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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历尽沧桑，延绵不断，造就出千千万万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仁人志士。其中，得到后人万世瞩目爱戴的重要人物，不外炎黄。炎，即是炎帝神农氏，又称先农。远古的神话传说，炎帝神农氏遍尝百草，找出为民治病的草药；亲自尝试农耕，总结农业经验，传授天下百姓，让人民种植五谷，得以解决温饱，告别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因而炎帝神农氏与后世的黄帝轩辕氏一并被公推为中华民族的先祖。后代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兴建坛庙，每年定期予以祭奠。渐渐地民间的祭奠上升为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稳固国家的政权而进行的国家祀典，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规程，以示隆重肃穆，并借以劝告天下百姓务农耕作，遵循“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的国策，借以达到民有所养、天下太平的统治目的。明代，作为祭祀神农的场所——先农坛，在明北京城建城的同年(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即建成投入使用。因此，北京先农坛不仅成为统治者一年一度祭奠神农的场所，更成为几千年华夏农业文明的文化内涵精髓的重要形象化体现。
一、炎帝神农氏：传说的缘起及定型
农耕种植业的产生，与人口的增长、采集与渔猎的不稳定性，及人们对大自然认识的深入密不可分。距今1万多年前，我国原始农耕种植业开始萌发；距今7000～8000年前，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原始农耕种植业已相当发达；至进入阶级社会时，农耕种植业已遍布中华大地。人们对于以往的农业生产经验不断进行积累、总结和高度概括，以口头相传的形式代代传递。同时，逐步学会使用农业生产工具，并不断加以改进，使得高效工具渐渐出现，促使农业成效大为提高。由于农耕及栽培技术的不断进步，最迟至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培育出以“五谷”为代表的主要农作物。“五谷”是古人对众多农耕作物的概称，一般地是指粟(谷子，即小米)、黍(粘黄米)、稻(水稻)、麦(燕麦、荞麦)、菽(豆类)，其中，尤以粟、菽、黍最为重要。古籍中“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管子》)、“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墨子》)、“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无不被诱衣而食菽、粟者”(《战国策》)等，说的就是以“五谷”为代表的主要农作物，对于百姓、国家政权稳固所具有的重要性。五谷的选植成功，成为炎帝神农氏传说起源的物质基础。
经过漫长岁月积淀的远古神话，与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的现实相遇，往往会撞击出明亮的火花。炎帝神农氏神话的出现，即是确定于春秋战国这样一个色彩斑澜、具有多元文化思想的时代。上古世代口头相传的神话，到了这一时期不断地以文字记载的形式出现在诸子百家的典籍中，他们纷纷借助于炎帝神农氏时代的情况介绍，以寄托、阐明自己改良社会的思想，这构成了炎帝神农氏传说起源的社会基础。到了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正式将炎帝神农氏的神话以史书的形式加以明确肯定。西汉中期以前，又正逢汉代黄老无为思想盛行，休养生息、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国策，统治者大力提倡趋本舍末(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品经济)，因而对炎帝神农氏——农业神的崇拜得以提倡，皇帝不仅亲自举行亲耕典礼(亲耕耤田)，还设立祭祀神农的坛庙，委任官员加以管理，并举行祭祀神农的仪式。炎帝神农氏的祭祀因而得以正式确定。
春秋战国至西汉古籍中有关炎帝神农氏的记载有：
《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形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管子·揆度》：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沽计倍……”。
《管子·形势解》：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
《庄子·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由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
《韩非子·六反》：夫民之不及神农。
