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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自小生长于京畿之地,深得北京文化之福荫,热爱老北京文化,立志于从事北京学研究,下文为本人早期拙作,如有不妥,还望高人指正,若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小女子给您道万福啦!) $ l: a4 t I& O2 f: w8 N6 U% {0 g# x
! n6 V, ]4 Y! R 摘 要:京味文学,是以表现北京地域文化为内核,以北京人和发生在北京的故事为对象,运用北京方言口语写成文学,继老舍先生开创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一个独特的流派。发生在中国80年代社会转型期的京味小说,以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刘心武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着力表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故都的平民生活及民俗风物,它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以民俗文化为主体视角和独具京味的文本特色,抓住了北京流失中的民俗残韵。他们的作品少了几分老舍的的文化批判意味,更多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对老北京民俗的深情回望和刻骨怀恋,表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岌岌可危,有着文化挽歌的意味。
: s" c' Z% V8 Q- p, O* C p. | 关键词:京味 民俗性 中正平和 京片儿 文化挽歌 ' B; c& z S8 z, R" m$ x
80年代京味小说主要以邓友梅、汪曾祺、韩少华、陈建功、刘心武等为代表,着力表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故都平民生活及民俗残韵。作品的主要发生地为北京的老城区的胡同、四合院、坛墙根儿,主要人物既有故都下层平民,还有旧朝遗民、当代精英。他们作品中少了几分老舍的的文化批判意味,更多是对民族传统文化、对老北京民俗的深情回望和刻骨怀恋,表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岌岌可危。他们的作品以鲜明的民俗性为特征,对于残存的文化传统给予了蔚为大观式的全面展示,内透着对旧时谈论掌故时摩掌把玩的优雅姿态,也透露出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北京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希冀。
8 }" C! k. \4 c7 c |, L; s7 E 一、80年代京味小说的地域文化特征
# t1 X+ T* m1 G7 a8 Z) @ 80年代京味小说家就以这种文化下的清朝遗老和城市平民为蓝本,以白描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个典型的老北京人形象,围绕着他们在北京城宏大而深广的背景下或悲或喜的故事。他们将老派北京市民的自足神情—自个儿乐自个儿的心态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们准确地把握住了北京的城市文化性格,并以此探索那些久居其中的人们的文化根脉与底蕴。他们的作品中不见激烈的陈词,不见尖锐的矛盾冲突,没有绝对好或者绝对坏的人物,因而形成了“中正平和"的文风,以超越单纯的道德眼光区分善恶,表现出对于人生、人性更为开阔、通脱的见识。邓友梅、韩少华等作家长于写旧北京各艺行中人或老北京市民的传统生活方式,由他们选取的人物、角度写北京,既自然具有老旧古雅的文化气息,既使是汪曾祺、陈建功、刘心武等以描写建国后北京的作品,因其内在对北京风韵的延续与描述,也有着平和内敛的情感和深厚的内蕴。因而这些作品中老旧古雅的文化气息又决定了他们小说的风格,内里透着一种风雅的书卷气。
0 Y, \9 \6 K/ `' v) N3 z 京味小说的一大特点是鲜有两性关系的描写,基本不谈爱情,即使涉及到婚姻,也是从伦理的角度对其进行严肃地讨论,以期在道德思想上教化读者,这与这与大量情爱描写的市民通俗小说有很大区别。虽然京味小说是以世俗化的北京市民生活为题材,却又通过对古玩掌故、历史风韵的书写中将生活琐事提纯,在遛鸟、泡酒馆中透露古雅的情致,达到“化俗为雅”的至臻境地。究其原因,一方面,京味小说这种以北京城为中心的文学是带有浓重的“乡土精神”的,是“田园式”的。三千年的建都史是纲理伦常深入北京文化的每一个细胞,这使得这种文化对反纲常的“情爱”是为一种隐讳。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思想在第二代京味小说家那里还有一丝的遗存。