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鲜活,博大而又精深,高远而又亲切,迷人而又难解。它是单纯的,单纯得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丰富得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
2.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
3.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风味醇厚让人怀念,不仅因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里人久违的乡土气息和田园情调,而且因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有着其他城市没有的贵族气派和贵族精神。
4.诙谐幽默,几乎是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 总之,只有大气才会幽默。北京人大气,所以北京人幽默。
5.因此,任何中国人,尤其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到了北京,都会有回家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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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北京,牵挂北京,故转一篇。
读城记--北京城
" t, i: E7 H! w3 o# C/ o$ R+ X( w作者:易中天 北京是城。 北京城很大很大。 北京城大得你不知从何读起。 不必一一列举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比如辖地面积多少啦,市区已建成面积多少啦,常住和流动人口又有多少啦,等等。在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些数字年年都在变,未必比我们的感觉更可靠;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所有人对北京的共同感觉都是“大”。差不多每个到过北京的外省人都有这种体会:初到北京,蒙头转向,简直“找不着北”。一天跑下来,腰酸背疼,腿肚子发胀眼发直,能办成一两件事,就算效率不错 因为北京实在太大太大。一个立交桥绕下来,你打的的士肯定跳表,不折不扣的“看山跑死马”。北京人自己就说得更绝:除非在家猫着,只要出门,就会有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 其实,北京的大,还不仅仅大在地盘。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各种中心于一身的全能型城市。这里有最大的党政军机关,最大的金融商业机构,最大的科研单位,最大的大专院校,最大的信息网络,最大的体育场、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最大的国际机场。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里,世界各国的精英人物和重要信息也都在这里出出进进。别的地方有的,北京都有;别的地方没有的,北京也有;别的地方出不去进不来的,在北京就出得去进得来。光是这容量和吞吐量,北京就大得让别的城市没法比。 更何况,北京不仅是新中国的首都,它也是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和明清的京都。不难想见,在这块土地上,书写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演的是什么样的活剧,集聚的是什么样的人物,积淀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 这里的每一个街区、每一条胡同、每一座旧宅,甚至每一棵古树,差不多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值得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故事。那些毫不起眼的破旧平房,可能是当年的名流住宅;那些杂乱不堪的荒园大院,也可能是昔日的王府侯门。更遑论闻名遐迩的故宫、景山、天坛、雍和宫、颐和园、圆明园 即便是那些民间的东西,比如老北京的五行八作、时令习俗、工艺制作、风味小吃、儿歌童谣,也都是一本本读不完的书。 这就是北京:古老而又鲜活,博大而又精深,高远而又亲切,迷人而又难解。它是单纯的,单纯得你一眼就能认出那是北京。它又是多彩的,丰富得你永远无法一言以蔽之。而无论久远深厚的历史也好,生机勃发的现实也好,豪雄浩荡的王气也好,醇厚平和的民风也好,当你一进北京,它们都会向你扑面而来,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从何读起。你可能会惊异于现代都会的日新月异(有人说,三个月不到北京,就会不认得它了),也可能会留连于千年古城的雄厚深沉(有人说,即便在北京住上一辈子,也读不完它的历史遗迹),可能会沉醉于文化名邑的清雅萧远(有人说,只要在北京的高等学府各住上一个月,就等于上了一次大学),也可能会迷恋于民俗舞台的色彩斑斓(有人说,北京整个的就是一个民俗博物馆)。所有这些,都会对每一个初进北京的人产生神奇的魅力,使之心旌摇荡,神志痴迷,不知所以。可以这么说,任何试图读懂北京的人,一开始,都会有一种不得其门而人的感觉。 一 北京的门
