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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44（甲申）年。那年，父亲42岁，母亲41岁，上边只有一个长我六年的姐姐。 老年得子，全家无比欣悦， 把我当成了宝贝。据说，80岁的奶奶怕我冻着，冬天把我放在她的棉裤腰里取暖，并且为我起了个小名，八十。周围的邻居们凑钱为我打造了一枚长命百岁银钱。为了给我消灾免病，父亲还带我到北新桥的九顶娘娘庙许愿，作了个跳墙和尚。从那以后起，我的左耳上方留了个小辫子，好把我拉住喽。这些都是我后来听说的。母亲向算命师问过卜，我是申时生的，井甜水命，我姐是城墙土命。说我的命还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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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1 P2 ^. a0 h* L9 f5 R4 y% K, j* G我家在北京南城，老街名是药王庙前街二巷，文革前改为西园子三巷。出胡同北口数十步，是有名的东晓市。晓市的街北是药王庙，据说为了纪念唐初药师李靖。庙旁有个派出所， 在《龙须沟》电影中曾出现过。出胡同南口数十步，隔着西园子胡同就是老舍笔下的龙须沟了。龙须沟旁有两条土路，土坡下是低矮破旧的民房，房檐上倒插着一排玻璃碴子，为了安全防卫。南岸的土路铺在天坛的墙根下，又称作坛根。天坛的老围墙是用煮饭的米汤和灰砌砖建成，十分坚固。往东走上7、8 分钟是商业中心红桥，那里有九大茶莊，文利栈百货店，山货庄，副食店和几个带买早点的饭铺。再往东多走几分钟是四块玉，那里是个乱葬岗子。从我家往西走5分钟是金鱼池，再走10 分钟就是有名的娱乐中心天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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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r- b/ b- }3 M. i龙须沟在50年代初不过是一条露天的下水道，有数米宽， 居民们称之为臭沟。沿岸居民的污水赃物，以及各种小作坊的废液尽排沟中。久而久之，沟里已见不到水色，只是一条乌黑的泥塘。到了夏天，蚊蝇群集，远远就可以闻到扑鼻的臭气。下暴雨时，小孩子不慎淹死在沟内的惨事也时有发生。在这样一个卑劣肮脏的环境中生存的，自然不会是什麽达官显贵，也不会是什麽富商旺族。有人说北京南贫北贱，其实这臭沟地带是既贫又贱。直到1949年前后，北京的下九流人士大多聚居在这个地带。不外乎拉洋车的，缝破鞋的，赶驴车的，打铁的，拉棉线的，染布的，焊洋铁壶的，买破烂的，卖小金鱼的，漚皮子的，磨刀的，杂耍的，剃头的，摇煤球的。再穷一点，还有捡煤核儿的，检烂纸的，捡烟头儿的，不可胜数。总之，都是些卖苦力，耍手艺，或是做小买卖的。这些人尽管分工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辛辛苦苦干了一天以后，带回几斤棒子面，让全家填饱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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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王庙前街二巷有四个小杂院，都是门朝东开的。我们住的那个院子有五间北房和五间南房。 每间大约有7平方米。 共有7户人家。赵家较为宽裕，小手工业者，有三儿一女和一个徒弟；小匣孙单身，是个做梳妆盒的木匠；我父原是工人，后来也做起了家庭小手工业；曹家大叔在解放前是拉洋车的，解放后在铁路工作，育三女二男；刘大哥是袜厂工人，有一子，妻早亡， 一直瘝居；在贵寿棺材铺拉大锯的刘大爷与刘大妈年迈无嗣，领养个儿子后，因生活窘迫，在55年移民宁夏；孙大叔在49年前是个巡警 ，解放后长期无业，快到晚年，才在建筑公司找了个工作。孙大婶是个驼背，家庭妇女，她们生有三子三女， 挤在一间小屋内，最为穷困，为了缓解，忍痛把大女儿送给了一个山西人，大儿子从八岁就挎个小木箱走街串巷卖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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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男孩都有个离奇古怪的小名。赵家的老大叫大球，我们叫他大球哥。他长我15岁左右，妻儿在良乡老家。他是赵家制帽工业的主力队员。他喜欢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小兄弟，常把我们聚在一起，教一些猜字谜语。还记得几则， ‘二人打架打破天，十女耕田在一边，我要骑羊羊骑我，千里姻缘一线牵’（夫妻義重）。