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楼子九丈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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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就买前门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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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有句俗话说：“有钱，去买前门楼子啊。”前门楼子有价吗？谁买过？话说到这，就不能不提在北京店铺中一家很有名的药铺：长春堂。长春堂和同仁堂、鹤年堂是当年北京号称三大药铺之一，它原本坐落在前门外鲜鱼口长巷胡同头条北口，是一个坐西朝东的小药铺，药铺的掌柜的姓孙，乾隆五十九年(1795)在这里开张，不过当初只是一间不大的铺面平房而已，小药铺传到孙子孙三明手里，这位孙氏娶妻之后，出家当了道士。他虽然出家但不避红尘，这时正值20世纪初，日本人把自己的祛暑药——仁丹倾销到中国。北京城到处是仁丹的广告牌子：一个穿礼服、戴黑帽、留着两撇小胡子的东洋人——这就是后来中国人喜欢把这种小胡子称作仁丹胡的缘故。仁丹往往是一个套装的奶白色圆筒样包装的小药瓶，很小，长不足10厘米，粗不足两厘米，打开外面圆筒，里面园柱前端有数个小孔，贴近鼻孔便可闻到药物清香，可使人提神醒脑。孙道士看到日本的铺天盖地的广告，心里很不痛快，他想：“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竟然没有自己产的祛暑灵丹，反倒叫人家日本从中国把大把的银钱赚走！这叫什么事？" 孙氏世代医药传家，他对中药很有研究，决心用自己的祛暑良药抗衡日本的仁丹。于是他请一位医生帮着，共同研制带有中国特色的避暑药。经过反复配制、试验，最后终于用檀香、玫瑰花、朱砂粉等中药制出了可以内服，也可以从鼻子吸闻的粉末状的中药，起名叫“避瘟散”。
避瘟散是国产特效祛暑解热良药，既能口服也能通过鼻子闻发挥作用，人又称“闻药”，使用方便很受欢迎。当年有这一首顺口榴：“三伏天儿，您别慌，快买闻药长春堂。抹进鼻子通肺腑，消暑祛火保安康。”
    人终有一老，为了让避瘟散后继有人，孙道士原本想让儿子当接班人，把本国的祛暑良药发展下去。不料儿子不会做买卖，他只好让内侄张子余接手长春堂。张子余也曾在白云观当过道士，是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出家不离红尘的老道。在商业上，他比姑父还能干。为了扩大避瘟散的知名度，他亲自出马做广告。换上道士袍，坐在八抬大轿里，前边雇一帮乐队，“呜啦哇啦”吹奏，他本人就散发避瘟散，白送给百姓不要钱。很快，长春堂避瘟散打出了名气。药铺的买卖越做越大，还开了棺材铺、饭馆、油盐店、亿兆百货商店。办了三所小学，义务授课，对学生不收分文。
    长春堂的避瘟散与日本的仁丹这么一叫板，日本急了眼。北平沦陷以后，日本宪兵队把经理张子余绑了去：“你不是有钱吗？有钱买前门楼子去呀。”要长春堂掏钱，把北京城的正阳门城门楼“买”走。明知日本宪兵是在敲诈勒索，也没地方讲理去，长春堂只好拿出二百两黄金，被逼着去“买”前门楼子，日本宪兵队才把张子余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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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版本，是说话说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平市政府财政紧张，不知哪位高人给北平市长阮良出了个馊主意，何不将前门出售，售给谁他也拿不走，他也不敢破坏，那情形和现在的所谓认领差不多，卖给谁呀，卖给有钱的呗，谁有钱，长春堂孙老板啊。要说孙老板多精明啊，他能看不出来这是设局做套吗？可是人家高明就高明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人家就毅然花了几十万现大洋把前门楼子买下来了。孙老板买下前门楼子后，立刻给与充分利用。他不仅在城楼上开了“国货陈列所”、娱乐园、戏院、电影院，大肆招徕生意，同时又在城楼上大做广告，又高大，又在市中心，买前门楼子的事本身就有极强的广告作用，再加上他这里一折腾，长春堂的名声当时是妇孺皆知，如中天之日，如灌耳之雷。孙老板还将多余的可以做广告的位置出租，一时间，许多大公司纷纷树立了巨型广告牌，诸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日本仁丹、英国卜钠门、德国“拜耳”等商家不惜高价抢占有利位置。没过一年，孙老板就赚得盆满钵满，长春堂发达以后，买下了长巷下头条里好几个院落作为房产，或建制药车间，或做印刷局(印制自己药品的包装)，还开了庆丰堂饭店、谦祥益织布厂和亿兆百货店。后来又借口“无能力维修保护”，分文不要，又将城楼退给了北平市政府，不过这样一来前门楼子的事也为前门外一带的繁荣平添了不少风水。