北京有很多的门。 打开北京地图,你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北京的门多。尽管这些门大多“徒有虚名”(门被拆掉了),然而那“虚名”却也“永垂不朽”。有几个老北京人不记得这些门 即便是外地人,从未见过它们的,也会知道它们的名字,甚至有些模糊的感觉。因为北京中心区域的主干道,几乎大多都是以这些门(加上东西南北的方位)来命名的。比方说,前门大街、前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建国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阜成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朝阳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东直门外大街、内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内大街、东大街、西大街,此外,还有崇文门东大街、宣武门西大街、广安门内外大街、广渠门内外大街等等。所以有人说,到了北京,要找地方,先要找门。如果你知道自己在哪座门周围,要找的地方又在哪座门附近,那么,你就怎么也不会迷路。而且,你在北京问路,北京人也常常会说在某某门附近或奔某某门去。因此,虽然我们现在在北京已看不见多少门,却对北京的门并不“陌生”,反倒有几分亲切。 事实上,不少的中国人,都首先是通过北京的门,尤其是通过两座特别有名的门认识北京的。这两座门,就是天安门和大前门。“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是几乎每个新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歌曲;而那些从未到过北京的人,也至少在香烟盒上见识过大前门。记得小时候,大前门还是一种名贵的香烟。能抽大前门香烟的,大都有钱,或很有些身份。能够收集到大前门香烟盒,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当然,能够到北京去,亲眼看看天安门和大前门,在它们前面照一张像,那就更是梦寐以求 如果说,天安门是新中国的象征,那么,大前门便是老北京的门面。1984年,侯仁之教授在为一本重要的瑞典学者著作的中译本所作的序中,还这样激动地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他第一次见到大前门(正阳门)时的心情:“当我在暮色苍茫中随着人群走出车站时,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我眼前。一瞬之间,我好像忽然感受到一种历史的真实。从这时起,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 这是极为真实而又极为深刻的感受。只有那些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特别敏感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受,也才会深刻地意识到,北京的城门对于北京这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难怪侯仁之教授为之作序的那本重要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的作者、瑞典学者喜仁龙,要说他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北京的城门 在喜仁龙看来,北京的历史和文化,是和它的城门还有城墙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这些城门和城墙“布满着已逝岁月的痕迹和记录”,随时都会向我们讲述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 喜仁龙是一个外国人。然而他的感受,却和我们如此相通。我确信,尽管喜仁龙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也尽管他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考证工作,但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他的书就不可能写得那么生动,那么感人,也不可能写得那么深刻。 我们必须有这种感受。有了这种感受,你才能进入北京,也才能读懂北京。 因为北京是城,而且是真正的城。
二 城与市
城墙和城门把我们带进中国的城市。 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是由那一重重的一墙一和一道道的“门”来构成的。在中国古代,人们无法设想没有城墙和城门的城市,就像无法设想没有屋顶和门窗的房子一样。任何一座真正的城市都必须有城墙和城门,而且这些城墙和城门越是高大越是多,则这座城市的地位和规格也就越高,人们也就越承认它是“城”。因此,像上海这样没有什么像样城墙城门的城市,就不能叫做“城”,而也许只能叫做“市”。 在中国,“城”和“市”不但意义不同,而且地位、大小也不同。 什么是“城”或“城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所谓“城”或“城市”,无非是人类社会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之一。这三种主要的社区类型是国家、城市和乡村。这三种社区,都可以叫做“邑”。上古所谓“国”,范围不大,数量很多。在诸侯林立的时代,不少的所谓“国”,也就一“邑”而已。“邑”这个字,上面是一个“口”,下面是变体的“人”字。有“人”有“口”,当然是社区。也有人说上面那个“口”是围墙、圈子、范围的意思:“有土有人,斯成一邑。”不管怎么说,这个既有一定范围,又有一定人口的“邑”,就是“社区”。 中国古代的社区(邑)有许多种,也有许多名称,比如邦、都、乡,以及郊、鄙等。其中“邦”相当于国家(故又称“邦国”),“都”相当于城市(故又称“都市”)。“乡”当然就是村落(故又称“乡村”)。此外,“郊”就是附庸于城市的社区(郊区),“鄙”就是远离于中心的社区(边鄙),而社区与社区之间就叫“邻一(邻里)。