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我在打电话,不停地往北京打——给朋友,给亲人,给职能部门。 7 Q4 a6 w7 {9 ?. g
一方面,按各项法律法规赋予公民的权利打给职能部门的电话被受理了,不管结果如何,目前正在按照法律程序往前进行。而一些友人的无私援助给我极大的支持,使我有能力有勇气坚持下去。
! [& p; a0 Q5 i可是,更多的时候,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的是让我恐惧的声音。 1 |* g8 W; B0 o
比方说,我的一位亲戚,刚听我说到“拆迁”,便打断我,他说:全国都拆呢,我管不了,不要以为我有什么社会关系。下回来北京到家来吃饭吧。还有一些文化界的长者,都是很正直的人,可是他们却说不想介入这样的事情。
; F1 I( N2 Q8 P4 Z5 l* w还有我的好朋友,当年那么的忧国忧民,面对着种种压力也不回头。可如今,去做生意了。我不敢跟他谈这些事,我害怕听到一个让我失望的回答,多少次到北京,我都不敢拨那个熟悉的号码。 7 Z: L" d( S0 C3 X8 p% p0 i. X
有一个虽然只见过一面但应该也算是朋友的人,2004年1月,一个陌生人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让我帮助他寻找他爷爷在哈尔滨留下的踪迹,以及他在俄罗斯的亲属。我尽我所能帮助了他,提供各种线索,联系国内外媒体。但是,当我给他打电话,刚一提到前门的拆迁,他立刻非常不客气地说:“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只对我自己家的事情感兴趣。”可是,他在向我求助的时候,想没想过他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了这个素不相识的人我打了无数次长途,电话费是我自己付的。联想起以前他对我的一位坚持文保事业的女友持嘲讽态度,才恍然大悟。但我无语,我不知该怎样回答。冷场片刻,还是客气地跟人道别,只知道从此又少了一个朋友。 + P2 W' h$ p! ]) i/ f8 z. ^
是呀,经常有人问我:“你管这些事儿干嘛?跟你有什么关系?” + v5 A- {( y: l2 p
我说,这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关乎民族的存亡。他们就很聪明地笑了,笑我的愚蠢。 . q$ {* d, y7 F- K' k' b' K) p
不久前,黑龙江省知识分子联谊会召开年会,这里都是无党派知识分子。我是新会员,到那里才知是被党给统战了。但我在酒桌上适时提出呼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议,大家给我面子没笑,但没有人感兴趣。只有一位市人大代表让我帮她写提案。 - e- x! F- w$ O) q! R
前两天,我们同学从北京来哈尔滨出差,在哈的同学就小聚了一把。我在祝酒时发表一大堆关于文化保护方面的愿望,他们也笑,是宽容的笑。北京的同学说:“我们应该保护曾一智,她是非黑即白,没有灰色,没有中间色。”我说,不对,我在北京也有这样的朋友啊,他们都在为保护北京付出。他说,你的事情我可以帮忙,但是我不可能跟你一样。 ' }+ a; x8 G, v% t: A" W, R( {
我哭了,我知道我依然会义无反顾地往前走,可有的时候,心会被那无边的冷漠刺痛。 3 r/ c- k7 L7 E
我其实是个很脆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