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夫妇两人的工资一直保持在一个月747.5元（周月薪404.8元，邓月薪342.7元）的水平上。他俩都不管理自己的“家财”，两人也从不沾靠一分钱钞票。那么他们的日常开支怎么使用呢？
报账需要三方签名
据周恩来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周恩来家庭的收支是这样的：每月去会计处领取他们夫妇工资和保管他们家现金与存款的人是周恩来的座车司机杨金铭，用钱多为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有时也有其他人用钱。需要用钱时由用钱人从杨金铭那里拿钱去用，用了后好开发票的都要开发票，也有蔬菜之类的东西不开发票的。无论有无票据，都得再到杨师傅那里报账。报账时，一般都要经手人、证明人和收货人三方签名，至少是两人签名。这并非周恩来夫妇的规定，而是西花厅工作人员为了管好周恩来这个“家”自觉养成的习惯。
周恩来国事繁忙，一般无暇过问自己的家庭收支情况，只是每到月底由杨师傅向邓颖超报一次账。所谓“账”也并非会计使用的那种正规账册，只是当时一般工作干部使用的普通笔记本。这本记录周恩来家庭收支的笔记本现在还收藏在杨金铭的长子杨毓祥手中。
据周恩来贴身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是1960年代中期的一天，从不问自己家庭收支情况的周恩来突然提出要老杨到他那里细报一下他家近两个月的收支情况。杨金铭一时很紧张：难道什么地方出差错了？他随即拿上那本笔记本，还招呼上平常用钱的成元功、高振普等一起赶到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还像平常一样坐在他的办公室桌前。见他们都到了，这才起身走出办公室，在他的后客厅也兼餐厅的会客室长椅上坐下，抬抬左手，示意杨金铭可以报家庭开支账了。
老杨师傅望着笔记本念道：
……
3月1日买大葱5分钱，厨房用；
3月2日买毛巾一条3毛2分，客厅用；
3月2日买干面5斤，7毛钱，交厨房；
3月3日买盐一斤，1毛5分，厨房用。
“停。”周恩来一声叫停后，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杨金铭说：“你们买盐多花了我一分钱。” 杨金铭又是一阵紧张，连忙放下手中笔记本，很快找出了买盐的那张原始收据，上边清楚地写着：“大盐一斤，壹角伍分。”
周恩来查看了那买盐的发票后，示意他们退出去，然后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询问民用食盐为什么每斤要涨一分钱价。当弄清是因为北京卫生局为了预防市民患肿脖子病而对食用盐加碘才提高了食用盐价格之后，周恩来这才放心。
第二天，周恩来在外出时对与他同车的司机杨金铭和卫士高振普说：“我不是在意多开支的那分把钱，而是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不能随意涨价。”
自费公费分清楚
周恩来到各省视察或开会离开时，一定要把应该由他付的钱和粮票结算清楚。1963年，周恩来赴杭州治病，邓颖超为照顾他也到了杭州。她在杭州的住房和吃饭费用都是自己掏的。那一次，花费了他们好几年的工资积蓄。
1964年10月，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即将离开北京回国。在他临行前，周恩来交待外交部礼宾司，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西哈努克一些他喜爱吃的蜜橘。礼宾司觉得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送不如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送亲切，便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觉得礼宾司的建议有道理，便交待秘书告诉外交部礼宾司，这次赠礼费用全部由他个人负担。
礼宾司闻讯一下子呆住了：这要花总理多少钱啊！蜜橘本身钱倒不多，但运费可观啊。当初，礼宾司提建议时没考虑到总理自己掏钱，以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的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送，费用都应由公家报销。西花厅这边，周恩来的秘书也犯了难：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因此，他只好对礼宾司的同志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只有400元，你们尽量省着些花吧。”
担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他不仅在去公园、到饭店理发等纯粹意义上的私事用车上坚持交费，而且把到民主人士家中拜访，去宾馆饭店看望外国朋友等，也都算作私人用车。
一次，周恩来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刮脸理发，之后再去人民大会堂。从北京饭店出来上车后，周恩来提醒司机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
请客吃饭个人埋单
周恩来在家吃饭时，一般是两菜一汤。有了客人，一般就做四菜一汤。当然，吃完饭后，他总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交粮票，菜钱免收。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粮食都有定量，请客多了，粮食不够吃。
周恩来每次请客吃饭，总是说：“没关系，我的工资比你们高，又没有家庭负担。”的确，周恩来的工资比起一般人来说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有些本来公家可以报销的费用周恩来也坚持自己掏钱，如他从没领过出国置装费和补助，自己负担如药品、报纸，包括身边公务人员用的肥皂等费用。因而，周恩来的工资除去房租水电及其他各种开支后，也不剩几个钱。请客次数多了，还要靠邓颖超的工资垫着。因此有时请客饭后，周恩来会补充一句：“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我是慷大姐之慨。”
发表于 2008-2-28 17:48:00
发表于 2008-2-29 09: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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