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至1976年,我没少读梁效的文章,因为那时我是西岗子煤矿工人业余理论辅导组的成员,每个星期六,我们理论辅导组几十人都要在煤矿革委会会议室学习一天马恩列斯、毛泽东思想,当然少不了红极天下的梁效的文章。
* c3 h) K3 n ~% f" E多年过去之后,我才知道梁效这个北大、清华大学组织的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均是真正的文化大师,他们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均是一方学界的专家、泰斗。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哪个不名盖中华?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哪个不是文史学术精英?
: o: l" B( O4 V有文章指出:“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中都居于显赫位置,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 e8 O4 U- h, w' O7 X8 b( E2 k6 O梁效的文章主要是批判林彪、孔孟之道,然而这是明面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暗里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的,他们玩的是阴谋文字。然而这些人是坏人吗?绝对不是!他们的品质、睿智、学识、文采和现在的知识分子相比,只比当今知识分子高而不比他们低。
/ @3 B2 ]* | U0 e, w梁效那些人理论功底深厚扎实,文笔老道、思维缜密,文章捭阖纵横、汪洋肆意,大有“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之势。梁效的文章那时已经达到“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轩冕:高级职位);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杀人比兵器更厉害)”的程度。只是可惜了,他们追随错了人,他们生错了时代。
, e' n( Z0 k8 c3 s3 P对于梁效的问题,北大党委曾公允地给予结论:这些同志到梁效,是组织上派去的,他们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在梁效期间写过一些错误文章,应该以历史条件加以解释;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教学科研作出贡献。
5 ` W! E9 Y1 `7 j" ~这是中国当代史上,也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特悲剧性的人文事件。他们忠诚祖国和民族,但狂热地卷入了斗争哲学里面,认定了一党之内、一国之内必然还要有很多坏人,他们随时准备复辟资本主义,随时准备让人民重吃二茬苦,重受二遍罪。
梁效继承了千百年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秉性,忠君忠到愚昧时。在那场浩劫到来之时,他们不加思考,当然现实也不允许他们思考,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歪理邪说的制造中去。他们几年的所作所为无不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先天性格缺陷,即从来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
在权贵和真理面前,他们往往更容易倒向权贵而远离甚至咒骂真理。当一两个骨头硬的知识分子想要独立思考时,不是死亡就是被管制,于是沉默便是非常时期知识分子的最好抉择。
回首历史,当年掀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规定知识分子必须人人洗澡、人人过关,否则将丢掉“饭碗”。有文章曾描写这样的情景:“在清华大学,冯先生(冯友兰)已作了几次检查,群众反映很好,但领导还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待’。金岳霖跑去安慰冯先生,好心劝他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先生接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这时金先生向前几步,抱住冯先生。两个白发苍苍老人的头紧紧地依偎在一起,眼泪和鼻涕齐下。”
他们的哭,内涵应该是很丰富的,或忏悔、或迷惘、或重生。还是同一个冯友兰,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在文革中他建议说:“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这就是明确表明"焚书坑儒"好得很,今天还要搞。冯友兰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我们是应该责备他还是应该铲除制造这种语言的环境呢?
勿庸讳言,令人窒息的环境,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是很难扛得过去的。但是退言之,我们能不能不主动去配合那恶劣环境去害人呢?我们能不能缄默其言呢?
是的,我们很少有人能成为张志新、遇罗克、顾准,但我们能不能不主动依附别人去陷害另一些人呢?
我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过惯了一种优越的生活,当形势出现复杂局面需要他们选择时,他们那种与生俱来的顾怜自己,那种躲事、怕事的懦弱心理,那种君臣不可逆变的思维,都让他们选择屈服、妥协甚至被迫出卖人格、良心。
/ Z" i; Y9 |( O$ G8 r我们谁都不是圣人,孰能无过。但历史和现实有权利要求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能保持操守和做人的道德底线。而作为人类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更应责无旁贷地秉持良心和公平,不依附任何恶势力,努力将自己的智慧造福于广大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