另一方面,“文革”后的思想解禁,使得文学的题材丰富起来,同时“改革开放”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80年代描写爱情缠绵、两性纠葛的作品渐渐增多,不断涌现的通俗作品应和着读者的口味,引发了商业创作的浪潮。80年代的京味小说家们以自己纯净的题材选择,捍卫者京味小说古旧雅致的文风,保证了作品高古的格调,在当时显得与众不同。 Y& l6 v Q: H$ w6 l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吕智敏认为:“京味小说画卷所展现的就不仅是‘市井自态’和‘民俗风物’这些北京文化事象,而且更显示出古老的、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典型型范的北京文化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发展趋向”[①]古雅的文化方式必然衍生出相关的民间技艺,流传下各种文史掌故,京味小说家们在表现这些内容时更是话锋如流、娓娓道来,怀着对传统文化穷究极理的热情向我们铺排出一幅色彩斑斓的风俗画,向我们展示了那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熟透到极点的市井文化、工艺文化。京味小说家在那个社会转型的时期,用自己的笔触记录下了老北京人渐行渐远的生活方式和亟待保护的民间绝艺,不仅唤起读者对这种北京工艺传统及风俗的向往,更引发了现代北京人对自己当下生活方式转变的思索,是人们在强烈的对比中咀嚼出丧失精神文化趣味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乏味。传统文化的巨大价值和独特魅力,在世界文化中的不可替代性,也引发了现代人的文化保护和传承意识。, ^ B2 q# A' _0 j( Y) _
二、80年代京味小说以民俗文化为主体视角 ' F2 x$ z- n \, f' u; R
京味小说只是“写方式、情调,不涉及‘关系’,商业关系已在其中,这种交易依触的,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郊而非现代社会中的商业契约和赤裸裸的利益原则。寓世故于热诚,藏机灵于厚道,应付人事天然地有种从容潇洒。因而营商得凭借‘外场工夫’,商店的装满华丽比之资产、货色更易于显示信用中国文学研究”。[②]但从80年代中期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商业文明正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下遭受冲击。作者们昭示出一个道理:温情脉脉的富于尊严感古朴商业活动,决不是生气勃勃、富于活力的现代商业的对手,它们过于道德化了,缺乏富于刺激力的经济思想,也隐隐地对这种消逝的从商传统保有一种惋惜和怀恋。
% @* Q$ y8 M* \- |- V5 k, v: x# R4 X 80年代京味小说以回瞥的视角,类似记录片的手段,生动地记录下了发生在正在消失中的四合院中的悲欢离合。作家们对空间的叙述兴趣,显然超过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那些以群像出现的人物,不过是这个城市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对城市建筑空间的兴趣,联系着这种空间布局所显现的生活方式、文化精神。殷京生的《老槐树下的小院儿》、刘心武的《钟鼓楼》等作品中,写到了上述建筑生活形态的被破坏。这是由文化革命大规模地开始的文化破坏与重构过程的一部分。这也应当是对于四合院作为文化表达式的意义阐释的一部分。“变动”从来有助于原有意义的发现或确认。不论意味着什么和预示着什么,北京建筑文化的变异却不可逆转,大批四合院、杂院的拆迁和大量规格化楼群的拔地而起是最刺眼的事实。居住方式的改变必然要导致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也将影响北京人的人际交往方式和文化心态。他们封闭自足、重视家庭人伦、追求平安地心态,随着四合院的推倒、胡同的消失无可奈何地改变了,原本传统的北京人不得不学着开放,努力去迎合这个时代,稳定生活方式被动荡不安感所替代,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和紧张的社会竞争让他们感到局促。原本亲切的四合院生活被一道道铁门冷冰冰地割断了,和谐有序的大家庭生活被一个个小家庭生活所代替。作家们所传达的正式是这种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隐忧。
