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北 京 的 女 中

摘苹果的人

北 京 的 女 中

（各位前辈：初到“老北京网”。请多关照！） 3 u8 V6 F1 K0 |' R) Y+ G8 P
“文革”前，全国的几个大城市都设有女子中学。但尤以北京的女中数量最多、环境最好、设施最先进、教师水平最高、部分学校学生的“背景”最显赫、考上名大学的人数最多。据我所知，那时北京的女中好像有16所，其中最为有名的有北师大女附中、女一中、女三中、女八中等名校。这些名校历史悠久，校长和教师都是国内出类拔萃的名校长、名教师。
说实话，如果没有“文革”，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南平民区的孩子，真不知道在这些名校就读的女孩子都是些什么人。
记得1966年夏秋之际，我和同学们去北师大女附中“串联”。那个学校的女“红卫兵”带领我们去参观学生宿舍。当时我们确实感到同在蓝天下所在环境的巨大差距！--- 四个人一个宿舍，每人一个单人床，毛巾、洗脸盆摆放的规规矩矩。靠近窗台有一个三屉桌，上面铺着塑料布，摆放着几盆鲜花。带队的女红卫兵讲，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邓小平的女儿邓毛毛（邓榕）都在这个学校学习。
再看她们的音乐教室，据说原来有钢琴，后来“破四旧”给搬走了。音乐教室的座位为专用座位，右边有突出的平面扶手，是专门用来摆放乐谱的。此外，听说学校还有体育馆、游泳馆等体育设施，但因为时间紧，那天我们没机会去参观。
1966年“文革”才开始时，我所在的北京69中“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把位于新街口的女十中的几个女“老兵”请来“煽风点火”。这几位“女兵”穿着人字呢军装，骑着当时令我们羡慕无比的“锰钢18型”大链套自行车，风风火火而来。她们的后脑勺右上部统一梳着一把羊角辫，左臂佩戴着红卫兵袖章，个个威风凛凛、盛气凌人、口才极佳。她们站在学校操场的主席台上宣讲“文革”的意义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内幕消息”。通过她们的发动，我们学校的“文革”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那个年代，北京的名女中大部分都集中在西城区和东城区，宣武区好像只有女五中、女七中。其中女五中也是建校几十年的历史名校，但由于宣武区平民子弟多，所以该校有“背景”的学生似乎并不多。而女七中则是“文革”前从女五中分出去的，而且该校没有高中，因此学校各方面的条件与位于北城的那些名女中无法相比。
记得崇文区好像只有一个女中。“文革”才开始时，发生在榄杆市的女“红卫兵”被“黑五类”夫妇杀死的事情，据说就是这个女中的事情。
“文革”后，北京的女子中学全部改成男女混合校，校名也随之改成为北京第XX中学。北京的女中也就失去了她往日的光环，只留在我们这一代和上我们一代人的记忆中！
大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北京成立了一所华夏女子中学，该校位于宣武区广安门外马连道附近。但是，这所学校的名声似乎永远超越不了“文革”前的那几所北京名女中。-- 这是后话。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5-8 23:49:37编辑过]

眼底云烟

在某种意义上，红卫兵和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有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冲锋队更多时候是以犹太人等非雅利安民族的人为残害目标，而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谁都可能成为被革命的目标，此外今天自己还是红卫兵呢，明天可能已被打倒；还有就是结局不同，冲锋队最终被党卫队清洗，而某人看到红卫兵运动已经处于失控的边缘，于是发动上山下乡运动，让年轻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红卫兵组织被瓦解了！

眼袋斜街

“红八月”橄榄市受难者 （摘自《文革受难者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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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5日，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居民李文波，在家中被红卫兵打死。

1966年9月12日，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广渠门内大街居民、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被无辜判处死刑。判决后的第二天，就执行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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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千惨死的北京居民之中，只有李文波的名字是个例外。这个名字出现在那时留下的印刷品中，很可能是八月杀戮中唯一被记录的受难者：当时的总理周恩来，曾在两次讲话中提到“李文波”，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10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外出串连誓师大会”上的讲话，另一次是周恩来1966年9月25日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到“资本家 李文波”对红卫兵“行凶”，但是周并没有说出李文波已经被打死了。李文波的名字之所以被人知晓，是因为他被当作“反抗”红卫兵抄家的案例，成为在北京掀起更大规模的暴力迫害的借口，他的名字也因此被最高当局知道。

