顶上第一次正视北京时心里的感受，绿树和灰房脊间杂，波涛一样，涌向我。当时我正在寻找我丢失的那只鸽子。那是一只紫棱，周身挂霜似的灰白，后部有两道血紫的羽色贯穿整个翅膀。它的一条腿瘸，金鸡独立站在房檐上，赶上冬天风大甚至有些踉跄不稳。它健硕善翔，围着老房子转圈儿，总在头一个儿。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个片子结尾的时候，张大民与自己的儿子小树并排坐在房脊上俯瞰审视旧有的生活，憧憬未来的日子，周围有鸽子起起落落，那个用乐呵调侃挤压让自己时刻保持高昂激情的中年男人的形象在我心里瞬间高大。我知道要做就做那样的男人才会让我看得起自己。 在北京人眼中，上房不是一件好事儿，或者说正经人是不上房的。要不陈佩斯的片子也不会上来就展现一个站在房顶上挥舞拴着红绿布头的竹竿子轰鸽子小混混儿的形象。 无论贫富，北京人对自己房子的珍爱都是超常的，他们习惯了从祖辈沿袭下来的平视视角观察人生、审视生活，这缘于他们出生到死周围的环境大都不会改变，老买卖家造一座两三层小楼扩充门面都被当成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相颂于几代人口耳。每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由于阶层的差异所受到的教育不同，当他们怀揣着那些理论、道理走上社会解构生活，都有一种趋势——往平民阶层上靠，一旦定型，轻易难以改变。如果说天津的城市文化中间以混混儿为主题的流民生活比较突兀的话，那么北京的平民生活就是一根基准线。家国大事也好平凡道义也罢，都会从平民阶层找出不同的对应点。无论从老舍先生的作品里还是沈从文、萧乾、邓云乡的文字中间，大家读出来的都是对这个古都几百年古老建筑的仰望与凭吊，平视的眼光写人，以房子为主体连缀成南北东西的街道胡同为背景叙事。他们写花写草，必定平铺些历史当作衬景，他们写人写事儿肯定会抓弄些胡同街衢布置文字的舞台。北京小平原的平坦从容地铺展在不大的市区里，挖湖的土堆都能成了景山、万寿山，倘若愿意看景儿，西山，直接奔西山，山根儿底下有晓月，山上头有晴雪。 北京人不是不懂得浪漫，民间盛行的大鼓单弦唱词随便择出一段都很精巧雅致；北京人不是不懂得幽默，行走于街头巷尾拢耳细听都会有很高明的喜剧语言冒出来；北京人不是不懂得从容，公园遛早儿的人群当中不乏午饭没着落的主儿；北京人不是不懂得艺术，街头修自行车、修鞋的手艺人群体当中都会埋藏着面人儿、风筝大师。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们谨慎的活着，既然落生于这座动荡的城市里没办法选择。舒展或者隐忍各凭天命，乐观或者悲戚听任造化。 六 舒乙先生在奥运会提出‘新北京，新奥运’口号的时候，说过他们无知，并且很诚恳的提出另一个口号，只改了一个字：老北京，新奥运。 一字之差，彰显文化的心胸与平实的从容，可惜的是，那些削尖了脑袋往上爬的人们摩擦得正热，没人听。 当正常人的赛跑会过去，残疾人令人心裂的赛跑会也过去之后，什么，有什么会填补人们心胸中的真空？是慌乱？是自足？是捶打胸膛猩猩般的骄傲，还是预备一桌更大的赛跑会似的盛宴麻痹人们焦渴的心灵呢？ | 
发表于 2008-9-15 15:54:00
发表于 2008-9-15 16:5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