《淮南子·修务训》：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耤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硗高下。
《白虎通德论·号》：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耕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经过了神话定型时期，炎帝神农氏的形象大为丰富，他的农业神的地位在汉及汉以后历代都为统治者大加提倡并加以肯定。几乎历朝都要立坛、立庙、立祠予以祭祀，并大行皇帝亲耕耤田之礼，借以祭奠神农。由民间至官方还逐渐明确了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及安葬地，即今湖北随州历山(古称厉山或烈山)的神农洞，是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今湖南株州炎陵县(酃县)，是炎帝神农氏误食草药而亡的安葬地。到了北宋，统治者大事建造了炎帝陵(今湖南株州炎陵县)，元、明、清历朝都不断修缮，并于皇帝登基等日举行国家祀典。炎帝神农氏不仅是神明，而且已演化为稳固封建时代统治秩序的政治载体之一。
 二、炎帝神农氏：历史上的祭祀概况
炎帝神农氏的国家祀典分为两个部分：亲耕耤田与祭奠典礼。西汉以前，只出现过亲耕耤田。西汉开始，在宏扬亲耕典礼的同时，又逐渐将后来的祭祀神农与亲耕典礼合二为一，即以亲耕耤田享祀神农(先农)，统称“亲耕享先农”或“耤田享先农”，并沿袭至清亡。一耕一祀，耕是形而下，祀是形而上，恰如其分地涵盖了炎帝神农祭祀内涵的两个层面。
耤田，在周代是指周天子从具有自由身份的平民那里借来，为自己耕种出产自给自足之用粮食作物的田地，也就是后人俗话说的“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周代，天子、诸侯都有耤田，《礼记》说“天子千亩，诸侯百亩”(周代一亩约合今三分之一亩)。春天，天子、诸侯“以车载耒耜”，到耤田行亲耕耤田之礼，以此劝天下务农。进入汉代，皇帝不仅行亲耕礼，还仿效祭祀社稷的礼仪祭祀神农，设神农祠。汉文帝“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耤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书·卷4·文帝纪》)；汉景帝“朕亲耕，后亲蚕，以给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汉书·卷5·景帝纪》)；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上耕于钜定”(《汉书·卷6·武帝纪》)；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上耕于上林”(《汉书·卷7·昭帝纪》)。为有效管理NB454田亲耕礼诸事务，还设有专职官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属官有太仓、均输、平准、都内、耤田五令丞”(《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由于亲耕与祭农原本为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强调农业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重要性，因此二者逐渐合为一礼，即在亲耕之日也祭祀神农。东汉沿袭西汉之制，汉明帝永平四年(61年)“朕亲耕耤田，以祈农事”(《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十五年春二月庚子，……癸亥，帝耕于下邳”(《后汉书·卷2·显宗孝明帝纪》)；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辛丑，帝耕于怀”(《后汉书·卷3·肃宗孝章帝纪》)。《汉旧仪》说“春始耕于耤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一典章制度上的变化逐渐完成。自此，耕即是祭，祭为了耕，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一作法至明清达到完善。唐、宋时期，“耤田千亩之甸”，神农耕祭已形成较大规模，作为郊祀的一项重要内容，行礼的等级及次数虽不比祭天等项，但先农坛作为一种永久性的神农祭祀礼仪的物质载体却已大体定形。唐代“孟春吉亥饷先农……设神农氏座于坛上……其坛：长安在东华门外十五里，耤水东，道北五里；洛阳在上东门外七里，道北三里。其制高五尺，周回四十步”(《大唐郊祀录》卷10)；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亲行耕耤礼；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上亲耕于洛阳东门而曰：朕忧农人之勤劳，欲俯同九推”(《大唐郊祀录》卷10)，又说：恨不能修十亩耳；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将耕，因阅耒耜有雕刻纹饰者，上谓左右曰：田农人执之在于朴素，岂贵纹饰乎！”(《大唐郊祀录》卷10)用不同形式表达了对亲耕耤田之礼的重视。宋代“绍兴十五年……和买到人户园池井水地段充耤田，合行盖造思文殿、观耕台、神仓等屋宇……”(《宋会要辑稿》卷11854)，并制订了详细礼仪，“绍兴十六年春亲耕耤田”(《宋会要辑稿》卷11854)。