所有这些字,都从“邑”(乡字繁体从邑,写作“榔”;村字别体也从邑,写作“邨”),可见“邑”就是社区。不过,一般地说,“邑”主要指城市,比如“都邑”一词,就是大小城市的总称(大曰都,小曰邑;或“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由此又可见,城市乃是最重要的社区。 然而城市却不是最古老的社区。最古老的社区是乡村。乡村是从原始氏族的集聚地转化而来的。“(乡郎)”这个字,无论金文甲骨文,都是像“两人相向对坐共食一簋”之形。也就是说,“(乡郎)”的字形,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当中放一个饭桶。所以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中说,乡这个字,“是用来指自己那些共同饮食的氏族聚落的”。 后来,阶级分化了,氏族变成了国家,尊贵的老爷天子、诸侯、大夫们也不再和自己的“子民”们共一个饭桶吃饭。他们(当然要带上自己的奴仆)另择“风水宝地”而居,或在原居住地划出一个圈子,形成一个新的社区,并用高高大大的墙把这个新的社区和旧社区乡村隔离开来。这个用墙划出的社区,就叫做“城”,也叫“都”或一邑”,而那墙就叫城墙。要之,就起源而言,所谓“城”,就是古代的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或者准确一点说,是它们的中心区域。城墙之外的地方,就叫“郊”,就叫“野”,更远的地方则叫“鄙”,是乡村社区的所在地。一墙之隔,尊卑判然;大门内外,贵贱不一。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或者准确一点说,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它一开始就是和门和墙共生的。没有城墙和城门,也就没有所谓“城”。恰如喜仁龙所说:“正是那一道道、一重重的墙垣,组成了每一座中国城市的骨架或结构。”因此,当我们突然发现一座圮败的废城时,能够看到的往往只有城墙,比如吐鲁番郊外的高昌和交河古城就是。
当一座座城邑或城堡被高高的墙和大大的门圈围起来时,城与乡,就成了中国古代两种最主要的社区。介乎其中的则是“市”。所谓“市”,就是集中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因为老爷大人们虽然高贵,也要吃饭,而且要吃好的、新鲜的,光靠进贡,似乎不够;乡民小人们虽然卑贱,也要零花钱,也想买点城里的好东西。城里的精品要出去,乡里的时鲜要进来,这就要“城乡互市”,也就要有“互市”的地方。这个专门用来做交易买卖的地方,就叫“市一。
毫无疑问,这种交易买卖,是必须一方迁就于另一方的。老爷大人们当然不会屈尊下乡去采购,他们的仆人也沾光不会屈尊,自然只能由乡里人进城来交易。乡里人原本“卑贱”,摆不起谱;乡里人又很“好奇”,愿意进城。何况,乡村广阔分散,也不便于集中贸易。所以,“市”便主要设在城的周边,成为城的附庸和派生物,以及沟通城乡的中介。它的地位,当然十分卑微。可见,城与市的高低贵贱之别,几乎可以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 开始的时候,作为“城”之附庸和派生物的“市”,并不是什么社区,而是一种临时性的场所。上古的商业,并非经常性的行为,或三日一市,或五日一市。这时,四方乡民纷纷赶来交易。交易的场所,就成为“市一。交易一结束,这个地方也就什么都不是。直到现在,我国许多乡镇还保留着这种习俗,叫做“赶集”。但后来,贸易成了经常性的行为,也有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临时性的“集”就变成了常规性的“市”,不但供交易所用,也供商人居住,而且也和“城”一样,有了自己的“土围子”。于是,“市”便成了社区。 不过,这个社区,是不敢望“城”之项背的。围“城”的是“墙”,围“市”的则是“垣”。垣也就是矮墙,叫:“卑曰垣,高日墙。”城墙高大魁伟,里面居住着王公贵族、高官名士;市垣低矮简陋,里面充斥着工匠商贾、贩夫走卒。这样的两个社区,当然也就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市区”的位置,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也有一定之规:或在城南,或在城北,总之是不能进人中心地段,只能卑贱地匍伏在“城”的脚下,仰“城”之鼻息而生存。但,卑贱的“市”好歹总算进了“城”。这样,“城”与“市”就终于合为一体,变成了“城市”。 然而进城之“市”却仍然保留着它的个性。这使我们一眼就能把“城”与“市”区分开来:城区的建筑是封闭型的,不是院落,就是高墙,要不然就是一张张紧闭的门。在这些院落、高墙和大门之间,留出的是仅供通行的道路。这些道路除了行走别无用处,因此只能叫“通道”,不能叫“街道”。市区中的街道却不同。它不但供人行走,更供人浏览。街道两旁的店铺,也都一律开放着自己的门户,敞开着自己的门面,以确保里面陈列的商品一览无余。只有在收市打烊以后,才会关上活动的门板,有的(如药铺)还随时可以叫开。当然,这些店铺也绝无封闭的围墙。相反,有的店铺门口还会搭起遮阳避雨的屋檐,或竹架苇席的凉棚,更加具有开放性。这就是“城”与“市”的区别,也是“街”与“路”的区别。所以,我们只能说“逛街”、“上街”、“赶街”(赶集)或“街市”,不能说“逛路”、“上路”、“赶路”、“路市”。“上路”、“赶路”是到别的地方去,“上街”、“赶街”才是去买东西。 事实上,城中之路不但是通道,也是界限。它们和院墙一起,把一个一个的圈子划分隔离开来。可以说,城区是由路和路旁的院墙构成的,市区则是由街和街边的铺面构成的。因为“市”乃因商业的需要而建立,所以市的名称总是表现出商业性,比如米市、菜市、肉市、煤市、花市、鸟市、骡马市等。它们也能用来做地名,比如北京就有菜市口、灯市口、东西花市大街和花市东斜街等。建“城”的需要却多半是政治性或军事性的。所以我们说起城来,便总是说京城、省城、县城,或冠之以地理、历史、文化的特征,如山城、江城、古城、新城、石城、龙城等等。城与市,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嗅!
