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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颇为悠然自得地对埃德加•斯诺说：“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
没有人注意到斯诺的表情。不过，十多年后，作为中学生的我在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那副虚拟眼镜就从我鼻梁上掉下来，在水泥地上摔碎了。令人疑惑的关节点在于：彼时是1970年底，距离乒乓外交还有三个月，距离基辛格秘密访华还有七个月，双方甚至还没有派遣使者的安排。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毛泽东如此已经胸有成竹地预见到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快速通道？
对于一切熟知当时中美关系的人士来说，这一预言都是惊人的。因为当时几乎看不到中美关系解冻的迹象。
先从中国立场看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中国战略专家看来，美国执着地推行反华政策，并且事实上威胁着中国的切身利益。在中国周边，美国正在越南进行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如果美国获胜，中国将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危机。美国也维护着台海分裂的局面，成为中国统一的真正敌人。美国还重新武装了日本，保持着在关岛、韩国、菲律宾的军事存在，事实上建立了一条与中国对峙的海上战线。它还试图通过东南亚同盟等手段，在陆地上围困中国，形成了与中国的全面对峙状态。
未来的前景也并不乐观。直到1969年初，尼克松总统在就职时，还公开宣称对中国的强烈敌意，他甚至声称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发起核打击，并试图说服国会拿出七八十亿美元的巨款，建设“卫士”反导系统，用以对抗中国正在发展的洲际核攻击力量。即使到了1970年，国务卿罗杰斯等美国外交官都还多次公开指责奉行中国政府“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威胁着世界和美国的安全。尽管美国出显示出一些“缓和”的迹象，但仍然奉行着比对苏联更加严厉的对华贸易政策。用 “小步舞”式的“缓和”手段解决中美关系问题，至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见到微渺的希望。
再从美国方面的立场看这个问题。在美国的战略分析家们眼里，中国方面的对美立场向着更加强硬的方向发展。在尼克松就任之后不久，林彪元帅就在“九大”上作了具有强烈反美反苏色彩的政治报告，公开显示出中国决心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巨大决心，国内反美反苏情绪空前高涨。1970年3月，毛泽东甚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强硬声明，作为对美国支持反西哈努克政变的愤怒回应。针对在这次印支半岛势力范围争夺战中的严重挫折，中国政府还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游行，再次掀起反美浪潮。
当然，这些还只是毛泽东所说的“空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中国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着美国的既得利益。最水深火热的当然是越南。但谁都知道，没有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和物质支持，北越人再凶悍，也抵挡不了成群结对的B—52送去的死神烈火。毛泽东“扩张主义”甚至伸向了更远的地方。在印支半岛，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武器武装起来的游击队令亲美政权坐立不安。甚至在遥远的南美、非洲乃至在南欧、日本……到处都能看到毛泽东“输出革命”的物质成果。
这还没有完。Maoism干脆入侵了美国政治和文化领域。在政治上，由于朝鲜战争以及全球游击战的广告效应，Maoism成为美国各著名大学战略研究的重点课题。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阅读毛泽东选集。Maoism甚至成为美国年轻一代反主流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在1960年代著名的现代派小说《白雪公主》中，世界儿童所钟爱的Snow White就成了美国激进青年文化的代表，穿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服（瞧，又是朝鲜战争推销出口的先进文化象征），用性感的樱桃小口啜着一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生活在“等待王子”的梦幻中。直至1990年代，在美国大片《偷天陷阱》中，漂亮的女主人公还能用基本正确的中文说出“毛主席说，要百花齐放”。
这样，毛泽东通过笔和枪，把他独创的革命文化推销到了全世界，使美国精英们产生了一种被毛泽东包围的感觉。1950年，美国农民杜鲁门在试图用一道 “竹幕”封锁中国的时候，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事实上，不独杜鲁门，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只是经过短短的20年，美国竟然从包围、封堵中国的战略优势，疾速退化为被中国包围和渗透的战略劣势！
