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几个大骗局近20年来,我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化人,广为搜集、查核、考证了个案100多个实例,包括他们的个性人格、经济状况等。在这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清末的旧式文人,包括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罗振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擅长“瞒和骗”。这是当时官场的怪现状。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了真正“揭露真相、追求真理”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文化人,如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作为文人“瞒和骗”的典型案例,本文先披露康有为的若干大骗局。 1895年“公车上书”是各地其他举人实行的,而康有为临阵退缩康有为(1858—1927),生于广东南海。号长素。清末改良派,参与维新变法,后为保皇派首领。 根据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张建伟《温故戊戌年》等著述提供的史料,1895年5月,康有为所谓的由他个人“发动十八省一千二百多举人联名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假的,人数是虚拟的,(这个人数根据他的自编年谱。此外,他在1895年写诗,题为“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三千人上书,次日美使田贝索稿,为人传抄,刻遍天下,题曰《公车上书记》”牛皮越吹越大了)。 实际上康有为当时并没有真正实行“上书”!他只是在松筠庵门前联络了一些各地赴京的举人(不可能有三千人),商议准备上书。但终究没有实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考中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 功名就会取消,于是他临阵退缩了!史料的铁证是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南海先生四上书记》所附《杂记》、当时参与松筠庵聚会的“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序》、张大千提供的曾农髯、李梅庵(他们都参加过当年的松筠庵聚会)的回忆记录。 康有为并未领衔所谓“公车上书”,而那一天各地举人和官员总共上书达15起,湖北、江西、浙江、河南、山东、四川等地的举人都曾在这一天上书。那才是真正的“公车上书”! 后来,康有为刻意编造自己的“光荣历史”,恬不知耻地招摇撞骗,到处宣扬自己,把这虚夸、伪劣的“功劳簿”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他曾欺世盗名、得逞一时,但如今是揭开老底、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搞清楚,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实际上乃为当时全国各地举人共同的爱国行动,并不能记在康有为的帐上。 1898年康有为决不是“百日维新”骨干中坚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骨干中坚,实际上为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四人。称为“军机四卿”或“四章京”,皆由光绪帝授予四品卿衔,参预新政,当时有关新政的诏书全由四章京代皇上草拟。四章京掌握实权,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名为章京,实为宰相”。 而1898年6月某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康有为一口广东官话,光绪听不懂);只委以“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小官,乃为“四章京”的属下、跑腿的(行走)而已。 后来康有为假传圣意,说光绪帝曾允他直接晋见,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还自吹他呈折子可直接递交光绪帝,其实变法时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间接递交的。 康有为后来在海外号召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的“密诏”,更是他自己一手伪造的。百日维新第95天,局势险恶,光绪帝无可奈何,给他亲信的“军机四卿”之一杨锐写了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 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很明显,这完全是下达给“军机四卿”的任务,要求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四人主持“妥速筹商”出主意、做决策。而跟“跑腿的”康有为并不相干! 但是,诡计多端的康有为,假借杨锐抄示给他传阅的密诏抄本,伪造“密诏”,则变成光绪帝下达给康有为一个人的“密诏”,擅自胡说什么——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这一无耻伪造的密诏关键有两处:一是康有为把光绪帝给杨锐(及四章京)的密诏,伪造成给他康有为一个人的;二是和光绪帝密诏原意(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完全相反,变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 后来跟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的变法同志王照是知情人,所以康一度软禁了王照,但王照还是对日本人说出了真相;同时史料也保存了杨锐交给他儿子的密诏原本,可相互参阅对比。 十分清楚:1898年康有为决不是“百日维新”骨干中坚。为历史正名,“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决不可再称为“康梁变法”! 关于康有为的卑劣欺骗行为,还有他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涉嫌抄袭张之洞门生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那两件公案,在学术界闹得纷纷扬扬,若要讨论起来,很费篇幅,兹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