‘虫入凤窝飞去鸟，雪融之处生春草，大雨下到横山上，半个朋友不见了’（風花雪月）。‘蒋匪将官入城，何宗兴光杆司令，朱司令谈判未去，毛主席三下南京’（花）。他教给我们歪读百家姓，‘赵钱孙李理不通，先生打我跳东坑。东坑有个小蚂蚱儿， 我是先生的小爸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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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9 q" r' A/ i+ j; \大球哥还喜欢评戏。每天早晨，当他左手端着漱口盂，右手攥着沾上牙粉的牙刷的时候，都要在院子里溜溜嗓子，向全院宣布，新的一天开始了。他参加了红桥的东一业余剧团，在《刘巧儿》剧中，演过老胡，有两句唱词，‘忽听门外有人声，赵老汉提了灯一个。 ’听说，评剧大师马泰就是从那个剧团脱颖而出的。闲暇时，他还请来摆小人书摊的小罗锅， 在他的车间加卧室里拉板胡，为他和几个票友伴奏，小小的屋子，挤了一群孩子，全院都充满了活气。1956年公私合营成立了制帽合作社以后，他响应政府号召，拿着几百块钱安家费，回良乡老家务农去了。他可算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大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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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爷的养子世荣长我四岁，原名昭辉。他幼年父母早亡。 无依无靠的遭遇使得他养成了深沉木纳，心事重重的性格。刚进门时，老俩口皆大欢喜，老来有靠。没过几天，刘大妈坐在炕上，一口气没上来，就过世了。邻居里有人说他命硬妨人。 刘大爷收入低微且不稳定，经常喝酒，对他连打带骂发脾气，嘴里还嘟囔着：‘八路军不大好人，打坏人。’脾气好的时候，刘大爷也说句俏皮话，别人叫他‘留神’（小心）时，他说：‘庙都扒了，留神干什么。’。世荣有时给我家帮点忙，我母亲帮他些吃的和穿的。他常跟我一起玩，讲些故事。听到乌鸦叫的时候，他就说，这不吉利， 尤其是对病危的人，‘啦啦啦。’，是早些把病人拉到阴间。两三年以后，刘家父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移民宁夏。我很舍不得失去这个朋友，送给他一个算盘留念。文革时，有人来调查过他，说是要入党。过了几年， 再打听他的消息时，听说此人已经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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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老大属马，生下时爱哭，小名叫啼哭，大概又因为尿炕，名字又被提了一级，叫骚啼哭。别看家里穷，骚啼哭 长得倒蛮壮实，个子也高。小小年纪，就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 他比别的孩子晚了两年才走进学校。而且，念的是识字班。识字班是专为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开设的， 不收费。当正规小学的学生们放学以后，他们才走进教室。这倒不会影响他挎个木箱走街串巷卖臭豆腐。 这个艰难的孩子，也读完了初中，又进了地铁中专。中专还没毕业，就参军了。退伍后，一直开车。他的妻子教小学，有一子一女。骚啼哭爱喝酒，可也容易醉。后来，听说他60岁死于胰腺癌。大概是由于基因。他父亲就是在失业和贫困双重压力下, 在60岁时得了胃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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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1 c2 R- n6 W0 R+ T赵家的老二属羊，叫马根，意思是像马莲根一样结实。马根家境较好，会玩儿，是我们院里的孩子头。 很多活动都是经他发起的。他初中毕业后找了个仓库管理员的工作。从62年到70年代末，月薪一直是30多元，低收入令他很晚才找到对象，直到他父母去世后，在79年才结婚成家， 时已30有5。我87年回北京时，见过他，一起吃过饭。 等到99年再回京时，他已因心血管病逝世， 身后有一个女儿， 享年50几岁。这几个小伙伴中，马根和我最近，常常一起抽烟喝酒，相互帮助。他的早逝令我意外，十分伤感。使我较早地意识到日月穿梭，去日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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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 g1 C7 |- e" r. u) D刘大哥的儿子，属鸡，叫老环子，让他像街门的铁环子一样耐久。