因此，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决策层开始谴责中国奉行的是“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这其实表明美国开始认为自己在与中国的对抗中，开始从攻势转为守势。在这种攻守易位的新形势下，美国战略分析家认为：如果要维护美国的光荣与梦想，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加大对抗中国的人力和物资投入，硬性扭转中美战略态势。
可见，在1970年的时局下，中美双方的战略分析家都愿意把对方视为长期的威胁和顽强的对手，无法在现实语境中看到中美关系解冻的任何希望。然而，这就使得中美最终的破冰更具戏剧性。
只是在中美两国的最高决策层，才知道其实存在着破冰的希望，也存在着破冰的急切动机。然而，对于尼克松这样的顶级决策者，尽管可以作出缓和的姿态，却不知道中美关系坚冰究竟将于何时、将于何处融解。在中国方面，即使是周恩来这样的战略大师，情况也不见得明朗多少。
在1970年的外交迷雾中，能够把握住中美关系主动权的人，全世界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
但这个表述也许不正确。真正正确的表述是：在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中，毛泽东就是历史命运的真正主宰！
为什么？
事情得回放到1957年。当时，在与各省省委书记座谈时，毛泽东也是很悠闲地说了一句令书记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话：
——我们不急于与美国建交。
什么？不急于与美国建交？在这句话的下面，似乎隐藏着一个意思：其实我们可以与美国建交，但是我们不急于与它建交。但这可能吗？仅仅四年前，中国才在朝鲜结束了与美国的血腥战争，以牺牲15万忠勇战士（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长子毛岸英）的代价，换取了联合国军90万条生命，为东北、华北地区赢得了五十年的和平。随后，美国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协定，把战术核导弹部署到了台湾岛，直接瞄准中国的沿海城市。
在书记们的眼里，已经流过的血和未来可能流的血，使得中美建交成为一个渺远的梦想。但是，毛主席怎么竟然可以说“我们不急于与美国建交”？建交的基础在哪里？
即使是接触中国核心外交机密的陈毅外长，这时也不一定能够理解毛泽东的长远外交方略。这位文武全才的诗人外长，这会儿正忙着在向世界宣布：老子正想跟那个美国同行杜勒斯比试比试武艺呢！当然，他的更长远想法，也许就是钱学森他们赶紧把原子弹造出来，这样老子有朝一日与杜勒斯谈判的时候，就可以很潇洒地从胸袋和裤兜里摸出几个核弹，像扔盒香烟似的扔到谈判桌上，不把老杜吓得磕头才怪……
但这不是毛泽东的想法。陈毅的实力外交已经非常高明，但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更加高明。事后陈毅将感叹自愧不如，不过这是后话。还是回到“不急于与美国建交”上来。当时，为了启发书记们，毛泽东作了一段解释。我对那段话的基本理解是：当时毛泽东之所以不急于与美国建交，是想让美国背上越滚越大的负债，从而以越来越低的要价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经过这么一番解释，各位也许还是云里雾里。因此，我必须进一步向前追溯，一直回溯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之后的那些日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的百胜雄师占领南京。然而，解放军的一个野战排排长却发现支持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驻华大使馆竟然依然 “赖”在南京不走。根据一个广为传说的故事，这位排长就带着一色美式装备的士兵，齐步进入美国大使馆，然后，他找到司徒雷登大使，指着他鼻子说：你们还敢支持蒋匪打内战么？不管事情的真相是如何，司徒雷登大使确实在后来的四个月里，忍气吞声地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探索与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但从事后的诸多证据来看，中国农民毛泽东似乎确实冷遇了美国农民杜鲁门伸出的友谊之手。针对可怜而可敬的司徒雷登大使的示意，毛泽东指示南京方面：如果美国政府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且断绝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联系，我们可以考虑与美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事过五十年后，我们看不出毛泽东的指示有什么错误。然而，这是毛泽东改变“国际惯例”的结果。当时的事实是，在接到司徒雷登大使的报告后，美国政府感觉非常犯难。因为根据当时的国际惯例，在中共宣布成立新政府之前，美国政府并无可承认的对象；而按照国际法，在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新政府之前，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
就这样，在等待了三个多月后，随着毛泽东收紧对西方领使馆的政策，司徒雷登被迫于8月3日离开南京。第二天，美政府发表了著名的对中国关系白皮书。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宣言。