32年后，即1998年，有署名“鸿冥”的文章发表（《民主中国》，1998年第三期）。 这个作者说他曾经和李文波事件的当事者之一在一个单位工作。那个当事者说：“榄杆市那个小业主和他老婆，其实很老实、胆小。那时候我们才上初中，年轻不懂事，三伏天把他们夫妇关在楼上，一整天不许吃饭、喝水、上厕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楼，被我们推倒还踢了几脚。那老头子一看急了，下楼理论，我们用棍子揍他， 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们吓跑了。实际上谁也没有砍谁，我们说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么，后来就变成说他杀了人，把他给枪毙了。我在东北生产兵团入党时，如实跟政委说过，他教我别说了，不然别人会说你立场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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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来自红卫兵方面的忏悔性的说法是至今仍然罕见的。这个说法提供了与前不同的 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事实方面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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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李文波和他的妻子还能开口说话，他们会提供他们一方的描述和记忆。他们对事 件经过的说法也会不同。李文波当场就被红卫兵打死了。李文波的妻子被警察的车辆带走。他被打死后，红卫 兵计划在北京召开十万人大会声讨李文波，并在会上把李文波的妻子打死。周恩来在讲话中两次提到李文波事件，是因为他说到要保护红卫兵，另外，他表示不同意红卫兵的这个在大会上打死李妻的计划。后来实行的方法是，在周恩来9月10日的讲话两天之后，由法院将李文波的妻子判处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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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准查阅文革档案材料，这里无法录出对李文波妻子的死刑判决书。但是有数位 被访者都说他们曾经看到过判处李文波妻子的文字材料。其中有一个法律研究人员说，那份判决书不但判处了李文波妻子的死刑，而且也判处了李文波的死刑，这个法律研究人员补充说，这等于判决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死刑，在法律上是很特别的，所以让他印象深刻。他又解释道，当局这样作，可能是为了显示国家机器对红卫兵的充分支持。

在周恩来的讲话中，在上面提到的红卫兵的文章中，说到李文波的妻子的时候，都称其为“李文波的老婆”，没有说她的名字。经过笔者的调查，发现了李文波妻子的名字叫刘文秀。1966年9月12日，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判决书号是：66中刑反字第345号。判决后的第二天，就执行了死刑。判决刘文秀死刑，虽然是由国家机器而不是由 红卫兵实施的，但是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应有的自我辩护、上诉等等过程，显然违反关于审判程序的法律。同时，即使在当时，红卫兵也只是说李文波“行凶砍人”，并没有说他的妻子“行凶杀人”；而且，尽管上述关于“李文波事件”的不同说法对于事件起因的解释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此一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一个红卫兵的死亡 或重创。但是无辜的李文波的妻子刘文秀却被判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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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前去李文波家抄家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该校现在已经改名为广渠门中学）初中的红卫兵。搜查在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他们一夜未准李家人睡觉。他们搜查了李家以及李家的屋顶，殴打李文波夫妇，要他们交出黄金、枪支，而李家没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红卫兵侵入李文波夫妇的住宅，抄家打人。红卫兵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按照文革前的法律，那是非法的。如果李文波夫妇真的拿起菜刀反抗，这是宪法给予的权利，他们有权利自卫，保护自己的住宅和人身安全。然而， 李文波夫妇显然没有企图阻止红卫兵进入他们的家。而且，在8月24日，李文波被打死的前一天，他已经到房管局把他们的房产证书交上去了；他们也在家中挂了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等等。和当时北京其他十多万个被抄家和被殴打的家庭一样，对红卫兵的行动，李文波一家是顺从的，忍受的。

李文波事件，究竟是红卫兵渲染的煽情故事，还是发生了真正的反抗？从几方面调查 到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确定，当红卫兵到李文波家抄家并且殴打他和他的妻子的时候，第一，李文波没有作过行动激烈的反抗；第二，如果李文波有反抗行为，那种行为也不是预谋的。那一天在李文波家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可能是在被严重殴打的情况下，他出于自卫或者保护其妻子作了某种阻挡。李文波当时52岁，年纪并不很老，当时是盛夏，没有人穿厚衣服；那时的民用菜刀一般是铁制的，既锋利也很沉重，相当具有杀伤力，象李文波这样一个并不很老的男人，如果蓄意用菜刀攻击中学生女红卫兵，是完全可能造成严重杀伤的，特别是完全可能严重杀伤第一个被攻击的人。正因 为如此，文革后，1981年3月26日，中法81中刑监字第222号宣判刘文秀无罪，也宣布对李文波不予起诉。