老环子在我们这些孩子中，可说是命途多舛了。她五岁丧母，父亲上班，没时间照顾他。饥一顿，饱一顿，好不容易上了初中。没多久，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送到北京南郊的天堂河少年劳改场。几年后，又被遣送到河北省文安洼地务农，从而失去了北京户口。他爸爸一直鳏居，按理，他可以照顾父亲为名，把户口迁回，可是他父亲只有一间屋子， 容不下他一家四口， 最终也未能如愿返回北京。她母亲去世后，我父母常把他叫到家里来吃饭，老环子也记得这些帮助。到了文安以后，他还给我父亲寄来一封信，里面夹着一块钱纸币，以谢旧恩。我们全家为此深受感动，因为这一块钱可能是他当时的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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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的二小子属猪，叫小三，他上边有个送给山西人的姐姐。 小三爱嬉皮笑脸，能说会道。街坊都叫他猴三。 他生性活跃，经常帮别人做些事情，邻里间的红白喜事也都由他来张罗操持，收些份子钱。不过，他也未能逃脱 天堂河劳改的命运。 但同老环子相比，他又十分幸运。一则他在北京有个女友，二则他在文安找了个业务员的工作，经常来京出差，开展商务活动。几年以后，返回北京， 立业成家。99年回去时，听胡同北口的成子说，小三当了经理，配有司机。赵家的三儿属鼠，叫大年，他是大年初一出生的。他初中后在一个区办厂作车工，月薪不到30元。大年子说话有点大舌头， 人比较老实，能安分守己，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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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 S4 K0 Y% G# Q从啼哭到大年，在我们院这6个社会同龄人里，虽然没有出甚么诸如流氓地痞，思想反动一类的大是大非问题，但去过劳改场的却占了33%， 另外三个也没有读或读完高中。现在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我是怎么走到今天的。说出淤泥而不染，未免清高自许，又贬低了我的朋友。至少我没有为环境所拘泥，没有随其流而扬其波，走上了一条与街邻们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不仅考上了大学，还进了研究生院，后来又留学美国。从龙须沟到斯坦福，同我的发小伙伴们相比，实乃幸运之至，算得上受宠若惊，得天独厚了。感谢老师循循善诱的教诲，感谢父母勒紧腰带的支持，让我后来在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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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f0 d1 S% L另外两个值得一提的是成子和大君。成子家在二巷北口外的油勺胡同街角上。他爸爸是个木匠， 为人慷慨善良，我们院大人和小孩的木拖鞋（趿拉板）都是他免费提供的。成子虽然大我四岁，但童心未泯，喜欢和我们这些小弟弟们一起撕摩。他早年丧母，继而丧父。 暑期，我们经常在他家打扑克， 一玩就是一天。99年回去时，在天坛马路北边，他到小铺去喝牛奶，见过一面，那时他已退休， 儿子开个油盐店。 2007年，我到了他家门口，见了一位老太太， 向她打听才知，她是成子的老伴，成子已经离世，享年六十有四。人去屋在，令我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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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君长我八岁，虽不同院，但交往不浅，我叫他君哥。 53念初中毕业后，被选送到青岛集训， 回来后分配到国棉二厂。 随即，他母亲因痨病而亡故。结婚后，他和他的年轻妻子，经常成对成双，衣着时尚，被这些没有见过大世面的老邻居们视若金童玉女一般，甚为钦羡。谁料想风云难测，好景不长。57年后，他成了右派，被厂子开除。每天在家陪着没有正式工作的父亲，钉蝇拍，挣小钱。一天下午，我去看他，发现他踩在凳子上，正在房梁上拴绳子。我知道，他要自尽。大喊一声， 叫他下来。当时，我已从京剧和唐诗中略知一些典故，就用晋人周处与唐人韦应物的故事来鼓励他。现在想起，有些荒诞。因为他既没有像《除三害》里的周处那样行凶乡里，也未像韦应物那样豪横放浪。