    有人说，如今，如今下头条把口路西的一座西洋风格二层楼，雕花砖墙，拱形门窗，虽然被卖菜卖水果的包围，仔细观察，终究不俗，据说是当年长春堂的买卖，但名号是“永昌发”，抑或是长春堂名下的分号吧。1942年初秋，长春堂因电线老化而失火，连带把人家大众戏院都给烧了，赔人家好多的钱，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文革后，长春堂搬到前门大街上，一度曾改名为“革命药店”，现在早就改回来了，长春堂已经属于国企了，其创业精神和魄力还保存些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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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向皇城第一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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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门的瓮城是在民国四年拆除的。1915年6月16日，由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朱启钤主持的改建正阳门城垣的开工典礼，冒雨举行。朱启钤手持大总统袁世凯颁发的特制银镐，银镐重约30两,红木手柄上刻有“内务总长朱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受予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使交通永便。”正式刨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块城砖，不可否认这是北京建设史上一个大事件，也是中国改变封建皇权观念，走上民主共和的大事件。当时，北京城也存在进城难和出城难的严重问题。虽然外国人修的京汉铁路和京奉铁路已经到了京城，车站就建在正阳门瓮城东西月墙外。但是四方涌进京城的人，和京城要出去的人都必须经过那已经感觉狭小逼仄的城门洞，高大坚固的城门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交通交流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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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号蠖公，贵州开阳人。一个出身寒微，生逢乱世的实业派人物成为砸向龙脉的第一人。我没看过蠖公日记，但我猜想他当时一定也有不小压力，有可能留下芳名，也有可能留下骂名。溥仪小朝廷就在离前门不足千米的地方，似乎在怒目相视。一年前，他向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还真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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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启钤有巧思维，他先是拆除了正阳门与箭楼瓮城的东西月墙；搬迁了月墙外的东西荷包巷两个占路小市场；在正阳门两侧打开两个大门洞，东进西出；修筑了两条宽20米的马路，路边开辟人行道，还修了排水暗沟，导入护城河，防止雨季积水。朱启钤又大胆采用德国工程师罗斯凯格尔的设计方案：在箭楼东西两侧增筑弧状月台，并在外墙饰以三重垂幔式水泥浮雕。在箭楼94孔箭窗上楣均添加了白色半弧形遮阳华盖，每扇窗户都装上了明亮的玻璃。登楼的阶梯曲折别致，东西各82级，全用磨光的大条石砌成。护楼与护梯的汉白玉石栏杆，采用传统造型，玲珑剔透，不失皇城风韵。他还购置了3对大石狮，摆放在箭楼东西楼梯口和正阳门前。改造后的前门，不仅以实际的方便赢得市民拥护，人们写诗称赞：“人马纷纷不可论，插车每易见前门。而今出入东西制，鱼贯行来妙莫言。”同时又以崭新的审美风格赢得了世人嘉许，新的前门箭楼形象被社会广为传播。

    朱启钤有大手笔，他以正阳门为重点，又清除了天安门广场的千步廊，打通了府佑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的交通要道。在改造正阳门的同时，还修建了中央公园(中山公园)。朱先生是以实干精神破除了皇城禁锢、国人保守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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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钤亦有好精神，他以自筹资金不用政府掏钱的策略，获得袁大总统支持，又善于统筹规划，处处实行节约原则，远远望去，在箭楼四围增设的白玉护栏，却是用混凝土漆以白色仿制的；箭楼两侧添砌南北向新墙二幅，全用旧砖砌筑；清理渣土8.8万立方米，他充分利用大总统特令和曾任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的有利条件，要求京汉、京奉两铁路，将道轨铺设到东西瓮城跟前，将渣土及时装车，用小火车头沿东西两线分别外运到西便门和东便门外的蟠桃宫，垫平铁路两侧的洼地，展宽民用土地的面积，节省了人力物力财力，也缩短了工期；拆除了天安门广场内早已废弃多年的千步廊，把砖瓦木料运到社稷坛，为北京民众兴建了第一座公园——中央公园(中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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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谋划得当，筹资有方，用人得力和赢得各界的广泛支持，工程进展迅速，当年年底全部完工，一次验收合格。以崭新面目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前门，开始成为北京的象征。改建后，立刻成了北京人游览的场所。1928年辟为国货陈列所，30年代增设电影院，1949年艺人魏喜奎等组织大众游艺社在箭楼演出。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曾在此举行盛大的入城式。

朱启钤刨下皇城第一砖的银镐，一直珍藏在朱家，如今，朱的后人已经捐献给北京清华大学了。当人们讲述朱启钤功绩时，我总想，对袁世凯，袁大总统是否也有一些新的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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