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原始居民点发展成部落，进而成为以奴隶主统治的小国，这是社会发展之必然；而散落的居民，聚拢为村镇，又进展为城市，则是与之相辅相成的建筑规模。燕国和蓟国就是北京湾内原始时期奴隶制王权统治的小国。
" b' c' \& L) Y0 W（一）诸侯国的国都业已具备城市功能
: {) _! D. C1 _4 _１早期的燕蓟二国
( N, h( _: R8 m* _: i4 ~7 f在北京地区结束石器时代而进入青铜时代的历史时期,即是我国夏、商时期。此时距今约有４千余年,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才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组织的诸侯国家。这一情况已然为北京湾地区出土的先民遗物所证实。 在王权统治建立的过程中，部落之间的战争是在所难免的，进攻的武器自然是青铜器或原始的铁器，而作为防御的工事沟堑、墙垣等亦即应运而生。可以认为，这些墙垣和沟堑即是城池的雏形。据历史文献记载、考古发掘和文字进化史的研究，北京地区筑城的历史当始于商末或更早一些，至迟也不会晚于周初。 北京湾的腹地，即今琉璃河一带的古燕国，和今北京市区西南隅的蓟国，即是商朝或其中、晚期已经存在的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的存在，历史文献虽无明确记载，但根据社会发展的科学推断和日益丰富的出土文物的佐证，基本上已为现在学术界所认可。因为周初分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的事实说明是先有燕、蓟之称，受封者沿用其名，并非受封后才出现燕、蓟。 " H: f' o6 }, u; F5 M% N
２周初受封之地
9 ^/ h# i [" ~" I周武王十一年，从关中出师东伐，向商朝的殷都（河南殷墟）进兵，灭商诛纣之后而北上。据《礼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世家》载："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汉书·地理志注》："蓟故燕国召公所封"。《通鉴·地理通释》："舆地广记云：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又封召公于北燕。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成王更封召公睪于蓟，为燕"。《天府广记》载："周封召公睪于燕，封尧之后于蓟"。《宸垣识略》载："周封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关于召公本人的情况，亦有些简单的记载，如《史记·世家》："召公睪与周同姓，姓姬氏"。《考古史》："召公睪，周之支族"。《经风释文》："黄帝姓姬，君睪其后也"。《尚书·正义》："左传，富辰宫文王之子一十六国，无名睪者，则召公非文王之子"。《帝王世纪》："召公，文王庶子"。 由于历史记载支离破碎，造成后来学术界许多混乱的概念。如：召公睪是否文王之子？封于蓟者是黄帝之后，还是尧之后？黄帝之后与召公是否指同一人？燕蓟是一地还是两地？……上述概念虽然纷纭复杂，学者们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却是得到基本公认的，即武王灭纣，燕、蓟受封之时，即北京湾内有文字记载的建城之始。因为作为诸侯国的国都，已具备了城市的功能。
+ Z+ l* C% U2 H8 U# [（二）燕都泯、蓟城兴 ) | G; h! S' Q$ s3 l7 s
１燕国盛、蓟国衰 + b5 D& ]8 x- ^2 Y
从《舆地广记》中的"又封召公于北燕"，到《通志都邑略》所说"北燕都蓟，幽州治"，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所谓"北燕"是与姬氏"南燕"和"东燕"相对而言的。召公受封之"燕"，历史文献上曾称为"中都"，据考古证明,即今琉璃河董家林所发现之古城遗址。随着社会的发展燕国不断强盛，其北部边界可到辽西、冀北一带。由此可见,从琉璃河的统治中心到燕山之北的边界,纵贯北京湾小平原,确有鞭长莫及之感。 蓟城在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经考证，在今宣武区，以广安门为中心周围一带地方。此处是南北交通要冲，是赴东北松辽平原和去西北内蒙高原的交通枢纽，在战略位置上北京湾腹地重要得多。
" ?6 ]& S1 `4 e/ p2 L２迁都蓟城，控制北京湾 ! u/ X5 w2 s4 z/ J
燕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在西周时期不断发展，逐渐扫平了燕山南北的割据势力，包括吞并北部的蓟国和东部的孤竹等国，无论从地域上或实力上都大大增强，乃至发展为"战国七雄"之一。为了控制要冲，大约在西周末或春秋早期，燕国废弃了中都，把国都迁到了蓟城。当时曾称作"上都"。《韩非子·有度》篇的记载："燕襄王以河为界，以蓟为国"。中都被废弃之后，逐渐泯灭，以至消失。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才被考古界发现，并历时10年之久发掘出来，燕都古城被大地埋藏了3000多年。 蓟国被吞并之后，由于燕国迁都之故，蓟城逐渐发达起来。这与燕国的不断发展壮大是密切相关的。《史记·燕世家》载："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自惠侯以下八世至庄公，始称公，自庄公以下十九世至易王始称王，自易王至燕王喜凡七世，灭于秦……"。燕国传位凡四十四世，历八百二十余载，在当时是各封国中，历史最长的一个强国。而蓟城自迁都后，一直是国都。随着燕国的强盛，出现了北方、东北方与中原各族融会交流的局面，华北地区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蓟城亦愈加繁荣。《盐铁论·通有》载："燕之涿、蓟……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所以人们称燕都蓟城为"勃、碣间一都会"是名符其实的。 蓟城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它的连续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城市建城之始早于蓟城，但大都衰落，泯灭，而蓟城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或许略作变动，但总的来说却是一直沿续，不断发展，成为今日北京市，城市历史达三千多年！