对于这样的结果，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家在五十年后惊呼道：毛主席啊，您疯了吗？
是啊，毛主席啊，您疯了吗？面对美国的善意，您怎么竟然报以无理的苛刻条件，以至于失去了早日建立中西关系的机会，并且暂时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呢？除了用“疯了”来解释以后，还能用什么理由来解释您当年的举动呢？
其实，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那位老资格外交家“傻了”。
事实上，毛泽东在1949年就打定了“不急于与美国建交”的主意。
为什么？
因为毛泽东无法接受国民党留下来的外交遗产。作为一个战略家，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遵循所谓的“国际惯例”，我们在继承美国驻南京的大使馆后，其实就等于继承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外交义务。在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外交义务中，包括美国在中国驻军权、美国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等一系列令毛泽东根本无法容忍的东西。如果急急忙忙与美国建交，内中的很多议题虽然可以成为谈判的对象，但必须按照“国际惯例”，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而这对他急于推进的民族解放事业来说，肯定是一个灾难。
因此，毛泽东“不急于与美国建交”的一个战略考量，就是要在没有“国际惯例”约束的情况下，先行推进事关民族独立的事业，在有效清除西方势力后，再实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解放军攻占南京后不久，就开始宣布没收西方国家的在华兵营等被不平等条件赋予的东西。毫不意外的是，这一举动立即遭到了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对。随后，中共方面继续推进了一系列旨在消除西方列强在华特权的措施，包括要求还没有承认中共政权的西方国家使馆交纳物业类的税收，最终逼使生不逢时的司徒雷登离开中国。
对于司徒雷登的悲伤离去，毛泽东估计到了最坏的结果，亦即美国对新政权采取包括封锁在内的敌对行动。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其中有 “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的豪迈宣言。但在这里，毛泽东仍然暗示着一种可能性：即使中美交恶，随着中国内部问题的解决，美国人还是得回来的。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能够正确预言美国政府的反应。事实上，美国虽然撤回了大使，却没有立即对中国采取“制裁”或者“封锁”。杜鲁门政府仍然在观望。毕竟，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实在太重要了，它不愿意看到中国全面倒向苏联。因此，通过《白皮书》，杜鲁门事实上宣布了在中国问题甚至台海问题上的中立。 1950年初，在注意到中国军队在福建沿海集结兵力的情况后，白宫立即指令美国驻台北的机构准备撤离。当时的种种迹象显示，杜鲁门完全准备放弃他称之为 “癞皮狗”的蒋介石。
如果事态照此发展下去，那么随着台湾的解放，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障碍将自然消除，中美两国完全可能在1950年代中期具备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但是，随着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一声炮响，这个前景立即化为泡影。两天后，第七舰队进入台海。四个月后，中国军队开入朝鲜半岛的冰天雪天，中美正式进入军事对峙时期。
回顾这段历史，令人扼腕叹息之处甚多。然而，当我们以宏观的眼光审视整个历史时，就会意识到：正确的战略决策并不总是能够获得全胜的结果，有时还很难避免某种重大的历史损失；但从长远来看，它将收获比损失更大的成果。确实，毛泽东虽然没有得到台湾，但他将得到整个世界。尽管历史是难以假设的，但是如果因为没有发生朝鲜战争，或者因为中美过早建交而导致中国军队不入朝参战，那么有一点将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将不会赢得1970年代初那样强势的国际战略地位。
所以毛泽东后来对尼克松说：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虽然说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却也是对二十年前那场大博弈的一个绝妙总结。
而且朝鲜战争在事实上推动了中国国内的反西化运动。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重大战果，国内的恐美、崇美、亲美思想迅速消亡，呈现出一个新生民族的昂扬锐气。但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仇美”情结。即使是在获悉毛岸英阵亡的消息后，毛泽东也没有让感情和冲动支配自己的外交战略。他始终挂记着“不急于与美国建交”的另一面，即在国内形势日益稳定的情况下，开始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因此，从1952年开始，中美开始进行外交接触。到1955年，建立了大使级谈判机制。会谈取得了包括交还钱学森等重要突破，但总体上陷于停滞。开始，中方提出两国先行消除在贸易、文化和人员交往等方面的障碍，但被美国拒绝。美国则要求中方同意美军留驻台湾和台海，当然被干净利索地拒绝。有趣的是，后来美国也提出要开展经贸和人员往来，但中国已经改变了立场，认为应先解决两国外交关系问题。就这样谈了一百多次，到1970年仍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然而，就在这种似乎无益的外交游戏中，却在其他方面显示出变化的迹象。
