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刹海（十）

sunyumin1959

（十）
      漫步在什刹海，对于胡同游的“老外”——包括外国和外地人——来说，不过是看活化石，要真正领悟老北京的风韵，则须有长时间实际的生活体验。这时候就不得不推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理论了，否则，可能连皮毛都了解不到，更无法领略真谛，自然也不会被京味所感动。这就难怪，许多出国且在国外生活多年的人还是无法融入当地的社会。
      当下人们爱把“京味儿”这个词儿挂在嘴上，可惜却很难真的明白这种味道从物质到精神都是什么，甚至进行曲解——比如以为京味必须是张嘴就骂大街。鲁迅说，人一味地回忆过去，大抵是无聊懒了。我倒想沉醉于童年和少年时代，但却总忘不了那时的情景，写几句出来，作为对什刹海“人的味道”的小注吧。
      我从小住在一个极为标准的中型四合院里，胡同路北有三座院落，三院的房主没出五服。我住的那院属于前清一位御医，御医的儿媳妇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不常坐在大门槛上嘟嘟囔囔，偶尔翻翻报纸批评两句，还时不常地念叨，烟袋斜街鑫钟酱菜园是她家的股份。
      因为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一个扭曲的年代，所以许多记忆很有些荒诞主义的色彩，但却是实实在在的，算是黑色幽默吧。院子里的垂花门，早在五十年代大跃进时就已经拆毁，两株极粗的大树，一榆一槐，也在文革中锯断挖走填进了砖窑，以备深挖洞的材料。记得是六六年，一位“红五类”，极其认真而充满义愤地用斧子将屋门和大门上的雕花一点一点砍去，好象每一斧不是砍在木头上而是刘少奇之流的身上，都是在捍卫着他们永远不变色的铁打江山。一些深居简出的人会被突然“揪”出，在批斗大会的震天的口号和带铜头的腰带下用肩膀夹着脑袋瑟瑟发抖，一些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忽然在某天早晨胸口挂上黑牌子扫街。路过垃圾站，时常能看见了一些从没见过的东西：穿旗袍女人的照片、整盒的象骨麻将、打破的极细的瓷器碎片、西洋化妆品和一些当时不知道名字的小玩意儿。
      那时候，胡同里几乎没有什么吆喝声，似乎这样就完全革命化了，因为沿街叫卖把您需要的东西送到您手上，很会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惯，于反修防修不利。东西都要自己去买，送来的只有煤、报纸和书信，先前还有牛奶，后来也一度中断。夏天偶尔有些卖冰棍的老太太，但只是在卖不出去才肯到胡同里来，所以，要是从她们手里卖，一定是半软的货色，而且越是天凉快她们来得越多。上幼儿园的孩子，原先还有专门接送的三轮儿童车，后来，据说是因为怕小孩子从小学会剥削也取消了。
      银锭桥往北，烟袋斜街西口有家一间门脸的酒馆（原是天合成油盐铺），也兼卖油盐酱醋和定量供应的粉丝麻将淀粉火柴肥皂和凭票卖的食用油，里面靠东的柜台卖生活必需品，几位售货员都是老派，是公私合营时组合进来的，年纪都在五十来岁，永远是一副不紧不慢的做派：不管排队的人多人少，总是慢条斯理地和顾客打招呼，慢悠悠地用竹子提子和铁皮漏斗装酱油罐醋，用古香古色包着银头、乌木杆镶嵌着银刻度且秤盘子已经从圆形磨成几乎是三角形的秤约盐约糖，而且包糖一定是梯形纸包，包盐一定是三角形纸包，永远不乱，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风度。靠北的柜台，专门出售散酒和小酒菜，柜台上是一排贴了价签的黑陶酒罐，上面紧塞着包了红布的盖子，还有一只带着刻度的三角形量杯，这是小店唯一的现代化器皿。啤酒装在煤气罐一样的筒里，以塑料升散卖，今天已经叫扎啤了。柜台下面摆放着装了香肠和熟肉的碟子，传出阵阵诱人的香味，和酒香混合在一起，是极有诱惑力的味道！其实卖副食品的柜台同样具有吸引力，玻璃柜子里，有三分钱一包的玉米花或四分钱一包的大米花，有五分钱一包的空心豆和一毛钱一包的榆皮花生，还有一分钱一块的水果糖和二分钱一块的牛奶糖或棍儿糖。靠东墙有两张桌子，三五酒友，边喝边聊，兴奋之处，面红耳赤，大呼小叫，说得比喝得热闹，这些人多是喝用厚壁的白磁杯子装的散白酒。今天想来，这小小的酒馆，颇有旧时大酒缸的神韵。
