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垣的内部结构 城垣是我国古代城市建筑的重要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因素,我国古代形成的城市,几乎都有城垣,这是我国城市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如果在全国两千余个市县城垣当中推选魁首的话,人们自然会首先想到北京城的城垣。 北京城有内城、外城之分。内城的东西墙是在元大都土城东西墙的基础上包砌起筑的。元土城由黄土夯筑,基础部分深入自然地层约两米,直抵生土层。基土夯层采用梅花式夯筑法,层厚在6 一11 厘米之间。明代为增补元土城墙心坍塌或不足部分,亦采用黄土夯筑,不过,在黄土夯层中间,加夯一层厚约10 厘米的含有碎砖瓦片、碎陶瓷片、渣土的杂土层,夯土层的外侧即为包砌的砖石了。东西墙外壁包砖可分为元代小砖层与明代大城砖层两个部分。用元代小砖砌筑的墙体厚1.3 米左右,从城垣断面还可以看出,这部分墙体也是分两次砌筑的。紧贴夯土层的小砖层用素泥浆砌筑,厚约0.7 米,其外是用掺白灰的泥浆砌筑的,二者之间未见‘咬口’,只有一条明显的通缝。用明代特有的大城砖及纯白灰浆砌筑的墙体,厚度为0 .7 米,异常坚固,以致拆卸时难得一完整的大城砖,故有人以为北京城城墙是用糯米粥汁调制的白灰浆砌成的,其实不然。 同东西城墙一样,北城墙外壁的包皮砖也分为元代小砖层与明代大城砖层两部分。顶部也是漫铺大城砖一层,砖下的三合土夯层厚约50 厘米。所不同的是东西城墙外壁的包皮砖,不管是大城砖部分还是元代小砖层部分,都围绕“马面”砌筑,而北城墙外壁用素泥浆砌筑的小砖层却是从城墙土心与“马面”土心之间穿越而过。这种现象表明,北城墙的土心与“马面”土心不是同时夯筑。“马面”土心是后来重修时补夯的。在拆除北城墙时,还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在墙身夯土的下部,普遍发现有埋藏的木料或木料腐朽后留下的土洞遗迹,且大部分是建筑用的木料,如檩、椽、枋、梁等,粗细不一,长短不齐。放置也无规律可言。这显然是利用就近取得的现成材料,有意识地用来加固墙身而仓促使用的。北城墙整个墙心的夯土层中,含有大量的砖瓦、木料、灰清、甚至刻石等物,还有未经拆除清理的民居、宅院、庙宇等建筑物的基址,可见当时修筑北城墙是何等仓促。据文献所记,原为红巾军的朱元璋翦灭群雄,据有江南半壁江山之后,即把矛头指向元大都城。1368 年9 月12 日,大将军徐达等进取元都,元贵族北遁,企图暂避锋芒,旋舆大漠,复辟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由于这种军事形势,大将军徐达首先要考虑如何利于防守,巩固胜利,因此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于元都土城北墙之南约五里处,新墙西端正逢由瓮山泊(昆明湖)发源的长河河床,时局不允许先填河再筑墙,因而自德胜门以西起,城墙即向南偏斜,致使北京内城西北缺了一角。史料和实际考查时的发现,均表明洪武年间筑城是颇为仓促的,没有采取传统的拆旧墙补新墙的做法,而是一面修筑新墙,一面维修旧城墙,取材用料也尽取附近元代遗物,以备不测。由此可见,前文提到的用素泥浆、元小砖砌筑的墙体,当是洪武初年的产物。 南城墙与东西北城墙不同,墙表包砖层中没有那层用素泥浆砌筑的小砖层,靠近夯土层的是用掺白灰泥浆砌筑的小砖墙层。据文献所记,工程竣工于永乐十七年前后,由此似可推断整个内城城墙中用掺白灰泥浆砌筑的包墙砖层是永乐时期的作品。鉴于实现京师城市规划之需,为把五府六部都安置在皇城的面前,体现出封建帝都“前朝后市”的特点,永乐中修筑内城工程,特废元土城南墙,将内城南墙向南拓展二里许。南城墙的基础部分也有其独特之处,我们发现,在崇文门到宣武门之间,有几处墙基底下深达5 米的流沙层中,横顺排列着十五层长6 一8 米的原松木,每层六、七十根不等,根与根之间,层与层之间用扒钉钉固,连结成一个牢固的整体,以此为基础起筑夹杂着碎砖瓦的黄土夯层。这种克服大面积流沙层的方法,在当时说来无疑是比较先进的。 内城城墙的内壁与外壁表层,全是用明代大城砖和纯白灰浆砌筑的。砌筑之时,特意把每层大城砖向里收缩一、二厘米,是为“收分”,其意旨在强化城墙的牢固性。大城砖层之下,垫砌3 一5 层基石。这便是继洪武、永乐之后,在正统年间规模最为巨大的一次城墙修筑工程。 北京外城城墙的规制比内城略小,内外壁包皮砖,全部是用纯白灰浆,大城砖筑成,外壁砖层厚近1 米,内壁砖层厚度0.7 米左右。城墙顶部结构与内城相同,只是黄土夯筑的土心顶部的三合土夯层要薄的多,仅厚20 厘米左右。内外壁包皮砖层下部,亦垫有2 一3 层衬基条石。自古以来,城、郭相辅而成,故谓“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是也。总之,北京城垣是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元大都土城的基础上,不断修筑而成的,它与宫室、坛庙、苑囿、府邸、宅园、寺庙等,一并成为城市的主要组成部分。
摘自《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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