尼克松在上台前，首先发出了要与中国实现和解的信号。如果说他就职时的言论反映了传统的对华强硬路线，到了1969年7月，他却在“竹幕”垂下近 20年后，第一次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放宽美国公民来华旅行。1970年2月，尼克松在向国会作的第一个外交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信号，但是很快被中美在印支半岛甚至全球的利益争端所淹没。同年10月，尼克松又告诉《时代》杂志：“如果说我在死之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们去”。过了几天，他竟然开始在外交场合公开把美国官员说惯了的“红色中国”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和周恩来立即注意到这些积极的信号。这是历任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发出过的新鲜信息。这样，最迟到1970年年中，毛泽东已经可以断定，经过20 年的奋力突围，经过朝鲜战争、中印战争这样的热战场，以及万隆、日内瓦这样的冷战场，中国不仅打破了美国苦心设置的包围圈，而且已经有能力对美国1950 年以来反华外交路线发起总反攻。如果套用1957年毛泽东所使用的“欠债”譬喻，那么可以说面对苏联的有效攻势，美国手中的优良外交资产已经所剩不多，必须争取到中国的参股合资，才可能化解外交上的财务危机。
确实，自从乾隆时代以来，这会儿的中国正占据着空前有利的国际地位。不管毛泽东是怎样想的，他事实上已经成功地扭转了中国数百年来的外交劣势。此时的中国，已经由被输入革命变成输出革命，由被世界选择为战场变为在世界选择战场。试问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何人曾经取得过如此骄绩？秦始皇只是改变了中原地区，唐太宗只是改变了中华地区，成吉思汗只是改变了欧亚地区，而毛泽东则冲击了除去南极洲以外的整个世界，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首先必须认识到的是：毋庸置疑，要实现能量输出，就必须付出物质代价。这是物理学最基本的质能平衡定理。在后毛泽东时代，有人怒冲冲地质问：“我们自己都吃不饱，为什么还要拿出那么多钱去支持跟我们毫不相干的第三世界国家？”貌似合理，但实质是典型的鼠目寸光，其实等于说“只要我们吃饱，哪怕死美国势力的枪炮下也甘心啊”。毛泽东不会那样干。毛泽东的战略是：联合第三世界的朋友，对美国进行反包围、反遏制，不仅在中国周边创造战略缓冲区，而且还在世界范围内牵制、削弱美国的势力，使得美国根本不可能集中力量来对付中国，为中国争取和平的建设环境。这其实是“联合进步力量，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国际版。时间证明，这个战略再一次使毛泽东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守势转为攻势。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形势仍然是不无艰难的。1969年是特别艰难的一年。当时，中苏在珍宝岛交火，两国的敌意达到顶点；而尼克松为了向国会推销“卫兵”反导系统，索性鼓吹联合苏联，共同遏制中国的“扩张主义”。这年下半年，面对高度紧绷的中苏关系，中国开始“深挖洞、广积粮”，甚至疏散高级干部。“深挖洞”既是用于“示形”的姿态，又是真正的备战措施，尽管后来遭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非理性的攻击，但当时如果没有用这种临战姿态告诫苏联“我们已经做好打仗准备”，那么很能排除苏联采取军事冒险路线的可能性。
当时，为了警告苏联，中国方面为了通过向苏联当局传达强硬信息，甚至在苏联光学侦察卫星经常掠过的西北地区山野上，用推土机“写”下了“毛主席万岁”、“消灭侵略者”等巨型战争标语。这些每个字占字达数亩的工整标语，至今仍然在Google Earth的卫星地图中清晰可见，映证着当年中国人民为了制止战争而作出的巨大决心和努力。
不错，形势看起来十分危急。然而，正是在这种“美苏勾结”的极端形势下，毛泽东与周恩来却看到了中美关系破冰的契机和必要性。1969年5月，在中苏关系最具爆炸性的时候，毛泽东指示周恩来：由陈毅牵头，与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一个带有绝密任务的特别小组，专门研究国际形势。从7月到9月，这个小组先后提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个重要报告，认为在“美苏联手”的表象下面，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但美苏任何一方都不具备全面攻击中国的能力。以胆大敢言而著称的陈毅更是向周恩来口头报告：尼克松具有拉拢中国的迫切心理，我们应该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老帅们的设想。无疑，他们的判断正好跟毛泽东和周恩来不谋而合！然而，陈毅完全没有想到：他那已经足够大胆设想，与毛泽东的战略考虑比较起来，竟然显得那么逊色！