后来，他被送往老家，妻离子散，结局好不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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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匣孙有个徒弟，叫马春辉，为人和气活泼，说话带些山东口音，全院的大人小孩都喜欢他。我们管叫春辉大哥。他喜欢说山东快书，没事就摆弄着两片铜板，‘典G各另典G另丁典G’，在院里说上几句，增添了小院欢快的气氛。他说过：‘闲言碎语不用讲，表一表好汉武松武二郎。他练武 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在炕头上。’‘有一位大姐本姓杨，小模样长得可实在强。这一天她去赶庙会，东走走，西逛逛，一撞撞到了柿子上。卖柿子的发了话，人家的柿子论个儿卖，我的柿子得论筐。’ 1961年，春辉大哥参军入伍前，请我们几个小朋友到首都影院看了场电影，德国片《阴谋与爱情》，并且和我们留影为念。照片中，右后一是老环子，中为马根子，左是我；前排右是骚啼哭，左是春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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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T9 M* D1 q$ C7 `8 e$ t {新中国建立初期，按当时新对联的提法是‘共产党来风调雨顺，解放军到国泰民安。’然而，人们所面对的毕竟是旧中国，百孔千疮，万废待举。那时，大街上经常有欢庆活动。有阵容齐整的腰鼓队，也有大鼓大鑔，响声隆隆。大鼓点是3拍子的，‘咚共咚，砌强 砌，咚共咚，砌强砌’。一群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孩子，兴高彩烈地跟在后边， 随着鼓点唱着他们的歌谣，‘家家穷，净光净，卖了桌子卖板凳’。现在看来，歌谣有些反动，或许还就是阶级敌人散布的流言蜚语。但它毕竟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现状，没甚麽夸张。以我门的院子为例，家家必备的一个大件就是两条长凳和几块木板支撑的一个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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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6 s( q( j) k3 Z- O5 q. ?4 e0 }说也奇怪，那时的人们虽然不很精明，却知道如何利用空间，一家不管有几口人，都有块地方躺下睡觉。几个小件则是一个铁皮围成的煤球炉子和拔火罐，做饭取暖离不开它；一张一平方米的短腿小饭桌，搭上几个小凳，用膳时，把它摆在炕上或是院里，饭后抄桌，则把它横着立起来，放到墙角，节省空间；门前 一个水缸，用来储水，到了冬天，围上个草帘子防冻。开始，水由水井的工人拉辆木制水车挨门挨户把水倒到缸里，后来， 街口装上了自来水管，居民自己挑水到家。此外，各家都有一口大锅和一套竹制笼屉，蒸窝头时少不了它。一个铁皮围的小桶，口径比炉口略小一点，沿斜上方有个铁把，这东西叫水汆，用它盛上水，放到火炉膛里，可以把水煮开。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还会有个大洋铁壶，煮开水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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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H1 t _- C. N( S2 w我们院的5间南房和5间北方都属于一个叫许德华的房东， 他家在受禄街。这些房子很像陕北的窑洞。 三面是墙，只有对着院子的一面有门和窗。另外三面的墙则为左右邻房和前后邻院所共用。窗子只是一个由半尺见方的木格组成的大木框，下边有两块玻璃。夏天，住户们自己糊上一层冷布，看上去有点像熬中药用的纱篦或蚊帐。到了冬天，再换上一层既可透亮又能挡风的窗户纸。由于房山是人字形的，为了避免屋子上方空空荡荡，住户自己还得糊上顶篷。顶篷远不像现在装修那麽浪漫，它只是几根水平纵横支在房梁上的高粱（秫秸）杆，然后再在杆子的下面糊上一层白纸。 说真格儿的，穷人还真有穷办法。至于家境稍差的， 索兴省去顶棚。进到屋里，往上一看， 倒像个小庙似的，也别有情趣。房顶是用瓦砌成的，但年久失修，下雨的时候，又免不了会有水渗漏进来。下图是我母亲（右）和孙婶在我家屋门口于文革期间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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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家户户的食谱都很单一，主食是黄一色的玉米面窝头，副食则是炒豆腐渣和大白菜，讲究一点的家庭会在上面撒上一层辣椒油。