- n( U& Q/ p T3 h4 b 北京人的饮食是“一种极实际而又精神性的享乐”。说它“实际”,是因为不耽于幻想,将享乐落到了实处,这实处便是清茶与点心;而说它“精神性”,是因为它不溺于现实,将享乐远离大吃大喝,偏重于一种和谐宁静,自在自得的气度与风范。“安乐居喝酒的都很节制,很少有人喝过量的,也喝得很斯文,没有喝了酒胡咧咧的。”(汪曾祺《安乐居》)自然也就没有狂欢,没有纵欲中的兴会淋漓。令老北京人留恋的小酒馆、小茶馆情调就是这样清淡与悠然。限制与节制,造成内外和谐的境界,伦理规范由是人格化、日常生活化了。因而才更是一种深层文化,更有深而坚牢的根抵。80年代的作家牢牢抓住了饮食文化透露出来的意趣,将其深韵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是随之而来的“快餐文化”所不能比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价值观的改变,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去需求新的刺激,他们吃得繁复、吃得奢华、豪饮成风,却丧失了精神上的趣味。这种“食之趣”在80年代的作家笔下,也渐渐成为了绝唱。
, @$ \7 j7 o* i; |: F+ H1 @ 三、80年代京味小说的文本特色
8 Z! g( [& y& ]# F+ a* r9 R 阅读八十年京味小说,有着听评书或是单口相声的酣畅之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京味小说从写法上看明显地有着受传统小说的影响痕迹。作家选用传统话本小说的形式书写市民小说,清晰地表明了第二代京味小说家的“慕古”情结,同时,这种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也有利于调动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京味小说继承了话本小说叙述人插叙时对读者使用第二人称的传统模式,并结合北京独特的方言的特点,以“您”作为京味小说特选的第二人称称谓,强化了叙述体式的“说味”以及活跃叙述气氛的作用,但其根本目的却是在于调节叙述人与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在叙述结构上,80年代京味小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记人记事为中心、无清晰的线索,有着类似于纪传体散文的倾向;另一类与传统话本小说类似,京味小说也可以很明显地分为楔子、主体、篇尾。这与当代小说家身处变革的浪潮有着浓重的怀旧心态有关,也与他们大多生于二三十年代有着较高地传统文学修养有关。这样结构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历史意味,增加了故事的韵致,将所描写的传统题材得以适当的表现。试想如果京味作家用什么意识流、元小说、独语等方式表现这些民间掌故、传统文化势必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传统小说的结构使京味小说表里相当,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片片深意。 * O% \& H. F! k% E$ K( X1 m( B
80年代的京味小说以北京方言为语言特征,以纯正的京味口语、土语入小说,给作品带来的是通俗易懂的亲切感,与佶屈聱牙的阳春白春的格调有着天壤之别,因此以北京方言书写的京味小说以俗共赏、充满幽默的风格深得读者的喜爱。这种坦白、率真,毫无讳饰的特点,或许正是当代新北京话的魅力。京味小说采用的语言是通俗的,但不粗俗,它用的都是市民百姓的口头语、习惯语、土语,却很少混入秽言脏字,故而极尽鲜活、脆亮之美,可谓“京腔京韵自多情”。字里行间就表达着一种文化韵味,但真正感染人的还是那股老北京人骨子里的精神气质,那种在行世处事中独有的洒脱态度。可这样生动的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渐渐地消失,北京话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外地方言语所融汇,被“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所“矫正”。王朔等一些作家,被一些学者称为是“新京味”,但非常明显的是他作品中那种大院北京话与传统京味作家的胡同北京话显然味儿不一样了。京味语言运用的缺失使以此为一大特色的京味小说面临断代的尴尬,追根溯源,还是由于老北京话的逐渐消失,我们不禁要问,“京片儿”若是没了,“京味”何以造就? : y$ {0 `8 }; n+ V% v8 {3 B
四、京味小说的现在与未来