其实,不但“市”与“城”不可相提并论,而且“城”与“城”也并非就可以等量齐观。 前已说过,上古的城,主要是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的中心区域。显然,它们的地位,也不可能一样。《左传》称:“天子之城方九里,诸侯礼为降杀,则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但面积规模有大小之别,而且名词称谓也有尊卑之分。也就是说,尽管王朝国都、诸侯封地、大夫采邑都可以称为“都邑”,但一般地说,只有诸侯的封地才可以叫“都”(国都),大夫的封地则只好叫“邑”(采邑)。“都”之中,又只有天子之城才可以称为“京”。所谓“京”,也就是“人工筑起的高丘”。(《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天子之城曰“京”,无非取其“绝高”之意,当然其地基和城墙也会特别地高。这样的大城,普天之下当然只能有一个。所以,当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沿明初成例,改“北京”为“北平”,便是表示“京”必须“独一无二”的意思。
“京”只能有一个,“都”则可以多一点。所谓“都”,也就是通常说的“大城市”,叫“邑之大者曰都”。它们往往也是旧的京城,或王朝祖庙所在地,叫“有先君之旧宗庙口都”。当然,也有自然而然形成的,叫“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不过,“都”再大,也不能大过“京”,若依周制,最多也就只能相当于“京”的三分之一那么大。因为“京”是“首都”,也就是“第一都邑”,当然得如北京人所说是“盖了帽”,或如上海人所说是“一只鼎一 北京是“城”,又是“京城”,而且有差不多连续八百年的“京城首都史”,所以北京不大也得大。当然,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它也必须有最高的墙和最大的门。事实上,北京的门不但多,而且大。北京内城九门和外城七门,都是由箭楼和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箭楼有如城堡居高临下,门楼却大多是双层三檐的巨大楼阁或殿堂(惟东西便门例外)。两楼之间,则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瓮城面积很大,不少瓮城里面建有寺庙或寺院,也多半有街面、店铺和树木。这可真是城外有门,门内有城,实在堪称建筑史上之奇观。 可惜,这种奇观现在我们是再也看不到 几乎所有城门连同它们的那些瓮城都已先后被拆掉,只剩下正阳门城楼和德胜门箭楼在一片车水马龙中形影相吊。但即便是这样“残缺”和“孤立”的门楼,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更何况它们当年是在一片式样相同的低矮建筑之上拔地而起?七十多年前,喜仁龙曾这样描述永定门的壮观和美丽:“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这些建筑在水中的倒影也像实物一样清晰。但当清风从柔软的柳枝中梳过时,城楼的飞檐就开始颤动,垛墙就开始晃动并破碎。”我相信,无论是谁读到这段文字,都不会无动于衷吧! 难怪喜仁龙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充满了敬意。他在写到西直门时曾这样说:“乘着飞驰的汽车经由此门前往颐和园和西山参观的游人,到了这里会不由自主地降低车速,慢慢驶过这个脆弱易逝的古老门面。因为,这些场面比起颐和园和卧佛寺来,毕竟能够提供关于古老中国日常生活更为真切的印象。”他甚至还认为,北京的城门和城墙,是最雄伟壮观和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因为它们“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一。 喜仁龙实在太敏锐 他在这些城墙和城门那里看到的,便正是北京的气派。 北京的城门楼子是拆得掉的,北京的气派是拆不掉的。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这一特点同样体现于建筑。北京,可能是中国城市中建筑样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宫殿、坛社苑林、部院衙署、庙宇观寺、府邸宅园、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纵横展开,错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谐的乐曲。以皇宫为中心、纵贯南北的中轴线当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乐土和家园。甚至那些在别处多半会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刹,在北京也进了城。北京是那样地疏阔、大气,任何存在都不会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空间。所以,不但人力车和凯迪拉克街上跑没人感到怪异,便是骡马大车进了城,也不稀罕。(图十)
北京的容量不仅在于建筑空间,更在于文化空间。北京从来就是汉胡杂糅、五方杂处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汉满蒙回藏、儒道释景(基督教)回(伊斯兰教),各路人马都在这里出入、汇集、发展,各种文化都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对此,都居高临下地一视同仁,决无文化偏见,也没有种族偏见,甚至没有其他地方通常都会有的那种执拗顽固“不可入”的“区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丝雨北国的风,西域的新月东海的波,都在这里交汇、集结、消融,共同构成北京博大雄浑的非凡气象。北京当然是等级森严的,但因为空间大、距离远,彼此之间,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挤兑”。王侯勋贵、鼎辅重臣、学子文士、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润。直到现在北京也仍是这样:一个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劲”,那么,他到了北京,也就不会感到别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随和,还会说几句普通话(不必太标准),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几乎就会觉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北京,几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其实,这也是“城文化”的特点。《说文》曰:“城以盛民也”,正是突出了它容量上的特征。作为可以“盛民”的人工生存环境,城市与乡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兼容性”。乡村虽然地域辽阔、没有城墙,似乎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其实,乡村的开放度和兼容性都很差。异质文化很难在这里得到传播,外来人口也很难在这里落脚谋生。乡村几乎只相信“土生土长”和“本乡本土”的东西,对于“外来户”和“外乡人”总是持怀疑态度。