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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史家胡同这所四合院才使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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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生前常对我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他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经手过的钱财不可谓不多。然而,他乐善好施,没有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上海住的两处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让出一部分给我们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亲常说的还有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无财富,但又从不缺钱。”而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去给比他更需要钱的人。解放后,许多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有了收入,都很拮据。他们来找父亲,父亲总是接济他们。为这事,母亲没有少唠叨、抱怨。有时,父亲实在没钱了,就写信给周总理、毛主席请政府解决。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谢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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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 H, i& }" A! E 所以,这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知道父亲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总理到东四八条54号去看望父亲。这时,总理才知道解放后十年,我们一家一直借住在父亲的老友、曾任袁世凯内务大臣的朱启黔老先生的私宅后院。我们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整整十年,父亲从未向政府开口要过住房。总理那次见到父亲拥挤不堪的书房兼客厅,感到十分吃惊,他连声自责,说对父亲没有关心到,这么多年,竟让父亲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后,总理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父亲找一个四合院住宅。本来,许多高级干部当时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亲选定51号院之后,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父亲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父亲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对我的香港回来的继母和美国回来的妹妹说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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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当年和母亲一样并不大喜欢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我更喜欢上海那些带花园的西式洋楼。我总觉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里面似乎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从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经过寒气袭人的院子。厨房那么远,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凉了一半。记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饭,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锅上海“全家福”—— 一只整鸡、一个蹄膀、一块火腿。在端着砂锅走过院子时,因为砂锅从火上刚取下,而当年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寒冷,这一冷一热,砂锅的底掉了,全鸡、蹄膀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这除夕夜很扫兴。 ) U+ k5 r$ I9 T/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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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四合院毕竟是个家!尤其是在女儿妞妞出生之后,这偌大的院子里平添了无限的乐趣。我一生中给父母亲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这个小生命。搬进四合院时,父亲已是八十高龄,解放后,他的生活变得很简朴、单调,昔日在上海的那许多应酬都没有了,父亲除了出去开开会,偶尔会会友之外,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写他的《柳文指要》。他在这大大的宽敞的四合院里很舒适、很满足,真是过着他一生从未享受过的安宁。而妞妞的出生又为他的平静生活增添了极大的快乐。他和母亲对妞妞远远胜过了在我幼年、童年时代对我的关怀,那几乎是一种惯宠。不论妞妞犯多大“错误”,他们都能容忍。 * J [! J! f& w) x
) t! |9 H& E: ~ 对于我来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守着年迈、祥和的父母,看着尚不谙世事的妞妞撒欢满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时光停止,再不往前,让我永远忘却外面疯狂的世界,让我停留在这充满人情、人性的四合院里,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经做出过多少奉献,而如今却是充满敌意的校园。 0 v( N1 q" B* @1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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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这个四合院里平平静静地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完成了最后的著作《柳文指要》。可惜他未能在这四合院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1973年5月,父亲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三岁高龄时,远赴香港。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专机送父亲前往。但是父亲毕竟高龄,到香港很不适应那里潮湿的气候,在我送父亲到香港后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时,我已感到父亲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那天下午,他显得有点伤感,拉着我的手说:“回去报告总理,我已经开始会晤台湾方面的朋友了。我尽快做完这些事,回北京。你转告总理,早点派飞机来接我回去。”父亲去香港是当时毛主席的一个惊人之举。九十三岁的“和平老人”(父亲1948年曾作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议和,未果。)以探亲名义去香港,中国政府却派出专机护送到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架降落在启德机场的中国飞机。可惜,父亲没有能等到总理派专机接他的那一天。6月29日,我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传达总理指示,说父亲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准备随周总理指派的医疗小组乘专机去香港,接父亲回北京。当时决定7月2日启程,外交部已根据总理指示,发了紧急照会给当时的英国代办处,申请专机降落及人员入港签证。但是,就在7月1日凌晨二时左右,冠华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值班室接总理办公室电话,父亲已在香港病故。他终于没有能回到他眷恋的四合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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