广渠门内大街121号。这座房子建于50年代，是政府造的。因为地皮属于李文波，房子建好后分给李文波一部分居住。李文波在1949年以前有产业，1966年时没有正式工作。他曾作过文书工作，因为写字写得不错。他也曾以修理自行车为生。李文波夫妇有三个子女，家中出事的时候，他们被抓到崇文区公安局里关了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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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波事件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成为红卫兵掀起更残酷暴力高潮的借口。

首先遭害的是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的老师和校长们。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学校遭到“斗争”和殴打，在校园“劳改队”中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侮辱。这个中学的红卫兵在李文波家遇到的冲突，成为对他们发动更残暴的暴力行动“理由”。8月26日，李文波死后的第二天，该校负责人梁光琪在校中被折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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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波居住的崇文区，并不是红卫兵最早开始活动的地区，但在李文波死后，据目击者说，大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汽车，从各处赶到崇文门外榄杆市地区，对那一地区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数日。红卫兵还特别没收了许多人家的菜刀。他们的行动导致崇文门外一带大量的人被打死。

食烟火斋

鲁迅说过，在暴政统治之下的暴民，更残暴。

摘苹果的人

感谢各位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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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不堪回首！只是希望哪位能详介一下拙作中提到的，“文革”初起期间“红八月”的榄杆市事件？

金六爷

老实说，中国历史上，为了宫廷斗争敢把群众发动起来的帝王，唯毛老头一人

眼底云烟

某些人为了一己之力，发动所谓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可能威胁到自己及家族权益的对象以及他们的“同伙”，树立了自己的权威！挑动群众斗群众，其结果就是彻底摧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道德底线！其破坏力和所产生的后果是此前历朝历代封建君主所不及的！

眼袋斜街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位于北京市西城区。

已调查到的死亡：

1966年8月5日，该校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打死在校中，时年50岁。

1966年8月下旬，附近一家饭馆的一名19岁女服务员被该校初二的红卫兵打死在校内化学实验室里。

1968年8月11日，化学教师胡秀正在校中被“隔离审查”时，从学生宿舍楼五楼坠楼身亡，时年35岁。

1968年年底，教师梁希孔在被“审查”中自杀。

1968年年底，教师周学敏在被“审查”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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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之前，学生把校园里 尚未成熟的梨和苹果都从树上采下并吃掉，甚至连苦涩不能吃的青柿子也全被打光。 教学楼里挂的画和入口处的正容镜都被破坏。校园里弥漫着一片恶毒的气氛。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争黑帮”，“斗争” 了学校的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校长缺）。

那天下午，高中一年级的红卫兵首先发起了这一行动。他们把已经在被罚打扫厕所的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冰莹五个人揪到大操场上“斗争”。胡志涛试图告诉学生，在工作组离开后，要得到北京新市委批准后才能“斗争”人。红卫兵根本不听。他们很快给五个被斗者戴上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上写着“反革命黑帮”的牌子，往他们头上身上浇墨汁。越来越多的学生涌来。他们把五个人拖到一个水泥高台上“斗争”，强迫他们低头下跪，命令他们“交代反革命罪行”。

在台上，有红卫兵高喊口号和“揭发控诉”。数百名学生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他们拿来了带着钉子的桌子椅子腿。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烫他们。

接着，五个被斗者又被从高台上拉下来。他们被拉到学校的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用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就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上面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卞仲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她被打得最重。“劳改”了一些时间以后，“黑帮”又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下午大约五点来钟的时候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红卫兵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下午五点多时，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的身体搬上一部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 。当时还在“斗争”其他几个老师。副校长刘致平被强迫跪在手推车旁边。这个学校的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时值8月，这时天色还很亮。有人说这样推过去“影响不好”。手推车在校门旁边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北京市委－－当时他们还被称为“新市委”，因为是两个月前“打倒”了旧市委之后成立的。这时才被允许通知医院和家属。当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时，尸体已经僵硬。