按照陈毅的设想，“打开中美关系”的具体举措就是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基础上，实现中美部长级会谈！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而且也是符合“国际惯例” 的。然而，毛泽东早就写下过“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样的豪情诗篇，怎么肯接受“国际惯例”的约束！如果按照国际惯例，中美关系就得 “步步升温”：先是司局长谈，然后是副部长谈，然后才到部长谈，而且问题还得一个一个地解决……这样下来，等到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得到解决，也许就真了过了“一万年”。
毛泽东高度赞赏陈毅的外交眼界，但在具体步骤上有自己的考虑。他要实现世界外交史上的超常突破，用自己的思维惯例去改写陈旧的国际惯例。1970 年，来自北边的危机已经缓解，而且尼克松已经多次示好，有足够的迹象表明美国正在逐步从强硬反华立场往后退，显示美国已经具有了“还债”的动机。这时，毛泽东等待了整整二十年的中美关系大突破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于是，他请来了老朋友斯诺。针对尼克松公开表示的“访华”言论，毛泽东语出惊人、惊世骇俗：
——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尼克松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这一言论由斯诺通过特殊渠道送达尼克松。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说：毛的这些话，我们在几天后就知道了。
现在，双方已经向对方摊出底牌，知道了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于是，在1971年元旦前后，中美关系事实上已经处于全面突破的前夜。只要双方安排得当，两国就能突破二十年的敌意和两万里的距离，实现历史性的握手。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够以一种最快的速度实现双边关系的突破？直到此时，中美关系解冻的前景只是存在于两方最高决策层区区几个人的头脑中。如果按照例行的步骤，那么就会陷入“技术官员”们小心翼翼的谈判困局，在一些事务性的问题中难以自拔，导致中美关系迟迟不能突破。因此，必须寻找一个新的途径。
用中国人的话说，这时就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在毛泽东向尼克松发出访华邀请之后，两国通过秘密外交渠道，讨论了由美国向中国派遣密使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它的好处是：如果密谈成功，必将能够产生戏剧性的效果，不仅能够促进尼克松实现连任的中期性目标，而且能够把一套谈好的原则和措施直接付诸实施，避免了马拉松式的谈判；就算密谈失败，那也没有关系，继续保密就行，对双方都没有伤害。
顺便说一句。在1980年代的美伊（朗）危机期间，里根总统试图复制尼克松的密使模式，寻求两国关系的戏剧性缓和。然而，那次使命失败了，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是为著名的“伊朗门”事件。可见，密使是需要诸多条件的，绝不是所有政治家都能够恰当运用的政策工具。
毛泽东同意实施密使计划。在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密使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做法。然而，对于终生执着走群众路线的毛泽东来说，这种充满拿破仑时代欧洲宫庭外交风格的上层路线是不无缺陷的。但是，究竟还缺少点什么，以及该用什么方式来补救，毛泽东却暂时还没有想明白。
然后历史就送来了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的东京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文革”后第一次出国比赛。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支来自神秘红色中国的运动员队伍。西方新闻界惊奇地发现：红色中国的运动员们既没有戴像章，也没有挥舞红宝书，更没有到处宣传毛泽东；他们衣着简朴，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作为不二信条，总是面带微笑，即使在输球的时候也要祝贺对手，而不怒气冲冲地砸拍走人。当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在比赛的最后几天，19岁的美国运动员科恩（一个政治专业的大学生）在前往比赛场馆时竟然弄错了方向，天哪，竟然钻进了红色中国代表团的大巴里面，结果与世界冠军庄则栋交谈上了。双方都很友好，于是科恩就直楞楞地问中国人：“你们邀请了好多国家运动员访问中国，为什么不邀请我们美国运动员？”
科恩或许在下车后就马上忘记了这个问题。但庄则栋和领队却不敢忘记。这个问题立即通过体委和外交部的公文渠道，火速报到了周恩来那里。两部委的结论是：由于美国乒协支持台湾以“中华民国”名义参加国际乒联，因此访华时机不成熟。周恩来沉思再三，圈阅后呈报毛泽东。这天是4月4日。两天以后，毛泽东正式作了批复。出乎意料，他竟然同意了周恩来意见，决定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团。
老天，那么，乒乓外交是怎样发生的呢？