顽固地保留乡音土话,便是证明。 城市就不一样 城市是这样的一种社区,它的职能和功能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而且,城市的职能越多,功能越齐全,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也就越“大”。上海之所以“大”不过北京,就因为它的职能没有北京那么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理,城市的职能越是多样,功能就必须越齐全;功能越齐全,城市就必须越能兼容。其结果,便正如天津人所说,“嘛大的林子,嘛鸟都有”,连“市”也最终搬进“城”里,并与“城”合二而一,成为“城市”。 所以,城市从来就是开放和兼容的,尽管城市与城市之间,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并不一样。但再封闭的城市,也比乡村开放;再保守的城市,也比乡村兼容。中国古代的城,虽然无一例外的都有城墙,但是这些城墙却并不妨碍城市的开放,而且似乎更有利于它的兼容。这就好比盘子装不了什么东西,两碗却更能“容纳”一样。一个完全没有空间间隔的地方是无所谓容不容的。城墙的建立,恰恰正好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具有“可容性”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城以盛民也”,便说得十分到位,尽管它仅仅只说到了“盛民”。但文化是人创造的。城市既然能够容纳人民,当然也就能够容纳人民创造的文化。
城市之所以必须开放和兼容,还因为城市的主要文化功能是“交往”。 的确,没有哪个社区能像城市这样充分地满足人们交往的需求 因为城乡这两个社区的重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其居民的异质性程度。乡村居民基本上是同质的,端的称得上是“同祖同宗,同种同文(方言)”。而且,乡村居民还特别看重这种“同质性”,看重“乡里乡亲”、“土生土长”,或者“吃一口井的水长大的”等等。城市居民则大多没有这种心态。他们既不可能只吃“同一口井的水”,也不可能只买“同一家店的布”,当然也不会“干同一样的活”。他们籍贯不同,出身不同,来历不同,职耸不同,活法也不同,却共生共存于城市。于是,城市便为不同的人共同地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和交往的机会。 也许,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诱使一批又一批的人“离乡背井”,来到城市;也正是这种交往的机会,使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围远远优于乡村。
有机会,还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作为交往重要工具之一的语言,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这才有可能成为人际交往的“硬通货”。“城里话”比“乡里话”好懂,原因就在这里。除北京外,我国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但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省会的方言总是相对地、县的方言好懂,而地、县的方言又总是相对乡村的方言好懂。也就是说,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连社区的语言也相对开放和兼容,这才让外地人觉得相对比较“好懂”。 北京是全中国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场所,或者借用日本学者铃木荣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国人“社会交往的结节机关”,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兼容全国的。所以,一来二去,北京话便几几乎成了咱们的“国语”(普通话)。 同样,开放也是城市的天性。从古到今,城市从来就是作为“中心社区”而存在的。它们或者是全国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区域性的中心(省会、州府、县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须向它的周边区域开放,既吸收又辐射,既统领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个数字颇能说明问题:现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国以后才进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说,不到半个世纪,所谓“北京人”这支队伍,就换了四分之三的“血”。至于北京向外地“输”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统计,但相信也不在少数。 然而,北京的这种开放和兼容,似乎还不是或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那种城市与城市、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与交流。它似乎还更多地是以一种“天朝帝都”的雍容气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权,居高临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较之上海和广州,它更像一个开明的君主或宽和的老人,以一种无所不包和见惯不怪的从容、淡泊、宽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为壮观,但当其绚烂之极时却又归于平淡。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大气”与“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它甚至几乎遍及于每个北京人,成为北京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毕竟是文化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个自然形成、得天独厚的大森林,乔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于其间,层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错落有致而又浑然一体。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乡和民众之乐土。如果说,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勇敢自尊的学人风范,敦厚朴实的民俗风情,曾经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种既“典丽堂皇”又“幽闲清妙”的文化品格;那么,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居高临下的兼收并容,独一无二的文化优势,便构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气象。 北京的一大气”,就大在这里。