      小铺稍东是一家合作社，公私合营前是鑫钟酱园，专卖副食品蔬菜。因为是国营的，所以比小铺要牛得多，比如运来蔬菜和猪肉，售货员可以公开把好的留出一部分，不但从来不避讳排成长队的顾客，还坦坦荡荡地大声宣布：这是给机关团体留的！是否？不得而知，可是，附近卖菜和肉的就它一家，谁也没办法。和小酒馆相对的鸦儿胡同口上，有一家早点铺，每天早晨热闹非凡，单是门前排的长队就足以说明生意的红火，其实并不是它家的服务上乘或是货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是当时的店铺太少了。
      银锭桥北的空地上，是附近居民买冬储大白菜和白薯的地点，多少次在这里排队、领号、装车。空地北就是烤肉季和一家粮店。粮店里是一拉遛半人多高的木制粮柜，里面放着面、米、棒子面，赶上特殊供应时也有红豆、绿豆、江米等杂粮。每个粮柜前面都装着一个铁漏斗，买粮的将面口袋套在漏斗下方，售货员就会抄起个很深的铁簸箕，撮起粮柜里的粮食倒入漏斗上口，随着“噗”的一声，漏斗里便会腾起雾状的面粉，手中的袋子便突然有了分量。卖粮食的售货员手底下很有准，你要多少斤，他们就能准确的给撮出来，用大秤一称，最多差不了一小碗。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商业兴起了学习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的运动，学习内容之一就是热爱本职、技艺精湛，即所谓“一抓准”。当然，绝对的一抓准是办不到的，而实际上，北京老派的售货员中，一抓准并非什么特殊的本事，而是长年累月操作的必然结果，在北京胡同深处的各种小店铺里，这样的售货员可谓并不少。
      出烟袋斜街往南一拐，把口是一家食品商店，老人们称之为“公和魁”，后来才知道，那是开业于光绪二十年的老饽饽铺。“公和魁”往南是家银行，小时候去过几次，第一次看见了柜台里的宝石和金银饰物，后来自然随着生活的革命化而取消了。银行旁边有家小小的早点铺，早点铺只有一间极窄的门脸，里面则是一个很象夹道的细长条。除了卖油饼、豆浆、烧饼外，总有一个四、五十年纪的女人穿着油污的工作服在门口的用一大锅油煎鸡蛋，把撒了盐花的鸡蛋夹在火烧里买。此外还有豆馅火烧，每个八分钱，高中在东郊学工时经常买两个作为晚饭，吃得挺带劲。早点铺往南便是地安门百货商场，早先不过是一拉溜平房铺面，大约在七几年建了楼房。对商场的记忆并不多，但有几件事印象却很深，一是老式货架上立着一排排整齐的布匹，散发着一种特殊的棉布香味。二是售货员收款时把钱和票据夹在上方一块小木板的夹子上，然后挥臂一推，夹子便飞向收款台，那动作极潇洒，后来改成电动传递了，那优美的姿势也就看不见了。第三个记得清楚的，是那家对孩子充满诱惑而对大多数家长来说是累赘的专买儿童玩具的几个柜台，因为孩子们走到那里，绝对走不动道儿，我没少见在玩具柜台前蹲着躺着撒泼打滚的孩子。
      烟袋斜街出口往北，把口是开业于民国初年的洪吉纸店，很大的铺面分为两部分，北边卖文具，南边卖纸。虽然这里也有价格不菲的英雄金笔和整刀的纸，但大多是一块钱以下的买卖，比如一分钱三根自动铅笔芯或一个信封或两张信纸，六分钱一把削铅笔刀或三支铅笔或大半瓶蓝黑或纯蓝墨水。卖纸的部分好象永远忙碌，一张大桌子上，售货员用镰刀一样的裁刀把整开纸割为小块，以备卖给学生。纸店北边紧邻一家菜店，除卖菜外，这里是附近唯一家卖牛羊肉和水产的副食店。每到星期天，门口总有长长的队，有卖两毛五或三毛八或四毛二一斤的带鱼或五毛五一斤黄花鱼的。有端了盆、锅买几分钱一块的豆腐的——大多是买卤水或石膏点制的北豆腐，却少有人买软绵绵的南豆腐，尽管它比现今的“白玉豆腐”强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