还得怪那些劣质的安眠药。这天晚上11点，毛泽东本来已经吃了安眠药准备睡觉，但在从理论上讲药力本来已经应该发作的时候，他老人家却一直嘀嘀咕咕说着话，不肯入睡。护士长只好去听他在说什么，一听之下，才大吃一惊，原来主席要她立即电话告知王海蓉，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护士长的第一个反应是：老头说过“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因此我宁可坐监狱也绝不能理睬他。但主席仍然在嘀咕这事，她只好设法让他再讲一遍。
于是毛泽东只好再次重复了刚才说过的话，并且命令她火速办理。于是，就在世乒赛的最后时刻，美国代表团接到了中国方面的访华邀请。
促使毛泽东改变主意的是他在圈阅两部委报告后，在一份内参选编上看到了海外媒体关于庄则栋与科恩握手的消息。这是1950年代中期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以来，最令世界媒体关注的握手事件，简直轰爆了全世界的新闻界。有趣的是，西方世界的所有主流媒体，几乎都以同样热情洋溢的语言，报道了庄则栋与科恩的友好交往。这倒能够说明大家已经厌倦了冷战，开始对“敌国”间的友情和平产生了强烈的向往。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那些充满热情的报道使毛泽东想到了什么，但我敢说，这时候的毛泽东更多地是一个诗人，立即在那些感性化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全世界的那一阵狂喜和心跳，于是……一阵血气翻腾。
在我看来，毛泽东关于邀请美国代表团的决定，也许更多地站在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立场上作出的。他透过油印的文字，看到了大洋彼岸那些热切地望向中国大陆的眼睛，他不愿意伤害那些充满期待的心。他更知道，在如此火热的时刻，让一个普通美国青年的愿望变成现实，其实无异于在火上浇了一盆油，其热度足以融化两岸间长期以来的敌意！
当时，“乒乓外交”这个词汇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尽管毛泽东、周恩来都意识到此举将产生的重大冲击，但整个事件的效应，显然还是远远超出了他们最乐观的预期。
美国政府几乎立即批准了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但对女队员规定了条件，即未成年队员必须得到父母同意，已婚者必须到丈夫同意。不过，这个明显带有性别歧视的规定却被深受女权主义亚文化影响的队员们迅速落实。这样，4月9日，全体美国队伍被一架飞机带往神秘的红色中国。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必说了。反正周恩来把毛泽东创作的剧本导演和主演得出神入化。特别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对美国年轻队员的一席话，几乎感动了整个北美大陆的爸爸妈妈和儿子女儿们。科恩的母亲当时正在为那个嬉皮士儿子而焦虑不安。她后来在回忆起周恩来接见科恩等人的情景时说：中国总理改变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从内心里感谢他。
就这样，周恩来在这部伟大的历史大片中，用区区十多分钟征服了美国人民的心。这是改变世界的十多分钟。就在这十多分钟的时间里，很多美国人不仅牢牢记住了英武洒脱的周恩来，而且立即改变了得自新闻媒体的对红色中国的陈旧印象。从一刻开始，中国就被多数美国人民开除出了“敌人”的行列。
毛泽东并没有露面。但是，当科恩在人民大会堂《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乐声中跳起滚石舞时，全世界政界都意识到：在导演兼主演周恩来的背后，制片人和总编剧正是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对黄金搭档的最佳配合之一。中国外交立即如日中天！就在周恩来与美国青年畅谈生活方式问题的时候，彼岸的尼克松政府急速释放善意，大幅度取消对华贸易禁运，把对货贸易置于与美苏贸易同等的地位。随后，美国宣布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入联合国（但反对驱逐台湾，这就是著名的“两个中国”政策）。
冷静地说，乒乓外交并不是促成基辛格访华的直接原因。因为就算没有乒乓外交，尼克松也照样会按照与中国方面的约定，及时派出他的密使。只要基辛格到了北京，中美关系就注定能够取得突破。但是，正像中国人常说的“画龙点睛”，如果没有乒乓外交，中美外交史将不会那样激动人心，中美关系破冰就不会那样充满戏剧性。乒乓外交的最大效应，就全面释放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被压抑达20年的善意和友谊，用浪漫主义的新鲜手法在冷淡刻板的世界外交格局中别开了一番生面。它将与随后的基辛格密访、尼克松访华一道，构成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三大高潮。这在短时间内出现三次高潮，其强度和频率足以冲破中美间二十年的敌意和冷淡，在短短一年内将中美关系送上空前的高峰。
再来说说基辛格密访。在有关外交档案已经基本解密的今天，那次密访已经没有多少可谈论的新鲜话题。反正基辛格按照与中国的约定，在巴基斯坦玩了个 “德里肚子疼”，然后暗渡陈仓，秘密登上了前往中国的专机。不过，尽管后来尼克松在毛泽东面前夸奖基辛格善于保密，但就在他登上飞机的那一刹那，竟然被一个恰好在机场的《泰晤士报》通讯员认了个正着。那位通讯员火速发报：“基辛格正在前往中国！”——主编把电报横着竖着看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扯淡”。这样，白宫和中南海全力保守的秘密就在报社的垃圾篓里安然度过了保密期。