: J7 ~0 n9 l, r+ f2 {- P 北京城是一座充满故都与现代、生长与衰颓的悖论的‘城’”。[③]传统“找乐”心态中那份“为怡情而找乐”的趣味正在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异化为“为欲望而疯狂”的情绪。那种老北京人“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的艺术性,那种知足常乐、逍遥自在的情趣终于被永不安宁、永不知足的贪婪与狂热所取代。找乐使“老北京”在“小刺激与小趣味”中找到了绵长的快乐,“新北京”却在现代化的浮躁与狂热中体会到迷惘与空虚。弥漫于描绘老北京“找乐”生活作品中的浓浓怀旧情与醇醇的文化味都是足堪现代北京人回味。反映了处于社会变革期的人民们普遍遭受的精神困境,是“文革后遗症”和现代化、商品化浪潮共同作用中产生出来的。告别了文革“一颗红心向太阳”的时代,脱下了颜色单调的劳动服、放下了毛主席语录,让习惯了“阶级斗争”的人们一时间找不到生活的方向。国门的轰然打开,卡拉OK、迪斯科、蛤蟆镜的出现,又让人们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错。作为首都的北京,接受改革的力度和开放所带来的冲击无疑都是巨大的,北京人首当其冲地要在时代的大潮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如何构建自己新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 O' R" q, P/ I5 H6 b: ?3 w& j9 L 这一时期的京味文学——不管是颂扬古老北京文化中的安贫乐道精神和传统美德,如汪曾祺的《安乐居》、邓友梅的《寻找画儿韩》、韩少功的《红点颏儿》;还是以当代文化眼光审视历史的北京与旧时北京人的文化心理,着眼于民族文化精神重建中的文化反思的,如邓友梅的《那五》和苏叔阳的《傻二舅》;还是着力发掘当代城市新生活中传统文化的阴影,昭示着古老北京文化强大的延续力与渗透力,警示着建构新的北京文化精神的艰辛的,如陈建功的《鬈毛》,都表现出了鲜明强烈的全方位文化观照。“京味小说”中用以建构北京形象的,便是老北京、旧北京的想象,它联系着丰富而芜杂的民间文化和传统生活方式的记忆;但同时,这种形象被自觉地放置于消逝或即将消逝的历史视野当中。过去的传奇人物和传奇故事、已经老去的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信念,成为了一种“文化挽歌”式的表达。. I5 M% u! y5 I7 [/ ]9 i
邓友梅等这一代京味小说家对传统北京文化残韵的记叙,实际上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叙述。他们在京味小说里描述的北京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尴尬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命运的缩影。京味小说的命运同中国文学一样,在随着九十年代文化热的消退,京味小说的写作也进入相对的“转型”阶段。对北京传统文化的书写热情也随着北京原来那些承载传统文化载体的胡同、四合院的消逝也淹没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京味小说流派兴盛现象逐渐走向解体,而个性风格鲜明的“新”京味小说创作(如王朔作品)逐渐引起评论者注意,从而京味小说的发展由精英文化叙事走向“与影视共舞”的大众文化叙事。当一切代表北京地域文化的传统文化都消失殆尽,“京味”将如何继续书写,是当代京味小说家带给我们的思索。4 Y' ?6 R0 y3 M$ k4 q, f
结 论
+ y9 A! c5 G% q6 ~ 真正的“新京味小说”应该立足并显示出新的北京文化的风采和神韵。[④]对于京味小说的前途我们也不用悲观,不管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怎样的消失,几千年来北京文化对北京人文化心理和性格的影响,就像北京人继承祖先的血脉一样,一辈一辈的传承下来,不管北京人是住在四合院还是高楼大厦里北京人的地域文化性格是不会改变的,这种文化性格也是区分北京人和其他地域人的不同之处,因此京味小说在新的时代也会有着新的表现对象,由此可见京味小说并不会因传统发生场的消失而失语。我们也可以相信,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认识的深入,随着北京鸟巢、水立方等新地标的拔地而起,随着北京人经历奥运后的不断自信与成熟,能够反映新世纪北京城、北京人的崭新面貌的京味小说还会开出别样的花朵。
8 i. s" T' m; E% R, ^2 X8 p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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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9 \. E% x1 X. o- t5 @+ Y5 o [①]吕智敏.化俗为雅的艺术—京味小说特征论[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56. [②]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0. [③]王一川.京味文学的含义、要素和特征[J].成都:当代文坛,2006.2:9. [④]吕智敏.京味文学──个成熟的文学流派[J].北京:前线,1996.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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