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瑰宝保卫战【转自凤凰周刊】

在北京的土豆

 

“我们很伤心，马不停蹄地忙了20年，但现状更加糟糕。”80岁的建筑专家陈志华致力于保护中国乡土建筑，而今却已对成效不抱任何希望。

  从1980年代末开始，大陆2800多个古乡镇就不断面临“迁旧建新”，旅游开发的考验。近十年，更经历了空前迅速的，彻底的改造。一座座古村落极短时间就可以完全消失，与此同时失去的，不仅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建筑，还有那些蕴涵其中的古老生活状态和文化历史记忆。而文物建筑的不可再生性，使它一旦失去便永远失去，任何复制品都不可能有相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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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以来，陈志华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同事楼庆西，李秋香，每年春秋两季，都带领学生上山下乡，寻访中国大陆最美丽的古村落；在经费极度不足的情况下，吃尽了苦头。他们的足迹遍及8个省，70多个村子，积累了2000多张测绘地图，并以抢救的速度出版了30多本书籍。最近三联书店又推出了10本“乡土瑰宝”系列，而这些书中不少美丽的图片已成为他们痛苦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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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村子我不想再去了，拆建破坏得残不忍睹。”陈志华一声叹息。

用建筑来解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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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建筑研究与单纯的民居研究不一样，其意义不仅在建筑本身，还在于建筑所记载的历史文化。陈志华告诉记者，国外对古建筑的保护和重视程度对他触动很大。多年前，在意大利访问时，在一条有700年历史的巷子里，他看到退休老人们自发组织研究巷子的历史，而后市政府出资出版了十几专著。而一位老太太颤巍巍地举着灯带他去看家里的宝贝，在壁炉旁的墙壁上，老太太指着残缺不全的一小截彩绘图案骄傲地惊呼：“看！这可是18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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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中国清代的乾隆年间而已”，陈志华说，若以次“标准”，那中国民间真的到处都是宝。从丰富性和质量而言，中国的乡土建筑是全世界最强的。陈志华下定决心要开始呼吁保护大型建筑形式之外的民间传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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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华他们的研究以村落为单位，因为一个村子好比一篇文章，个别的建筑好比字词句，只有村落的整体才能蕴涵完整的意义，具有最大的价值。“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用历史解释建筑，我们是用建筑来解释历史，不局限他们的美感，主要突出其历史见证的价值。”陈志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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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在哪里？选址是面临的首要问题。没有普查资料作为依据，陈志华只能靠“道听途说”，然后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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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一位家住浙江建德新叶村的老朋友告诉陈志华，那个村子还保存得比较完整。陈志华跑去一看，果真如此：文昌阁，文峰塔都在，连路亭[路人休息的地方]都保存完好。这让他非常兴奋，回来后，他与李秋春商量从这个村子开始研究。

  经费问题立马浮出水面，这个难题此后20年始终伴随着他们。最后老朋友给他们提供了4张来回的火车票，李秋香向学校资料室借了一个几斤沉的相机，带着三个毕业班学生赶往当地。那时候，陈志华家里没有电话，村里也没有电话，写信也石沉大海。40多天后，回到北京的李秋香见到陈志华，第一句话就是：“陈老师，咱们的方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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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指的是古村落保护的方法，此前大陆还无人做过此类研究。陈志华自己琢磨制定了一套“三步法”：资料收集访问和撰写，测绘，摄影。后来，喜爱摄影的楼庆西老师的加入，使得分工更加明确：陈志华负责第一部分，三人中最年轻的李春香带领学生组织测绘工作。

  这“两个老汉一个姨”的组合是名副其实的“铁三角”,每年春秋两季，他们都带着学生上山下乡。60多岁的陈志华和楼庆西常常要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到了当地，更要面对交通，饮食，住宿等问题。他们和讨饭帮一起住过，有次还和家禽做了回邻居，结果是早上起来被子上落了一层鸟粪，也曾被虫子咬得到处是包。

  10多年前，陈志华的右眼因为视网膜脱落失明了。在乡下，山路不好走，李春香便成了他的眼睛和拐杖。“这倒象旧时候卖唱的，姑娘牵着瞎子，瞎子拉着胡琴，姑娘唱着哀怨的小曲，不过我们情绪很快乐，没有一丝哀怨”