三 霸气与和气
北京的“大”,几乎使每个到北京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小”。 有句话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广州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实,到了北京,又岂止是觉得自己官小,简直是连人都很小。那么大的北京,一个两个人走了进去,就像水珠融进了大海,看都看不见,影儿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个空间,如果容量太大,纳入其中的事物就显不出“体积”来。不要说人了,就连摩天大楼立交桥那些庞然大物,在北京也显不出有多大。 更何况,北京,又是怎样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 那个衣着朴素、神态安详、满不起眼的遛鸟老头,没准是大清王朝皇族后裔,大小是个“贝勒爷”;而那个坐在小摊上喝豆汁、吃火烧或者炒肝儿,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骑上自行车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么重要部门的什么长,大笔一挥就能批个十万八万甚至上百万。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们说的话都是“普通话”一样。北京,毕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来,久而久之,自然也就会变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们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见不到),北京的市民却多半“不小”。有人说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却绝对没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头大,口气大,架子(或者礼性)也大。“大气”,可以说是北京人的一种普遍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无不带有“大”的味道:干大事,说大话,讲大道理,讨论大问题。就连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则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连喝茶,也钟爱“大碗茶”。他们对于小打小闹不感兴趣,对于小模小样看不上眼,向往的是成为“大腕”、“大款”,当然最好是“大官”。就连找媳妇,也不大喜欢“小家碧玉”式的。至于喝啤酒,当然更得论“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还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气,与燕赵遗风,或者说,与北中国的豪雄之气不无关系。这种豪雄之气以山东、东北两地为最多,而在全国,最喜欢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认同的,也恰恰是山东人和东北人。山东出响马,东北出胡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也是少不了的。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过大碗喝酒仅限于喝啤酒,大块吃肉一般是涮羊肉,两肋插刀则多半是豪言壮语。但不管怎么说,北京人毕竟是崇尚豪雄和讲义气的。他们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热肠和使肝义胆在北京也总是受到好评。“不吝”并不简单地只是“不吝啬”。依照杨东平的解释,它至少还有满不在乎、敢做敢为、超拔洒脱、大大咧咧甚至不修边幅等意思在内。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汉人的“不囗”与之相似。不过武汉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则重在“爽”。所以武汉人极其憎恶“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则很可能具有表演性,变成一种“作派”。 这种作派常常被称作“狂”或“匪”。这是一种由服饰、举止、口气、派头等综合因素构成的气势。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气”,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点才好。事实上豪爽往往是和马虎难解难分的,精致则难免因过分注意细节而显得“小家子气”。“小心翼翼”则不“豪”,“精雕细琢”则不“爽”,简单粗疏反倒自然洒脱。北方人(尤其北方农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较粗放,这种粗放经过北京文化的洗礼,就变成了“大气”。而“大气”一旦成为北京人的标志性品格,粗放就会变成一种刻意的追求。所以,诸如抠门、松货、软蛋、面瓜之类统统都是贬义词,不拘小节马马虎虎则不会受到恶评。于是,为了追求大气豪爽的效果,就要装得大大咧咧、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甚至不修边幅,比方说,衣衫褴褛胡子拉喳,身上贴着假胸毛,胳肢窝火臭等。
显然,北京人不是不讲究,而是特讲究。他们讲究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生活质量”,而是“份儿”和“派儿”。怎样做“有派”,能够“拔份”,他们就怎样做。比方说,在满街“蓝蚂蚁”的年代,穿一身将校呢的旧军装,是“派儿”;当满街都是西装革履新潮名牌时,着圆领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儿一。这种服饰符号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就敢不随时尚,就敢对着来,怎么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这恰恰是一种京都意识。“京都人”与“地方上”的,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脱俗、高人一等、与众不同的。这种“卓异”或“特异”,表现于老北京,是恬谈平和、见惯不怪;表现于知识界,是俯视天下、语惊四座;表现于小青年,则可能是狂痞匪气、街头拔份。无论何种表现,其背景都一样,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气。因为他们是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员,他们不大也得大。 的确,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为依托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儿上是否表现出来,几乎每个北京市民都无不以自己是一个“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会以一种“华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会因此而稍减,因为只有北京人,才“能说全国遵为国语的话,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坛社作为公园,能看到珍本的书籍,能听到最有见解的言论”(均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就连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别处的好吃。为什么?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圣?没人知道。但万岁爷既然在北京,那么,不管他是谁,也得到驾前伺候。(图十一)