卞仲耘是在被许多学生打了以后死的，是被一些年龄在14-19岁之间的完全是女性的学生打死的。在数小时长的折磨期间，这个学校的1600名学生中没有人曾试图说服打人者停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动。在打人过后的那天晚 上，在学生食堂中有学生高声谈论他们如何强迫她吃厕所中的脏东西以及如何用开水 烫她。那里没有犯罪感，只有兴奋与轻浮的气氛。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身上有多处骨 折，腰脊和肋骨都受伤，后来她一直需要穿特别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被带钉子的木棍打，那天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大量小洞，布丝都嵌进肉里，那天所受的恐怖和惊悸也导致了后来严重的心脏病。他们四个人，不但自己身受毒打，并且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被杀害后，更多的人被打。其中不但有老师，有所谓“出身不好”的学生，还有校外的老百姓。附近一家饭馆的服务员，一个19岁的单身女子，被绑架到师大女附中的化学实验室里。她的罪名是“流氓”。她被绑在实验室的柱子上。红卫兵用军用铜头皮带抽她。惨叫声一阵接着一阵，传到门外的甬道上，来来来往往的人听到了，后来渐渐安静下来了。学校的校医被叫来看。校医说，瞳孔散了，人已经死了。于是尸体才被解开绳子放了下来。这个女子有六个哥哥，都是工人，他们后来曾到学校来哭诉小妹妹的事情。在1966年夏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校外的7个人。

有一个七十来岁但相当健康的老校工，平时对学生比较严厉，被学生打得浑身青紫不能起床。 1966年8月4日，在初二（四）班开会斗争“出身不好”的学生时，教室里贴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标语。这个班的４５名学生，十名“出身好”的学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长绳绕过她们的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其他出身“不好不坏”的学生都坐在地上。每个被斗者被命令“交代”“反动思想”以及父母的“罪行”，并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有人打她们，有人把墨水泼在她们身上。

在初三（四）班，要“出身不好”的同学在教室前站成一排，有人动手打她们的耳光，把其中一人的眼镜一下子打落在地。

高一（三）班的黑板上，曾写有“杨狗，勒令你每天打扫教室！”强迫一位父母“有问题”的姓杨的同学做以前学生轮流做的清洁打扫工作。这个中学的学生排球队长，因为球队在中学生全国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学校领导人曾和她谈过话。“文革”中学校校长被当作“黑帮”打死了，而她的父亲又有“历史问题”，于是同学逼她揭发学校领导，又逼她揭发父母。她服了安眠药自杀。幸亏她找到的安眠药量不够大，她昏迷了几天而侥幸未死，但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1966年9月3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发布了“第四号通令”，红卫兵在北京驱逐近十万人离开北京去乡下，该校学生闻佳和母亲也在其中。1968年冬天她到北京，被人强奸。绝望中，她来到学校，从窗户爬进教室楼二楼上的一间厕所。这间厕所因在“文革”中变得又脏又臭而被钉死了停止使用。她想在里面绝食而死。几天后，她在昏迷中呻吟，被校卫队发现。据当时贴出的批判她的大字报说，她在被盘问时承认了她恨“文革”和毛泽东，承认了她在厕所中撕碎了《毛主席语录》，她立即被送进西城区的拘留所。除了抓她判她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究竟是什么——实际上只是一个18岁的女孩子自杀前的几句抗议，还未发出，就被封杀。10年后，1979年，根据一道命令，她才被无罪释放。

1968年的“清队”，许多老师被“审查”和“隔离审查”。大量使用体罚如罚站罚跪等等。夜半审人是常常使用的被认为可以逼出口供的有效办法。还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熬鹰”。有两位老师，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所有要他们承认的罪状，甚至还添枝加叶说出种种故事，如他们如何当特务，如何搞破坏等等，终于被允许睡觉，然后，这些他们再来“翻供”，说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这个学校的一个19岁的女学生参加这种深夜审讯时，虽然是审讯别人，也因劳累和恐怖气氛而昏厥倒地。

在“清队”中，学生被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起来斗争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胡志涛48个小时，学生轮流睡觉休息，胡志涛被连续“斗争”了48个小时。