  而真正让他们难过的是古村落毁坏消失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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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年，他们去浙江楠溪江芙蓉村调查，看到那里有一座明代的书院，但因为胶卷不够，他们想过一段时间再来测绘。不料，离开不到一星期，书院就失火烧掉了。1991年秋天，他们听说浙江兰溪市山泉村有一座宗祠里居然还保存着80多块历代的匾额，赶紧赶到时，却发现焦土一片，宗祠烧光了，几根柱子成了炭，还冒着袅袅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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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已经去过的村子，20年来，也面目全非。最早考察过的新叶村，陈志华再也不想去了，小小的村子里已经盖了30多栋小洋楼。与老房子强烈的构造特色相比，新旧房子根本无法协调。而此类“不和谐“在当今大陆村落，比比皆是。

处境尴尬的根源在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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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陈志华一行人来到位于浙江武义市的郭洞村，“那简直是人间仙境啊，村口有一座用大石头垒成的老墙，几棵双臂抱不拢的老树，一条溪水绕村而流，进村走过一座亭桥，就是关帝和观音菩萨庙再往里有个书院，千家驹曾在此念书，书院后面是大宗祠，再里面才是错落的村民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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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来访者欣喜若狂的同时，当地的旅游局也看上了这里，要“开发”和“打造”：村口的石墙旁架上一张桌子，收门票；武义市旅游局的午餐定点也在这里，村口的空地上堵上了大量餐馆，以至于后来吃饭的地方比原村面积还大；溪边的绿地挖出一大片修了个停车场；村口的百年老树还因为旅游过旺，失火被烧毁了两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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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类似这种盲目的旅游开发导致的对古村落的破坏不胜枚举。多年来，陈志华他们与旅游局没少吵过架，他常争论一点：不是旅游养活了村子，本末倒置，是古村落作出巨大的牺牲养活了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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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城市房地产开发受到限制，越来越多的开发商把目光转向农村，他们惊讶的发现，开发古乡古镇的效益并不比城市房地产利润少。离云南丽江古镇不到4公里有个束河古镇，开发商预期回报是10年，但现在发现最多5年就能赢利。丽江，大理，周庄，湘西凤凰这些地方，早就一年四季人满为患。而假古董多出在商业项目，这些地方千篇一律的充斥着仿古商业街，仿古饮食街，仿古酒吧街。

  如果说“文革”时期，只是破坏了古村镇的文物，祠堂，庙宇，属于局部性破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旅游经济热潮则给相当多的古村镇带来了整体性、毁灭性破坏。

  “不要总怪文革，那也只是一个果，真正的因是文化上的问题。”陈志华认为，包括乡土建设在内的文化遗产保护，举步维艰，处境尴尬的根源在文化传统。“这是整个民族素质和教育问题，帝王将相文化走到今天，让我们国民从上到下都对民间文化不重视，你告诉他你家有多美，人家自己不认。”

  他继续分析，文化问题自然反应在体制。各地父母官本来应该是乡土村落的守护者，但实际上，很少有人会从真正保护的角度去考虑文化遗产问题，因为文保工作没有立竿见影的GDP，他们大多希望在三五年任期内做出“政绩”，拆老房子修新房子是最容易的表现形式。一心为公的领导是有的，而全知全能的领导却是不可能有的。在乡土建筑保护问题上，地方官员如果“瞎作为”比“不作为”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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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诸葛村算是特例。这个村的上级地方领导曾因不能理解古村落保护研究，拿着手铐来审问陈志华他们，不让吃不让住，组织人用赶猪的方式驱逐他们。但诸葛村的现任村长上任后，却主动把他们请去作保护规划，没有拆除老房子，反而拆除了有碍保护的新建筑。村子的旅游收入非常好，但更成功的地方在于旅游收入全部统一分配，做本村的公益事业，3年前村里喝上自来水，给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开工资，上大学的孩子还有奖学金。村民不必为了生存而采取破坏性的赚钱方式。