稀的是煮豆汁，为了稠一点，煮的时候，往里掺些玉米面。再有则是那豆汁伴侣，切得很细的辣咸菜。我倒不记得甚麽焦圈，那东西在我们这里要算是奢侈品了。条件稍好的家庭，有时也会吃上白面馒头，或面条。上口的有打卤面，炸酱面，简单些的有芝麻酱面，花椒油面。小孩们最喜欢的要算嘎嘎儿汤了。把小米面和玉米面掺在一起，和成一块很硬的面团，把它擀平，然后，再切成8毫米见方的丁儿，放到锅里煮熟，连汤带水，能吃出一身汗来。那东西瓷实禁饿。间或，为了改善生活，用碱把棒子面发了，点上点糖精，蒸成丝糕。松松软软，还甜滋滋的，人人喜欢。逢年过节，多数家庭也会吃上烙饼炖肉。有时，胡同里有人大声喊叫，‘卖肺头了！卖肺头了！’，人们会连忙拿上小锅，跑到晓市的肉杠，抢购肺头，煮上一大锅，全家解解馋。肺头比猪肉要便宜两三倍。院子里，香气扑鼻，小孩们像饿了三天一样，狼吞虎咽地当肉吃着，回想起那个幸福的场景，我就会感动得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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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须沟附近，饭馆不多。胡同东边的受禄街有个小饭馆，只供应一些主食，如馒头，大饼。北口的晓市上，有个避难馆，早晨卖豆浆油饼，中午和晚上有炒饼，烩饼。能吃上个辣子肉丁或木须肉的人，没有几个。到了年关，有不少逃账的人常躲避在此，故名曰避难馆。 往西北走几分钟，过了三里河，就是北桥湾， 那儿有个小铺子，专卖油渣汤，一毛一碗，就上半斤大饼，花2毛多就可吃饱， 还挺有油水。父亲忙碌时，带我去吃过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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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方狭小，生活艰苦，GDP和消费水准都低得可怜，胡同里还经常是生活气息浓烈，显得商机无限。一是因孩子多爱在胡同里玩耍，跑来跑去，二是因买卖人你走他来， 络绎不断。一会儿是送水的拉着水车，提着木桶， 一家一家地往水缸里蓄水，一会儿是煤铺的拉着煤车，挎着箩筐， 一户一户地送煤球。一会儿是收破烂的，挨门吆喝，‘有破烂我买’，一会儿是摇着扑啷鼓的，来卖针头线脑。一会儿是掏大粪的背着粪桶挨院清理茅厕，一会儿是打鼓儿的来收购旧衣。一会儿是卖臭豆腐的，‘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一会儿是卖手纸的，‘豆儿纸，卫生纸，谁买我的豆儿纸’。一会儿是冰棍败火，一会儿韭菜黄瓜，一会儿是‘沙鸥门的焦牌叉’。一会儿是扛着长凳，磨剪子镪菜刀的，一会儿是推着小车，卖围水缸的草帘子的。一会儿是锔碗儿的，一会儿是焊洋铁壶的。一会儿是敲着梆子卖油的，一会儿是打着唤头剔头的。还有推着小车卖扒糕的，卖凉粉的，卖豌豆黄的，卖玫瑰枣的。 还有吹着长号卖水果糖的。还有画糖人的，捏泥人的。还有箍漏锅的，弹棉花的。如此这般，难尽其详。 这街景宛若走马灯，又如赶庙会，熙熙攘攘，叫卖声此落彼起，热热闹闹，生机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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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3 W- ~- W9 x, q8 B' _8 d: J& B说来也怪，尽管衣食住行都很艰难，龙须沟畔的百姓们却鲜有怨言，他们今天重复昨日，明日又重复今天，不厌其烦地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休养生息，传宗接代。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父辈们从晚清，民国，日伪，到解放战争，没过过几天消停日子，一旦有了个和平稳定的艾因斯坦的四维时空，他们不但知道珍惜，而且，对未来也抱有希望和信心。七，八户，三十多口人拥挤在一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小院里，不需要任何维稳理论，居然能长久地和睦相处，气氛和谐。就是小孩们偶尔闹些冲突，甚至叫骂打架，大人们也都能识大体，宽宏处理，随时化解。尽管各家内部有时发生矛盾口角，但邻居之间却没见过翻脸与争吵。人们在街上遇见了，都客气地打招呼，小孩子见了长者，也都以尊称相呼，诸如赵大爷，李大叔等。要是后半晌见了，就说，‘下班了您？’傍晚见了，就说，‘您吃啦？’。夏天各家都在小院里吃饭，见邻居走过时，总要放下筷子，满怀尊敬地仰起头来说声，‘您吃点吧？’。