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大附小毕业后，我被保送进了师大附中。严格说来应当叫做“师大一附中”，因为那时还有师大二附中，即后来我上高中的一零一中的前身；还有师大女附中，这所学校十几年后更加有名，那里一群本来应当温良恭俭让的女孩子在北京率先打死了她们的校长，而后先太祖接见了她们的代表，金口玉言“要武嘛！”，这总让人回忆起来觉得诡异。上述三所中学加上（男）四中和（男）八中，便是五十年代北京的中学名校。这个“名”，当然主要因素也和现在相似，它们的高考录取率和考入大学名校的比率都高；此外，在那时北京市组织的中学文娱和体育活动中这几个学校也往往名列前茅。师大附中原来是男校，但我们入校时已经有了些微变化：高中开始招女生，不过是同校不同班，每个年级有一个女生班；初中仍然是清一色和尚。
6 F/ K6 X8 {$ |( ^/ O1 y' Q/ x
师大附中和附小是邻居，平淡无奇的大门进去是一条朝东的大路，路南便是附小的北墙，路北有几个篮球场。走过附小的院墙后，路南是大操场，路北是三层的主教学楼，绝大部分的班级教室都在里面，路正对面是大礼堂兼学生食堂。操场东面一扇矮墙有几个零散的门洞，穿过门洞下几级台阶，那里有几排平房是实验室，之间是灌木丛的绿化带。附中的实验条件很不错，一般实验课都是两个人占一个挺大的实验桌，可以充分练习动手的能力。 我们进附中的那年“扩招”，初中收了十个班，大概有五百多人。附中的教学楼放不下，于是借了南新华街对面的“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的地方开班。那里原来是北师大的校园，院系调整后师大的一部分占据了城北辅仁大学，又在德胜门外新修了校舍，原来的校园空了出来。由铁栅栏的大门进入，要走一个上坡，整个校园的地平比外面南新华街要高出两米。校园的北半部分错落有致布放许多小楼，二层的居多，其间有高大的杨树、低矮的灌木和大大小小的花坛。南半部分则是一个大操场，除了一个标准运动场外旁边还有一大块空地。教育行政学院大概属于职业培训性质，平常学生稀少，也都是成年人，校园空空荡荡。我们这五百多孩子占据了校园西侧一座二层教学楼，正好有十个教室。那三年我就在一层最西边的教室里念书，十几岁的男孩子正是淘气和吵闹的年纪，老师严禁我们到其他楼里去闲逛，所以别的那些或大或小的楼里什么样我都没有印象。
进初中时我家已经由前门外搬到了东四南，不可能像小学那样完全“走读”了。每天早上不到六点起床，吃过早点背起书包走过半条胡同到灯市口电车站去等车，那时北京的公共汽车和电车一年四季都是拥挤不堪的，售票员真是敬业，无论男女，到站就下车去招呼上车的人流，常常开车时门口还吊着几位挤不进去的乘客，售票员两手抓住门旁的把手，倾全力用前胸把乘客逐一顶进车内才能关上门。学生的月票很便宜，大概每个月旧币一万元左右，合后来的人民币一块钱。我最喜欢挤到司机的背后看他左右开弓的操作，听他脚下踩出颇有韵律的当当声。到六部口下车，如果是冬天天还只蒙蒙亮，沿着北新华街一直走过和平门，先到附中大食堂把带来的饭盒放到专为我们预备的笼屉里，再横过南新华街进自己的教室开始一天的功课。
初一下学期，我的家“彻底”搬去了西安，我不大想离开北京，家长也觉得不宜到西安去读书，于是开始了我的住校生活。师大附中住校的学生很少，连初中带高中一共不过几十人，宿舍在教育行政学院的东南角，有一些老旧的平房，大小不等，不像是原来住学生的，大房子可以住十几个人，小房子只住两三个人，都是板凳加床板，也没有双层床。全是男生，住房不分班级年级。我住在一间大房，中间有一根碗口粗不太园的木柱子支着顶棚，我的床头就顶在木柱上。不料木柱就成了我床上臭虫的来路，臭虫多得消灭不完，只好把床挪离木柱几寸，据说臭虫颇有智慧，它可以在顶棚上爬到床的上方然后空降，我倒没有亲眼看到，床上的臭虫却不曾完全断绝过。除了由大操场东边进入宿舍外，宿舍南还有一小角门，出角门下台阶就是校园南墙外安平里胡同与南新华街的交界处。
住了校，就要全天在学校食堂吃饭了，虽然住在教育行政学院里，但不能在他们的食堂吃饭，每日三餐（星期天两餐，北京的学校和机关单位食堂那时都是这个规矩）要穿过马路去解决。那时学校全是包伙，也没有后来的定量制，以小伙子为主的大批吃货放开肚皮，每个月八块钱主要用来买粮食，就谈不上菜的味道了。北京的冬天本来也缺少菜蔬，所以顿顿都是酱油汤熬大白菜，刚从家里出来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买来辣椒粉和辣椒糊拌饭抹馒头抹窝头，我就是那时为后来到“怕不辣”的南方工作打下基础的。越是缺少油水主食吃得越多，如果哪顿饭煮的欠缺了一点，又没有先前剩下的可以补充，食堂就倒霉了：学生们开始敲碗敲饭笸箩，大师傅要再洗米重煮饭，学生们不怕等上几十分钟，原来吃饱了还没走的也留下来，没菜了空口吃白饭，那一顿至少要多消耗几大笸箩饭。