1968年8月，有一位化学女教师胡秀正被关押斗争后自杀。胡秀正一家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家里的东西都被拿走，她的也是中学老师的丈夫几乎被打死。而即使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她一家不属于应该被赶走的人，所以她试图纠正她所遭遇的“错案”把自己一家从那一情况中救出。但是文革的逻辑是，如果你不是“敌人”范畴而被整错了，你要改变，那么你就是“翻案”，你就因此可以被划进“敌人”范畴。胡秀正在被“隔离审查”。1968年8月11日自杀的，她从学生宿舍的五层楼上跳下来自杀，死时只有35岁。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在妻子死了一天之后才得到死讯。他抱着孩子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胡秀正的尸体已经被从宿舍楼旁边移到了围墙边的一个僻静角落。她的身上盖着一片旧草袋，一只脚露在草袋外。学校里召开大会，声讨胡秀正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她在死后受到“以叛党开除党籍处理”。胡秀正留下唯一的女儿还不到五岁。

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在胡秀正之后，该校还有两位教师自杀身死。他们是语文老师周学敏，历史老师梁希孔。周学敏老师温文尔雅，她的语文教学法曾经在文革前被推广，她也因此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梁希孔诙谐风趣，他的历史课上笑声不断，而且学生都说学到了很多知识。 恐怖的“清队”摧毁了他的幽默感和一切。

草长鹰飞

1：群体运动的本质大约距离群氓运动不太远，跳着脚儿的表忠心后面，一是出于欺凌更弱者以图自保，一是踩着血肉谋求更高社会回报，倘若说万骨枯垒就的将军宝座令人不齿，前者更可怜与可恨。

2：我的心里，新中国当这样解：所谓新者，是农耕社会边缘人加城市边缘人加列布恐怖混搅之腌臜，即失去了帝制对整个社会掌控之反动，又没有建设一个新社会结构的文明能力，所以49以来，以一人好恶为好恶的本质没有变，等同于帝制又没有帝制时候官僚集团对皇帝的约束制衡，一人一帝，政出多人，朝令夕改，造就了千年少有之动荡，芟伐传统鞭挞知识之后，满目沧凌。

    穷棒子因为没有昨天，提起昨天多少会令穷棒子羞恼，所以不会有珍惜；穷棒子因为没有明天，他所作的恶心里清楚得很，所以不会想着修桥补路为走远道铺垫，唯有，唯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唯有纸醉金迷度春秋。

3：历史会流失不假，可不会改变，随着重重迷雾散去，多少会遗留一些残迹供人们思考。

逍遥游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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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草长鹰飞在2011-5-9 8:25:00的发言：

1：群体运动的本质大约距离群氓运动不太远，跳着脚儿的表忠心后面，一是出于欺凌更弱者以图自保，一是踩着血肉谋求更高社会回报，倘若说万骨枯垒就的将军宝座令人不齿，前者更可怜与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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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的心里，新中国当这样解：所谓新者，是农耕社会边缘人加城市边缘人加列布恐怖混搅之腌臜，即失去了帝制对整个社会掌控之反动，又没有建设一个新社会结构的文明能力，所以49以来，以一人好恶为好恶的本质没有变，等同于帝制又没有帝制时候官僚集团对皇帝的约束制衡，一人一帝，政出多人，朝令夕改，造就了千年少有之动荡，芟伐传统鞭挞知识之后，满目沧凌。

    穷棒子因为没有昨天，提起昨天多少会令穷棒子羞恼，所以不会有珍惜；穷棒子因为没有明天，他所作的恶心里清楚得很，所以不会想着修桥补路为走远道铺垫，唯有，唯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唯有纸醉金迷度春秋。

3：历史会流失不假，可不会改变，随着重重迷雾散去，多少会遗留一些残迹供人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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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的总结，令人回忆起不堪回首往事，恶行到至今还在继续。不知那些高高在上的，有所智觉了吗。

摘苹果的人

谢各位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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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请各位引申说说您知道的北京各女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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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抛砖引玉啦！

杏花村

受教育了。

: R) K2 @. C- x; t

这真的很残酷！

比这更残酷的是：做那些事的是我们的人民，或者至少是人民的子弟——和我们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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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老者

前不久不是有人提出，贪党员应该人人去参拜么。

摘苹果的人

痛定思痛，绝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