这种自豪感因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强。他们都是“中央的人”,相对“地方上的”,优越感也就自不待言。这里说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学毕业后因“品学兼优”留京或分配来京。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原本就是“天之骄子”,而他们所在的单位,又多半是大专院校和国家机关,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车卖浆者流”来,还更为贴近“中央”,消息的来路也更可靠。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牛皮哄哄”。 其实“板儿爷”们又何尝含糊!他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同样是国家大事,消息也同样是国务院部委办传出来的。好歹都在中央这地面上住着,怎么也听得到一点风吹草动吧?不妨这么说:上海人是人人都很体面。也许他晚上要在亭子间架床,早上要早早起来倒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北京人是个个都很牛皮,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过棒子面窝窝头,但只要一开口,就一定是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而且话里面决没有窝窝头味儿。 对政治的空前热情,正是北京人“大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外地人对北京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从海湾战争到王府井的改造,从克林顿访华到科索沃冲突,差不多每个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说得口若悬河头头是道,让人觉得他们不是的土司机、店员、鞋匠或买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顾问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谣和政治笑话也特别多,你往往能一下子听到好几种版本,让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说“正格的”,他们也能慷慨陈词,说理充分,使用政治话语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娴熟自如,让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这实在是北京人“大气”的最好注脚。是 天底下,难道还有比政治,比天下兴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 可以说,正是对政治的空前热情,使北京人成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头当然也小不 与之相对应的一个让全国各地人都极感愤怒的事实是:北京各服务行业的服务态度和质量都极差(据说现在已有改观,但时至1999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仍发表了消费者的批评文章,诉说他们在北京某老字号所受的窝囊气),以至于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协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出意见,甚至有人尖锐地批评说,北京是“气象平凡,诸多不便”。“气象平凡”并不准确,“诸多不便”却是事实。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标准问”,却常常因错过规定的时间而洗不上澡。本应提供的信息服务,在服务员那里也是一问三不知。至于饭菜质量,就不好说 前面说过,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较马虎的。你当然不能要求一个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咸菜就贴饼子的人,为你做出精致的小菜来。
让人受不了的还是现在一些服务人员爱理不理或颐指气使的态度。“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一边排队去!”这些都是我们在北京的服务窗口常常可以听见的声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务员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顾客面前有着摆不完的谱。你向他问价,他让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还要损你:“长俩眼睛干嘛的,出气呀!”请他快一点,就更不得了:“嚷嚷什么!没看见我忙着啦!”难怪龙应台一进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 在某些人看来,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么人没有?那个卖针头线脑、咸菜酱瓜的女售货员,说不定是个“格格”呢(其实当然肯定不是)!即使她不是什么“格格”吧,又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其实业没见过) 显然,这就不是“大气”,而是“霸气” 这决不是北京人的气象,这也决非“正宗”的老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兴这样对待顾客的。在老舍、郁达夫、林语堂等人的笔下,老北京人是无论身份高低贵贱,都一样节一技之长,无僧人之貌”。至于生意人的“一团和气”,简直就像是天生的,岂有慢待顾客、爱理不理,甚或拿顾客“撒气”的道理? 上海就不会这样。上海的服务行业,即便在“十年动乱”时期,生意做得也十分规矩。那时,哪怕只是拿三分钱买两根针,店员也会用一小张纸包好了递给你。在餐馆里点菜吃饭,也不会被服务员吆喝着自己去端盘子。当然,上海的店员也常常被批评为“歧视外地人”,但他们至少不歧视上海人。只有北京的售货员,才公然不管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中国人、外国人,哪怕皇亲国戚、天王老子,一律采取“本大爷”或“老姑奶奶一恕不伺候的态度。 