基辛格发现，自己几乎立即跟毛泽东和周恩来交上了朋友。结果就不用多说了。总之，在基辛格回以后的第四天，即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布，声明基辛格博士已经秘密访问北京，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云云。
基辛格的密访中国时，早先提出中美缓和，促成毛泽东作出战略决定的陈毅元帅已经入院治疗。他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的战略构想结出了硕果。基辛格的来访，使他再次叹服毛泽东的巨大魄力。他在病床上对熊向晖（一位忠贞坚强的传奇战士，晚年仍然为了毛泽东的声誉而奋战，请允许我向他致敬）说：“只有主席才会下这个决心，只有主席敢于打美国这张战略牌。主席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
确实，随着基辛格使命的完成，中美就打开了官方和民间两大渠道，关系正常化的步伐陡然提速。之后的事情很简单：很快，基辛格博士再度出访北京，与周恩来商定上海公报。接着，又是黑格将军出访中国，研究尼克松来访的具体事宜。然后……哦，别忙，这儿还有一个小插曲，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清毛泽东的外交思路。
却说黑格来访，差点因一句“错话”令尼克松来不成中国。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后来一直致力于中美友好的美国高级官员对中国同行说：“美国政府担心中国方面还不具备有效保护自己的能力”。话音一落，他的中国同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前两年尼克松还在说中国奉行“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么？怎么两年以后反而“不能有效保护自己”啦？
这话被很快报告给主席，主席听了很生气，认为黑格应该为此向中国方面道歉。负责接待的外交人员见主席都生气了，后果很严重，立即自作主张降低黑格将军的待遇，就连原来准备送给将军的世界知名的大白兔奶糖，也从十斤减少到五斤。接待人员本以为这样做应该很妥贴。不料主席听说后，立即指示外交部：人家黑格都道歉了，就应该恢复他的待遇级别，确保他的使命成功。
这是一个被研究人员发现，却普遍忽略了的细节。但只要认真解读，就能够看到当时中美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是看到毛泽东深远的外交心机。
其实，黑格所传达的美国政府信息暗含着一个对中国的重要邀请：我们担心你们尚不能进行有效的自我防卫，那么就让我们结成军事联盟吧；中美联手，一定能够构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对苏联有效反制。
用今天的话说，美国要求与中国建立高度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
毛泽东是何等聪明之人，立即看穿了美国的意图。这时候，他也许想起了与苏联保持军事联盟关系时的不愉快经历，想起了赫鲁晓夫希望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的往事……他不愿意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中美之间。美国理论家早已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毛泽东眼里，独立自主是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的根本保证，而对盟国承诺的义务，往往会约束我们自由地追求最大化的民族利益。
他决定拒绝美国的结盟请求。他通过要求黑格道歉的方式，使美国政府明白：我们既然已经联手，还是忘了形式上的结盟吧。正是由于洞察美国政府的心态，他知道黑格这番话并不是什么侮辱，因此只要他的信号能够被黑格理解，也就达到了目标。但是，擅长在外交辞汇中发现微妙语意的外交官员这次竟然没有明白这其中的奥妙，闹出了一点小小的笑话。不过，这已经无伤中美关系大局。
但是必须一提的是，习惯于西方结盟思维的尼克松并没有彻底忘记这个问题。在访问上海时，他曾乘着茅台的巨大能量，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窗外的夜上海，向中国官员说：“多么美丽的城市啊！……现在，让我们携起手来，保护它免遭敌人的欺凌！”对此，聪明的周恩来微笑着顾左右而言他，委婉而坚决地把美国总统的结盟暗示推到了一边。
但是，中美交往的大门却正式打开了。随后几年内，大量针对中国的禁运令被取消，中国事实上开始享有优于苏联集团的贸易待遇。中国开始大量采购欧美的先进技术，包括军事和民用技术，以至于美国专家们忧心忡忡地说：中国肯定要用强大的反求技术仿制这些装备，但他们采购欲望太多，可能会脱离中国的实际需要，我们建议中国克制一下采购的胃口。这其中就有著名的斯贝发动机，近年已经被中国军工部门消化吸收，成为中国军用航空发动机的里程碑。还有武钢和那十三套大化肥。——By the way，可以告诉你：我的父母就参加了其中一套大化肥设施的建设，所以我亲眼见证了毛泽东时代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
还是回到尼克松访华上来。那次访华的最大政治成果，《上海公报》，被称为世界外交史上的天才之作。何也？因为它没有虚饰的“深情厚谊”，倒是充满了真诚朋友间的坦率和诚实。这份外交文书破天荒地列举了双方的分歧，然而又达成了开创性的共识。在这些共识之上，已经足以建设起健康而平等的中美关系。文化成果也值得。通过这次访问，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在美国人民的电视机屏幕上，在美国掀起了中国热，而且使中国还通过收购，拥有了第一套电视卫星设备，为中国实现卫星电视技术的突破提供了技术仿制的捷径。仅仅十五年后，国产的通讯卫星和接收设备就使我家的电视告别了地面接力站时代的雪花模式。
