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1912到1919年间物价起伏不大; 1926到1927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1912年为基数,1926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25%和48%,平均1/3;但是到了30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若以1919年物价指数为100,则1930年大约为129,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3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4元左右。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11到1920年大米每斤3.4分钱;猪肉每斤12分钱,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到2分钱,植物油每斤7到9分钱;到1926到1930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到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二十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一九一八~一九八零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二十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二十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百元(合今人民币10000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 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八至十间房的四合院,房月租金4至5元。鲁迅在一1923年一度租 用的砖塔胡同61号,三间正房月租金八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 二十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第一路红18枚(合7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26六枚(合1角钱);至西直门四段32枚(合1角3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东单牌楼二段18枚;至东四牌楼三段26枚;至北新桥四段32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10枚;至天安门二段18枚;至西单牌楼三段26枚;至西四牌楼四段32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10枚(合4分);至太平仓二段18枚(合7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天安门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宣武门二段20枚(合8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和平门二段20枚(合8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至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6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 (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 (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20枚(或5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 二十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2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1至2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一元左右。 根据1927至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元,合每月17元(含人民币6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遵守“不嫖……”等戒律。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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