旅游与保护并非水火不容，完全可以和谐相处。诸葛村是目前大陆唯一小的不能再小的古村落保护可行样板。然而，在欧洲，诸葛村处理旅游与文保的策略是很多国家通用的办法。以意大利为例，旅游收入从外国人踏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就开始了，国家向旅行社收税，税款的一部分将被用于文保工作，这笔投入份额很大，既然是国家投钱自然可以进行同音的规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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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说，一个地方官，哪怕是一个村官，对古建筑保护的作用都绝对举足轻重，从上面说，只有国家真正重视了，这项工作才能真正有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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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后人认一认“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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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说过：“中国的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二十四史中，与老百姓有关的事，只有赋税，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生活状况，基本上都看不到。”没有民众史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从这意义上来说，乡土建筑作为乡土社会的史书，正好补充了半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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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号称文物大国，但至今没有文物保护专家培养制度，甚至未形成文物保护学界。1988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联合国派专家考察，临走写了个报告，第一条就是，中国没有经过培训的古建筑保护专家。20年过去了，情况还是没有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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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陈志华在本系率先开设了文物建筑保护课程，仅几年就开不下去了，由必修转为选修后，来着寥寥。教育局不批这个专业，不发文凭，实际工作中，没人重视。没人承认建筑保护是一门专业，认为不需要有“文物建筑保护师”这样一个职业。

据陈志华了解，目前，大陆只有上海同济大学开了这个专业，人数不多就业依然没有对口单位。而在国外，光是意大利，他就去过五六个培养文物保护专家专业系的学校。“照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全世界来看，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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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中国，什么人在做古乡镇建筑保护呢？“各行业都有，作家、艺术家、建筑师。不要说别的行业，在欧美国家，建筑师都是没有资格去修护古建筑的，不经过专门培训，通过若干等级考试，相当于硕士学位，别想进入文物建筑保护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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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整个文物建筑保护史来看，对其价值的认识并不发源于建筑界，而是思想界和文化界。19世纪中叶以来，从事文物建筑保护的建筑师，有过贡献，也有过重大失误。经过100多年的实践，人们认识到单纯的建筑知识和技能不能胜任这项工作。20世纪中叶，文物建筑保护的科学正式诞生，那时欧洲的经济水平不会有今天中国好，但是他们愿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建房子和保护房子的思路差别太大了。陈志华以北京琉璃厂改建为例，这个项目是他一个大学同学主持的，他说：“你这是彻底的失败，历史文化拆没了。”对方很诧异：“新房子比原来那个好多了，宽敞、亮堂、防火、漂亮。200年后不也是历史？”“再先进上面也不可能负载明末清初的历史了，历史信息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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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让农民一辈子住在老房子里，过以前的生活，那不现实。”陈志华说，房子里可以装现在的水电气设备，提高生活水平，室内也可以有装修，文物建筑保护最严格的国家也允许这个东西。同时，要优先选一些小一点的有代表性的古村落，开辟新区。新区和老区中间有一个隔离带，种上点树，区分一下就可以。谁愿意盖别墅，到新区去盖。这个老区的功能就逐渐转换了。不再是独一无二的居住区，转化成文物。

如果没有资金或更好的办法改造，那就先争取不拆，中国的木建筑的房子，摇晃了支根棒也能七八年不倒。赚了些眼前利益，失去的却是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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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本讲述欧洲文化建筑破坏史的书对欧洲的古建筑保护起到极大的作用，比联合国还管用。新华社记者王军在这个故事的鼓舞下，曾写出关于北京建筑规划变迁的『城记』，在海外引起极大的反响。陈志华这个讲故事的人后来问他：“效果如何？”王军答：“起不了什么作用。”

这也是让陈志华伤心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难以理解古建筑的保护意义。在浙江农村，看到他们舍不得胶卷，一位背了4种摄像机器的日本人说；“你们需要什么照片我可以提供，将来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图片资料中心在东京。”陈志华在台湾大学讲座时，这个故事让在场的台湾大学生情绪激动，气愤难奈，甚至凑钱买了几大盒印刷专用的胶卷寄到北京。而当他在清华大学讲述同样的问题时，场下静悄悄没有反应。

跟他们东奔西跑做课题的学生也一年比一年少，从10多人减少到两三人，吃苦耐劳能力一届不如一届。建筑设计行业市场太繁荣了，谁愿意像傻子一样守住这份清贫，耐心地去读古建筑传达的历史文化信息，认一认“回家的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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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强有力的机制和文物保护意识，这份工作不可能再继续了，古村落绝大部分都会被毁掉。后人一定会怨恨我们，因为我们相信后人比现在的人要进步。这些年来出版的书作留给他们的一点记忆。”陈志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