' L, ]0 J. o; e8 L二、蓟城出现的年代 $ A' k, N% g) @% k4 t/ m
蓟城始建于何时？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成为学术界一个大难题。一般认为在周初受封之前，这里已有蓟城存在，正如前述"封黄帝之后于蓟"是沿袭旧名，而非新始。但把"武王克殷反商"之年权作为有文字记载的蓟城始建之年，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周武王克商在周武王十一年，当无问题，问题是按现在以公元记年法来推算，为公元哪一年，却非常复杂。有据可考的仅为西周共和元年为公元前８４１年，此前西周只记帝王并无年代，于是出现了众多的推算方法，其根据亦多种多样，如天象、历法、文献、金文、哈雷彗星等，因而有了许多不同的结果。据一次北京史研究会学术年会的统计，武王伐纣之年，出现了25种不同的公元记年。其范围跨越３０年，即从公元前１０７５～前１０４５之间。其中较集中的有三个年代，即公元前１０６６年，公元前１０５７年、公元前１０４５年。 在近年的学术研究中，赵光贤教授发表的《武王克商之年的管见》很受学术界重视。他总结了中外重要研究成果，又利用天象和历法推算，同时兼顾了文献与金文材料，把这些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得出结果认为"只有确定武王伐纣在公元前１０４５年"才最可信。这一成果侯仁之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可，认为"１９９５年是北京建城的３０４０年，是很可纪念的一件事"。《燕都》杂志１９９１年为此出了《北京地区建城３０３５年专辑》。可见此说法基本上为社会所公认。
( j9 U" d" X. a0 t2 D三、蓟城的位置 6 i+ K T; x2 N8 H% x) y
（一）学术界的难题 5 d% c! J- O' ^- m4 q M# p
探讨蓟城始建位置与探讨始建年代同样困难。琉璃河的燕都古城自７０年代发掘以来，业已探明，确为"封召公于燕"的始封之地。这是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的。从"召公始封"到燕襄王迁都"以蓟为国"之时，历时３８０余年。这一时期自然会有大量遗存，一旦迁都之后，原城废弃，大量遗物被埋于地下，城市虽然在地面上消失，却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而蓟城却不然，由于它的连续性强，3000多年，人类活动频繁，社会不断发展，古代遗迹自然难以存留，为对古城的考察取得历史文物的印证，增加了困难。 目前对蓟城的始建之地，众说不一，归纳起来，以下几种说法较为集中： ①广安门以西、莲花池以东； ②宣武门、和平门一线的南北侧； ③广安门以南。 上述说法均以出土遗物为推断依据，极少文字记载。较有参考价值的记载，也是为学术界广为引用的是《水经注》卷十三"漯水条"："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文中蓟丘，学术界认为即白云观西墙外，原有的一座大丘，后因建设而夷平。 几种说法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全在今日宣武区，而且与广安门密切相关，其原因是这一带曾出土了较为丰富的古代遗存，成为论断的佐证。 井圈是人类居住的证明：水井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古代的水井用陶制井圈为井壁，出土时一般都三五层重叠，并且圈内还有陶制水罐残留。经鉴定，均为战国至汉代时期的遗物。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宣武区出土了大批这样的井圈，分布范围多在宣武门、和平门的南、北侧，直到菜市口一带。以宣武门外、白纸坊北侧附近较为集中。 陶器是人类生活主要用品，１９７４年在白云观北侧沙层中，发现了许多"夹砂红陶片"。这些陶片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墓葬中的冥器，经鉴定，都是战国时的遗物。 瓦当是宫殿建筑构件，１９５７年在广安门南７００米护城河西岸，发现了陶制饕餮纹瓦当等物。这是典型的战国时代宫殿建筑构件。同时还发现了厚达1米以上的"文化层"。 "蓟丘"是蓟城命名依据之一，郦道元所说蓟城以蓟丘而得名。该"丘"在宣武区白云观西墙外。 综上所述，自周封至东汉时期的蓟城当在今市区西南的宣武区，外城以西地区。 & Z% f9 o( e# T; [. w7 m" S5 \
（二）现在市区的发祥地
. ?$ S. \1 J" H1 l a１华芳墓的发现 １９６５年修地铁时，在西郊八宝山南侧发现了西晋时期的蓟城长官王浚妻子华芳之墓。墓中出土晋尺、墓志及一些零星物件。墓志记载，华芳于晋永嘉元年（公元３０７年）"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墓志中的里数虽为约略之数，但对探寻蓟城的位置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6 @ Q5 U; f( M2 I9 Z! a. g' K _4 Z' ~２夷平蓟丘 １９７４年，为配合白云观西的基建施工，对传说中的蓟丘做了发掘工作。在清除了地表遗物之后，清楚地发现了残城遗址，该墙址系城墙的西北转角，正符《水经注》："城内西北隅有蓟丘"之说。在清理城墙残址时，又发现三座东汉中、晚期的墓葬，根据考古学的"叠压关系"，判定墓葬早于城墙。由此可知，所发现之城墙为东汉之后所筑，即西晋时的蓟城，正与华芳墓"假葬于蓟城西二十里"的墓志所载相吻合。该城墙如复原，当系今以广安门为中心，周围20余里的地方。 东汉之后的蓟城到金中都时代，一直沿用旧址，历时９３０年。除在原址扩展或修缮外，无大变化。这一观点已为现今学术界所公认。 5 ^$ b9 |$ ~, Y# W2 @; M
３广安门一带是现在市区的发祥地 金代之后的元大都，虽在旧城东北方城外新建，但明代的内城却与元大都的三分之二相重合；而外城西侧几乎大部被包在金中都城内。清代完全沿袭明代旧城，而新中国的首都是以旧城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形扩展。由此可以推论，现在北京市的发祥地，在宣武区广安门一带。 | 
发表于 2006-1-13 00:0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