尼克松访华在中国掀起了美国热，在中国各地经过口耳相传后衍生出无数变形走样的尼克松传奇。到我于1970年代末期上小学的时候，社会上还流传着许多尼克松故事。那时看看讲故事者的表情，我就已经知道：在中国人民心中，美国已经走出“敌人”的范畴了。尼克松访华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信息开放。我的中学数学老师说过这样一件事：在尼克松访华前，《参考消息》是内部刊物，只是允许一定级别的领导和大中学教师等特定人群阅读。但就在尼克松访华前夕，毛泽东决定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于是基本上所有单位的干部职工，都拥有了阅读《参考消息》的权利。
当然，尼克松访华的最终成果，就是邓公在考虑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不需要再考虑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这样的超级艰难任务。虽然由于水门事件，使得尼克松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中美建交的计划化为泡影，但中美关系的局面已经打开，建交实际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尼克松访华引发了世界外交格局的全面雪崩：到毛泽东去世之前，中国就已经借着1971年外交大反攻的威势，收复了二十多年前失去的西方“失地”，与欧美诸国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自然，引发西方外交格局雪崩的第一个雪球，当数基辛格秘密访华。在基辛格密访之前，西方世界（除了英法）的对华政策基本都是紧密团结在美国周围的。然而，基辛格密访之后，这个对华统一战线立即土崩瓦解。很多西方国家因为美国的保密而心怀不满，当时就立志要抢先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作为对美国的报复。这就引发了雪崩。
因此，在基辛格访华之后，很快就出现了雪崩的第一个迹象。这就是联合国席位之战。1971年10月25日，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与阿尔巴尼亚方案在联合国大会上相遇并对决。对于这次决战，不仅美国自信可以勉强获胜，就连毛泽东也相信中国至少还得等一年。他对周恩来等人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但结果出乎毛泽东和尼克松的预料：原先承诺支持美国的国家纷纷倒戈，导致美国方案被击败（59票反对，55赞成，15弃权），台湾代表知道大势已去，随即宣布退出联合国。随后表决阿尔马尼亚提案，联大以76票支持、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的大比分，通过了2758号决议，会场立即欢声雷动，演成联合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估计今后也不会再有）的外交节日。
联合国方面向中国通知决议结果的时候，正是基辛格结束第二次访华的时节。中国方面聪明地对基辛格隐瞒了真相。但使周恩来等人为难的是，毛泽东已经说过“今年不进联合国”，那么今年我们还派代表团去吗？于是请示毛泽东。主席纵声大笑道：那都是老皇历啦，怎么不去？去！
于是，1971年11月15日，正是周恩来首次致电联合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整整第22年，在德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结果又开成了联合国大会的狂欢节。据愤愤不平的亲台美国人士说，那一天简直成了各国毫无尊严地讨好巴结红色中国的日子。
就这样，毛泽东带领中国完成了一次外交长征。跟红军长征一样，毛泽东的外交长征同样是在敌对势力的重重围困中启程，同样面对着充满未知和变数的时间和空间。值得庆幸的是，这次长征的指挥权从始至终都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于是，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运用其出神入化的高明战略，不仅在战场上挡住了敌人的攻势，通过主动而得当的外交攻略，扩大了国际生存空间，最终形成了对敌对势力的阻击分割之势，在短短二十年内主导了国际格局。尼克松的当选，完全可以被视为这场外交长征的西安事变，使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的共同需求下，捕捉并流放了中美之间的敌意和敌对态势，开创了中美间长达17年的准同盟关系，同时改变了美国与中国。——还有苏联。据说，在得悉基辛格访华的消息后，勃烈日涅夫有好几天的时间魂不守舍，他知道：世界从此将不一样了。
还记得尼克松与毛泽东见面时说的那句话吗？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这里不妨再记住一句话。这是尼克松在向毛泽东告辞时说的：
——“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确实，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那次握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在此意义上，毛泽东确实是世界历史的最伟大导演之一。 | 
发表于 2007-9-10 11:35:00
发表于 2007-9-10 13:3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