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村考——元大都一个“畏兀儿”聚落的历程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党 宝 海 编辑: 魏公村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东南部,包括白石桥路和学院南路交叉路口西南隅。著名的中央民族大学就在魏公村一带。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 ① 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耐人寻味的。它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清代开始到本世纪80年代,一直有学者注意这个问题。并作了初步探讨。 ② 笔者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地名变迁的脉络,探明这一聚落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并进而说明古代北京城市发展及民族关系的某些特点。 一、地名的变更 从现存文献来看,魏公村在元代就已形成,经明清延续至今。与今天不同的是,它在明清时被称作“畏吾村”。 明人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合葬告考妣文》: 呜呼痛哉!自我先祖葬曾祖考妣于畏吾村,吾母之墓实在右穆。墓地狭隘,不过二亩。(下略) ③ 据此,在李东阳曾祖之时已有畏吾村。又据《怀麓堂集》卷68《曾祖考少傅府君诰命碑阴记》:府君在国朝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携先祖少傅府君以来,始居白石桥之傍。后廓禁城,其地以入北安门之内,则移于慈恩寺之东,海子之北。生三子,其二仲曰雷、曰孔。皆生于京师。始居北方,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阅三世百有余年,乃得以官职封赐,一命而跻于极品。 ④ 文中提到李东阳曾祖在洪武初年就移居北京,由于“风土不相宜,因病告解,未几而卒”。由此可以断定,李东阳曾祖的葬地畏吾村在洪武初年就已经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畏吾村最早的形成时间就是在洪武初年。我们知道,一个聚落的形成往往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畏吾村的最早起源当在明洪武之前的元代(笔者将在下文详考)。 尽管畏吾村在元代就已形成,但由于元代文献、特别是北京地区地方志的缺佚,我们很难找到元人关于畏吾村的直接描述。而到了明代,有关畏吾村的记载开始多了起来。 除上引二文外,李东阳还曾多次在文中提到畏吾村,如《复畏吾村旧茔告先考墓文》、《安葬告兆先文》等。 ⑤ 清人乔松年曾专门撰文提及李东阳与畏吾村的关系,“李西涯(按,即李东阳,号西涯)或自署畏吾。盖京师西直门外村名……西涯以居址相近而署号”。 ⑥ 虽然这段文字稍有错误, ⑦ 却正确指出了李东阳与畏吾村之间存在着联系。由于李氏祖坟在畏吾村,李东阳死后也安葬在那里, ⑧ 而且他的墓地还成为后世文人凭吊抒怀的一景。 ⑨ 明正德八年,太监张雄修建大慧寺,地点就在畏吾村。李东阳为之撰写真武殿铭。 ⑩ 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 嘉靖年间这里仍称畏吾村。一方作于嘉靖三十四年的墓志写到,“墓在城西畏吾村之原”。 到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 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 明末这里称“魏吴村”。魏公村出土明人刘继祖及妻李氏等合葬墓志,其中提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9月11日“葬于西直门外魏吴村。” 到清代,畏吾村这一名称依然沿用。康熙朝名诗人王士祯,康熙、雍正时期的查嗣?,乾嘉时期的法式善,同治时期的乔松年均在文中提及畏吾村。在康熙年间,畏吾村也称“魏吴村”,乾隆年间又称“卫伍村”。据清人查礼《畏吾村考》: 京师西直门外八里,有村名畏吾。明大学士李东阳墓在焉。村前有大佛寺,予家祖垅未迁榆垡时,俱葬此村。案畏吾,元时西域国号也,太祖四年归于元。或称畏吾,或称畏吾儿;或称畏兀,或称畏兀儿……此村密迩郊甸,意即其聚族地乎……畏吾之名,当始于元。今之人或以其地近郊甸,兵卫所居,遂称之曰“卫伍”,殊失其义。 虽然在清代畏吾村有“魏吴村”、“卫伍村”等不同写法,但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这意味着,直到十九世纪后期“畏吾村”之名尚未改作“魏公村”。 畏吾村何时改为魏公村,具体时间已难查考。笔者认为当在民国时期。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 现有的文献表明,至迟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畏吾村已经改称魏公村。 这一名称的改动,显然是根据读音,换上了发音相近的字,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明代畏吾村称苇孤村,清代称魏吴村、卫伍村。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 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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