现在分析起来，这种寒暄未免有些虚伪和小气。明明知道人家不会吃，却偏要问人家。吃就吃吧，还要让人家只吃一点，难逃小市民的低俗之嫌。可当时，问者听者都没这么想过。这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礼仪，和美国人见面论天气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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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间没出过什么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事情。常常是一家有难，多家相助。一家的孩子，没了吃的，另一家就会拿出半个窝头递给他。 至于做饭时，急需酱油，到邻家来取一点儿的事，屡见不鲜。我父亲生病时，我不在家，邻居们就会帮着送他去医院。有一次，我父亲卧病在床，要吃馄饨。 孙家小三就走到天桥去买一碗并端回家来，来回得走半个小时。孙家孩子多，有时，我穿过的衣服，就留给他们。真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这个朴实和睦的部落群体，直到1970年夏天，才宣布解散。因为这院的房子被定为危险房。除了我们一家，其余都搬到金鱼池新盖的简易楼去了。分开以后，这些老街坊们还像串亲戚似的，不断走动， 相互关照， 相互帮助。大年子来找我说赵大爷要剃头，我二话不说，拿了理发推子就去。我周末要打家俱，马根到时候带着工具就来。我们搬到新居，也都是老环子，马根蹬着三轮帮着拉走那些破家值万贯的动产。 遇到有人结婚办喜事，大家会出点钱凑份子， 到时候一起来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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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 O" G2 P. K! U( e5 S在我旅居国外的三十年，古城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鱼池单薄的简易楼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崭新漂亮的楼群，然而老街坊的去向也沓无踪影。往日的生活虽然贫寒，但院里温热的旋律，和缓的节奏，美好的期待，甚至左邻右舍锅碗瓢勺的交响，都那么值得我留恋。 每每想起，热泪盈眶，拨我心弦。可是时过境迁，故人往事像那流出去的水，冒出去的烟，一去不返。何况，又有多少人已离开人间。这或许更值得我拿起笔来，把他们印记在字里行间，让后人知道，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曾有着那么多穷困而又美好，平淡而又动人的故事。这些人没有隔夜的钱财，没有换洗的衣衫，没学过微积分，不晓得相对论，但他们知道怎么做人，怎么对人。 他们终日奔波，从不厌烦； 他们衣食简陋，从不埋怨；他们心怀希望，坦荡乐观。他们知道人世的真情，他们懂得人间的冷暖。那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那是一个值得赞美的人间。年幼时，我觉得人生是那么久远，就像那大地与蓝天。如今，我高堂明镜悲白发，才知道人生是那么短暂。当你珍惜某种关系时，他会维持一段时间；当你中断某种友情后，这或许是永远。不光人面不知何处去，就连那陪衬的桃花都会也已落完。如果能再活一遍，我一定会珍惜那些儿时的伙伴，珍惜我们一起度过的每一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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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龙须沟》电影里程疯子说的那样，‘龙须沟脏，龙须沟臭，政府心里也难受’， 解放后不久，臭沟就被填平了。天坛的围墙也被修葺一新， 下面还铺了一条柏油路。 天坛成了国家公园，开了个北门，供人们娱乐休闲。大约在1955年，夏初，有轨电车连通了天桥到东单一线。那年的6.1，我还兴高彩烈地坐着电车到东四牌楼去玩。儿童节那天，小孩乘车免费。 又过了几年，那个元宝形的金鱼池，也被填平，盖起了学校，居民楼，和商店。我有个万分荣幸的童年，因为我曾目睹了龙须沟的伟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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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投稿
发表于 2012-3-3 06: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