1956年冬春之交，北京爆发了流行性感冒。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报纸上有没有登载，我们这些住校的孩子不会关心。忽然一天早上，校门增加了把守人员，大门一关不准出入了：我们这些住校的出不去，外边大量的骑车和走着来上学的进不来。校园里增添了不少穿白大褂、戴着口罩、拿喷雾器或者提石灰桶的卫生防疫人员，到处喷消毒水撒石灰面。校医院变成了隔离病房，没病的不容靠近。原来教育行政学院成了疫区，被封闭隔离了。不用说课是不能上了，走读生显然很高兴，额外放了假，他们在校门外打趣我们这些关在禁闭里的无辜者。我们的头等问题是吃饭，附中食堂的大师傅做了一副担架式的抬箱，装上饭菜裹上棉被，几个人由附中抬过马路到学院门口，放到地下，这边再由几个人接力，抬到借用的临时食堂里开饭。我们这几十个住校的中学生一点也不紧张害怕：一是我们之中没有得病的；二是我们都不知道欧洲曾经因为流感死了千万人的历史，以为感冒是常见小病，现在不过是“流行”一点罢了；三是十几岁的孩子没有病重乃至病死的意识，反而觉得被封闭隔离很新奇有趣。没有课上也得打发时光，好在教育行政学院破例让我们进图书馆看书报杂志，操场仍然可以借足球篮球玩，我主要躺在宿舍床上看小说。这样大约隔离了一个星期才恢复了正常生活。
教育行政学院东北角围墙外，南新华街靠近香炉营头条路口处开有几个小铺，店房是学院一座楼一楼几间房对外开了门，所以进小铺要先上好几级台阶。住校初期我是其中两家小铺的常客：一家是修钟表的小铺，另一家是个洗染房。离开家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块怀表，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没有手表，总是带着怀表。那块怀表是白铜色的，表链也是一样。我把表放在裤子的表袋里，没多久在操场踢球时一球打在腰间，表不走了，于是第一次进了修表铺，说是擺尖弯了，校正摆尖加上洗油花了将近一块钱。此后我就成了修表铺的常客，一开始是十天半个月一次，慢慢变成七八天一次，只要稍微震动一下摆尖就弯了，又要洗油。这钱花的有些冤枉，我说可不可只校正摆尖不洗油，伙计说开盖就得洗油是规矩。最后我只得把怀表挂在宿舍的木柱上当了挂钟。刚住校大件衣裳洗不动，特别是有一三件套帆布的白西服，也不知道是哪位先辈留给我的，不经脏，下水后如铁板坚硬，只好常送到洗染房去洗，后来在那里把它染成了咖啡色。
初中的许多课程后来在高中或大学又被“覆盖”了，甚至可能不止一次，所以对许多课已经没有了印象。还记得的是物理老师毛鹤龄，她那时年龄已不算小，在我们孩子眼里就是高个头老太太了。上课从容不迫、讲话慢条斯理、板书方正规矩、叙述清晰严谨。那时语文课分成“文学”和“语法”两门，语法课还讲了一些形式逻辑，与几何课的证明相呼应，我因此去买了一本专讲逻辑的小册子，增强了分析推理的能力。
那个年代学业不像近年那么紧张，有大把时间参加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1955年号召开展“国防体育运动”，其中有一项是“报务”，我报了名。学收发电报，与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完全一样。开始报名的人很多，一个阶梯教室还坐不下，教练是部队里来的，他在讲台上手拿发报器通过扩音器发出“滴滴答答”的电码，大家学着抄报。学过“短码”、“长码”，主要是练习抄收四位数一组的电报码。一个礼拜活动一两次，许多人两三个礼拜后就不来了，我一直坚持下来。练习的也是抄收速度，关键是学会“压码”，即听完四位一组数码后并不立即写下来，而是“压”在脑子里，好的报务运动员要能压三四组码，也就是说现在手写的是三四组之前的电码。这项“运动”不动身体，动的是脑子，每次活动教练一批一批发报，一批比一批快，每批都是几十上百组数，直到大家都抄不下来。两个小时下来头昏脑胀，非常疲倦。经过一个学期学习，我在坚持下来的几十人中名列前茅，教练说到暑假保送我们几个成绩好的到国防体育俱乐部去培训，不料事到临头却变了卦，不让我去了。一打听是说我父亲有历史问题，我不适合参加“国防体育”。再开学时受培训的几个人成了教练，他们都是高中生，原来成绩并不如我，我也就没了兴致，不再参加活动了。