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 其实,只要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即便两地最好的店员,也“好”得颇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员好在“和气”,上海店员则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员或小贩,在找零钱时,如果又是钞票又是铜板(或“钢蹦儿”),便会脸上堆满了笑,说:“两搀儿,花着方便。”这话听着让人觉得舒坦、熨帖。至于是不是真方便,那就只有天知道 上海店员的周到却是真能给你提供方便甚至实惠。比方说,告诉你这条裤料其实可以省下一寸,或者买另一种牌子的其实更合算。必须提供的一应商业服务,比如包装、熨烫等,当然都会达标到位,不会“缺斤短两”。但他们决不会为“找头”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为这属于买卖中的正常现象,而且与是否实惠也没有什么关系。大体上似乎可以这么说:北京的态度是“务虚”的,它讲究的是“礼仪之邦”不可或缺的“礼数”和“人情”;上海的态度则是“务实”的,它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纯粹“上海式”的思维方式:顾客来买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什么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当钱使的“客气”和“礼貌”。
两地风格的孰优孰劣,在这里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则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气”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实惠”也好,其实都远远超出了商业行为本身,而具有一种文化上的意义。上海的“周到服务”表现出来的其实是上海人的“精明”。这种“精明”是需要认同的。也就是说,当上海的店员为顾客精打细算或精心服务时,他们往往会在潜意识中要求对方是一个有资格享受这种服务的人。这里说的“资格”,主要就是精明与否,包括对“精明”是否敏锐和能否欣赏。在他们看来,顾客的计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过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员一旦碰到了被他们认为是“不懂经”、“拎不清”、“反应慢”的外地人,便会一肚子的不屑,一脸的不耐烦,甚至懒得搭理。
北京的“和气生财”却来自北京文化的“大气”。也就是说,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气”,根本就不是什么“服务态度”,而是一种“文化教养”。它是天朝大国的雍容气度,是世纪老人的闲适安详,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仁和谦让,是一个正宗北京人应有的教养或者说“礼数”。一个有教养的人是不该生气的。即便对方无礼,有教养的北京人也不该失礼,反倒应该更加和气。自己越是和气,就越是显得对方没有教养。这不是“丢份儿”,而是“拔份儿”;是宽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别的什么,都这样。有人说,北京的各行各业“咸近士风”,便正是看到了这种“和气”不但普遍,而且与“知书达礼一相关,有一种儒雅的底蕴,甚或是一种一书卷气一。所以,一旦这种“礼数”、“教养”或“书卷气”没了,事情也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北京人的这种礼数、教养、儒雅风范和雍容气度,可以从他们对待外地人的态度上看出。 一般地说,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会歧视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说,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问路,得到的几乎必定是极为清楚、详尽、和气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气、那份熨帖,就像对待一个迷路的孩子。然而这种“和气”的内涵,恰恰是惟独北京人才会有的“京都意识”:咱北京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区”,北京人在“礼数”上,当然应该是全体国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别人更懂礼么?如果咱们礼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丢份儿一啦!再说了,咱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外地人不过是分家出去单过的小兄弟罢 现在他们回家来,不认路了,咱当大哥的,不帮他一把,行么?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务行业打交道,我们不大容易明显地感受到对外地人的歧视和不屑一顾,而这种感觉我们在上海、广州等地却时有体会。北京人其实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好得不必摆出一副惟我独尊的派头,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样。 显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宁说是一种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区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国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狭隘性”的一群。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地方或某一区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过高于地方,却并不与地方对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并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国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样)鄙夷乡下人。他们不大在乎别人说自己“土气”、“乡气”(尽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类的词儿)。相反,他们对于乡村还天然地有一种亲切感(比如把“心里美”萝卜当水果吃)。足以让他们感到自豪的是,富丽堂皇、雍容华贵的北京城内,也不乏乡情野趣之地。那里野旷人稀、风物长静,可以体味到人与自然的亲近。这当然是一个农业大国的京都人才会有的情感,决非那些在拥挤狭窄的水泥弄堂里长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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