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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朝代为何昙花一现
近日，阅读古书，读到西晋时，感慨颇多。按理，公元280年，西晋灭吴，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八九十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全国之后，西晋呈现出一派生机，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这样一个本该前程大好的政权，却因曹魏以来推行的门阀世族，不数年间，轰然垮台，好端端的中原沃土甚至被搞到赤地千里，白骨蔽野的境地。其骤起骤灭的过程，其盛衰兴亡，耐人寻味。
所谓曹魏以来推行的门阀制度，核心就是九品官人法。
九品官人法，亦即九品中正制，是公元220年曹丕执政时由吏部尚书陈群制定的考察士人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官人法规定，郡设中正，选择所谓“贤有识鉴”的中央官兼任，负责评定其原籍所在郡士人(包括已出仕者)两等第，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中正把评定结果汇总到大司徒．大司徒审核后转交给吏部作为官吏选拔和黜陟的依据。
由此，中正对士人及现职官吏进行考核，选官及官吏升降的大权也就掌握在中正手中。士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入仕，都必须经过中正的评定，以获取一定的品第，舍此则无资格入仕。曹魏立中正，史称“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品第标准，本为德、才。而自司马懿执政后，为笼络门阀世族以篡位．“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
所谓“资”，即门资、世资所构成的“门第”。九品官人法，门第高则品高，所授的官也高：门第低则品低，所授的官也低，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高级官吏的职位完全被门阀世族垄断的局面。因此，西晋门阀世族就是魏晋以来实行九品官人法中蝉联高位的贵族，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即便才智过人也难以有出头之日。士、庶的界限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分明。九品官人法就这样既是门阀世族形成的条件，又成为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
当时的一位官吏刘颂已敏锐觉察到西晋歌舞升平之下的汹涌暗流。他说西晋社会处于“叔世”。“叔世”者，末世也。在给晋武帝司马炎的上疏中，刘颂一针见血地说：“伏惟陛下虽应天顺人，龙飞践阼，为创业之主，然所遇之时，实为叔世。”“创业之主”是套 话，“叔世”才是真话。
为什么说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晋政权已到了末世呢? 他进一步解释说：“陛下泰始初年(265年)才登大位，但是朝中高官莫非前代功臣的后裔，不是贵族的子孙，就是他们的曾孙玄孙。古人说过，纨绔子弟本性难移，所以当今虽是新朝，遭逢的却是‘叔世”’。这就是说，西晋的“叔世”现象最主要表现是统治集团都是前代功臣的纨绔子弟。
这些纨绔子弟，吃的都是祖上留下的“饭”。故一祖之孙、曾孙、玄孙，都受其祖的荫庇，换句话说，也就是一个家族都是在其祖先的荫庇下获得高品，得以充任中央或地方的高官，其家族也就成为门阀世族。比如司马氏，这是门阀世族中的第一家族，不仅成为皇权的代表，其他累世公卿也均占光，世代仕宦，比如有东海王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颍川荀氏、河东裴氏、清河傅氏等，这些家族的子孙族人出任刺史、太守及公卿以下高官者难以数计。这些纨绔子弟，因为有九品官人法的保障，富贵来得容易，官职如探囊取物，全无进取之心，以尚空谈、讲享受、比奢侈为荣。
一个国家的兴盛，一个社会的发达，离开人才寸步难行。没有人才，就没有未来，没有希望。统治者的责任，就是要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而一味地用“太子党”，是对人才的最大压抑。九品官人法最大的弊端，就是排斥人才、压抑人才，甚至扼杀人才。司马家族的“太子党”们，掌握大权以后，党同伐异，排除异己，不仅消灭政敌，还株连大批名士。于是嵇康打铁以远祸，阮籍酗酒以自污，邓艾沉冤不得申雪。怪不得阮籍在观楚汉战场时叹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个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名士，心中该有多少痛楚。
九品官人法推行的恶果，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致使西晋的人才屈指可数，寥若星辰。这就是晋武帝无“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其群下凭门第居职，尽是庸才。三公素餐尸位．郡守辈多不亲庶事，不以政务为意。大臣如王沈、苟勖、贾充，位尊爵重，而无功劳可录，无政绩可记。有一次，侍中王济、孔恂、王恂、杨济同列，晋武帝称他们是一时秀彦，对公卿们说：“朕左右可谓恂恂济济矣!”这不过是一个昏君的自我陶醉而已。
还有，以定策伐吴、治军有方而闻名的羊祜、杜预并不得志，羊寄情山水，杜耽思经籍，还时常惧为朝中权贵所暗算。杜预在都督荆州任上，多次给朝中权贵送礼。有人问起来，杜预说：“我但求他们不要暗中馋害而已。”门阀世族中的代表人物琅邪王氏如王戎、王衍，都虚有其名。王戎、王衍都长得俊美，如玉树临风。王衍尤以清谈名世，其实他在玄学上毫无建树。
强大的家族——门阀世族过度膨胀，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在中央和地方担任军政要职的家族，则破坏了家族与国家之间的平衡，造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及政治危机，使国家制定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形成了划地为“政”的恶果。而更重要的是开启了一个门阀世族垄断中央和地方政局的新时代。
若干年后的唐朝，太宗李世民在总结晋朝的毁灭时，曾亲自为《晋书’武帝纪》写史论，他说：“虽登封之礼，让而不为，骄泰之心，因斯而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规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唐太宗以史为镜，总结西晋治乱兴衰历史经验，他指出统治者应当处广思狭、居安思危，这在今日仍然很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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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2-25 07:5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