提倡国防体育给我的意外收获是学会了游泳。初时北京夏天正规的游泳池只有什刹海，天热时人太多像煮饺子一样，不会的孩子想学会游实在不容易，好像也没有什么培训班，同去的也都不会，靠书本上的指导总也过不了关。后来想其实关键不在动作：动作不标准只是能不能前进或者快不快的问题，关键在于呼吸，下了水怕呛水或憋气，精神就紧张，手忙脚乱自然就沉下去了。由于国防体育提到“侧泳”，据说是军事上最常用的游泳姿势，可以挎着枪支装备游过河，我买了一本书专门来学它。侧躺在水面上脸一直朝上，鼻子不没在水下就没有呼吸问题，不紧张也就可以从容游起来。学会了这种姿势心里有了底，别的姿势例如蛙式也很快就学会了。经常游泳对身体的强壮是有补益的。起码我的长跑就超过了体育课及格的水平，甚至达到了优秀的标准。天坛旁边有个游泳馆，那时建成不久，除了供游泳队的训练之外，冬天也对市民开放，条件是能游五十米远。我们几个伙伴就去考试，通过了发给一块椭圆形的铝牌，上面有编号，凭此买票游泳。头一年我的编号是“7”，可见那时北京市民（包括学生）能游五十米的不多，第二年我的牌号就是二百多了。到了秋冬，每个星期六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借辆自行车，骑到游泳馆，花一毛钱买张票游两个小时。游泳馆里人很少，有些戴着泳帽的一看就知道是专业人士，此外可能就是我们几个同学了。游完了出来，花五分钱买个面包边吃边骑回来。第二年陶然亭游泳池建成，里面的深水池也要考试，不记得是一百米还是二百米，反正只要能游了，几百米都差不多，我们也都考了牌牌。
同住宿舍的高中同学觉得我的嗓子洪亮，拉我去参加他们的话剧队。排演苏联的儿童剧“魔鞋”，讲一个孩子爱踢足球费鞋挨骂，后来得到了一双可以自动生长的魔鞋。我扮演一个小角色，没有几句台词，但我很紧张，根本做不到像书上讲的那样进入角色的感情，只能机械的背台词和动作，自己也觉得别扭，以后再没有上台演戏了。不过那时候比较时兴朗诵，广播电台里常有北京人艺郑榕用他那有磁性的声音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篇：
“不，
那些不是青年，
他们
……
用烧酒
灌漱
喉咙。”
我们也就学样，上台读马雅可夫斯基的分行阶梯诗，自以为算是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真是风行一时，他更有名的是“向左进行曲”：
“是谁在那里向右？
向左！
向左！
向左！”
这成了嗣后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的谵语。
课外时间更多的是看小说，我在小学已经读过现在所谓“四大名著”中之三，那时熟知三国水浒西游故事的小学生很普遍，当然有些是看小人书、有些是听评书，但看原著的也很多。同宿舍有一位高中的“文学青年”，嘲笑我们没有读过“红楼梦”，念了薛蟠的那首歪诗，说我们是小毛孩子没见过世面。于是赌气去买了一套三本的“红楼梦”，前面有何其芳的一篇长序，读过后不知所云，正文读完了觉得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并不能理会深意，就丢到一旁了。五十年代盛行苏联小说，起初是写卫国战争即二次大战的，到我读初中时便前推到十月革命，后继以建设和反特：例如盖达尔的“学校”是我读过的最有兴味的苏联小说，还读过“静静的顿河“、“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被开垦的处女地”、“海鸥”等等一大堆，不过那也是读苏联热的尾声了。课堂上读过鲁迅和茅盾等人的小说，觉得有兴味，就找他们的小说来读，然后又旁及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雷》}、《电》）和《寒夜》，老舍的《骆驼祥子》，甚至还买过那时出版的不那么有名的作家的集子，包括沙汀、艾芜、靳以、叶紫、施蛰存等等。中学住校每晚十点要熄灯，为了看小说，我买了四节电池的大电筒，晚上要蒙着被子看一两个钟头的小说，把眼睛看得近视了。近年很有名的沈从文，那些年代他被淡忘了，不过即使我那时能读到他的小说，他那种散文式的小说大概也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更没有电脑和互联网，这也许是我们一代人的幸运，可以读许许多多的经典，现在的孩子还有几人静下来读文学呢？
+ i5 Z. g1 x; X
发表于 2013-5-21 18:48:05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