到了元代，为了稳定政治，尤其是安抚汉民族知识官僚阶层的情绪，蒙古统治者竟也引经据典，在考证了历代耕祭神农的情况之后，于至元九年(1273年)始祭神农，“命祭先农如祭社之仪”(《元史》，卷76)，后在大都东郊选地千亩作为耤田；至大三年(1311年)，建先农坛，“从大司农请，建农、蚕二坛”(《元史》，卷76)。明代建国伊始，便在都城南京设先农坛，内有耤田，“洪武二年二月，帝建先农坛于南郊，在耤田北。亲祭先农，以后稷配。祀毕行耕耤礼”(《明会要》)，定神农耕祭之礼为大祀(后改中祀)；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仿照南京先农坛在北京建造先农坛，“悉仿南京旧制”，在洪武时期制订的祭仪基础上，再行补充。弘治元年(1488年)，明孝宗耕耤田。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耕耤田，十年(1531年)，更定耤田仪。世宗之后的明帝，均按嘉靖十年耤田仪行事，未再改动。
清代，是中国神农耕祭之礼发展的顶峰时期。清帝不仅亲自耕作耤田,关注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时时不忘“重农固本”、“劝课农桑”。 清雍正二年，令各省“督抚以下，皆有课农之责，应不时咨访疾苦，为农除害”(《清实录·世宗实录》)。 又令各省每年“举老农中勤劳俭仆，身无过犯者一人，给以八品顶戴荣身”(《清实录·世宗实录》)，理由“士子读书砥行，学成用世，国家荣之以爵禄。而农民勤劳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税赋，养父母、育妻子，其敦庞淳仆之风，岂惟工买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及。虽荣宠非其所慕，而奖赏要富有加”(《清实录·世宗实录》)。同时“各州县又应春至劝耕，秋至劝敛，察农民之勤劳，及收成之丰歉。如或奉行不力，则予议处”(《清实录·世宗实录》)。清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雍正帝以耤田之稻一茎九穗，认为“躬耕耤田，非崇尚虚文。……实是敬天劝民之意。礼曰，天子为耤千亩，诸侯百亩，从此则耕耤之礼，亦可以通于天下矣。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行耕耤之礼，使之知稼穑之艰难，悉农民之作苦，量天时之晴雨，察地力之肥饶。如是则凡为官者，皆时存重农课稼之心。凡为农者，亦断无苟安怠惰之习。似与养民务本之道，大有裨益，……”(《清实录·世宗实录》)，颁布诏书命全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单位“择东郊官地洁净丰腴者，立为耤田。如无官地，置买民地。以四亩九分为耤田”(《清实录·世宗实录》)，设先农坛行耕耤礼，从雍正五年(1727年)实行。这是历史上自周代天子、诸侯行亲耕礼后绝无仅有的。自此，先农(神农)的耕祭活动遍及全国。在一些地域，则渐渐演变成地方性的民俗活动，人们在新春来临之际，举行各式活动，以各种形式祭拜农神，祈祷一年农业有个好收成。
 三、北京先农坛——中国神农祭祀文化的集中物质体现
北京先农坛，是明清两代统治者亲自耕祭先农(炎帝神农氏)的祭坛，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炎帝神农氏祭祀文化的集大成者。它坐落于北京城西南，与天坛东西相望，分布于京城南中轴线西侧。它原样照搬了明洪武帝时在南京建造的先农坛式样，不仅祭祀神农，还祭祀其它间接或直接与农业有关的众多神祗，如太岁神、十二月将神、江河湖海神、风云雷雨神等。为了达到祭祀的目的，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始，至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明清两代统治者不断增加先农坛的建筑数目，赋予它们不同的功用；完善并严格执行先农(炎帝神农氏)的耕祭礼仪规章，借以表明重农从本的治国纲领，达到佑护政权稳固的政治目的。它的建筑功能完整，有先农神的拜台(先农神坛)，有清帝观看大臣耕作的观耕台，有供奉神农神龛的神库，有储存耤田收获粮食的神仓(仓房和圆廪)，有亲耕耤田前更换服装的具服殿，有亲耕耤田成功后举行庆贺的庆成宫，甚至有为祈祷和报答风调雨顺、地力肥沃而建的神耤坛。北京先农坛不仅蕴含着千百年来神农祭祀文化形而上的精髓，而且成为中国神农祭祀文化集大成式的物质体现(物质载体)，处处体现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体恤民生的传统美德，不仅对于过去，更对现时和未来有着深远影响。炎帝神农氏、神农文化、农业文明，文明依寄着人性化神明而发展，又促使人性化神明升华为一个民族的文明支柱，不仅构成了世界文明史中绚烂多彩的重要组成，而且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转自北京文博 作者为北京市古代建筑博物馆 董绍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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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8-6 10:3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