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人民中国》
在胡锦涛主席即将访问日本的前夕，今天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胡锦涛向〈人民中国〉日本读者致辞》的新闻报道。看到这篇报道，不禁使我想起了30多年前阅读《人民中国》这本杂志的一些事情。
《人民中国》是一本由我们中国北京出版的日文综合月刊杂志，创刊于1953年，发行到日本，读者是针对日本民众，同时也在我们中国国内发行，主要是向日本人民宣传和报道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的文化，介绍中日之间的民间往来，使日本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发挥中日友好桥梁的作用，同时又是中国人学习日文的一本难得的阅读资料。
我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学习日语（不是在学校里学），几年后具有了初步的阅读能力，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后来学校停课，一般人学习外语一时成了和无产阶级革命背道而驰的事。但是，我并没有中断和降低学习日语的热情与爱好。经常到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与东华门大街相交的十字路口西北角（老利生体育用品商店隔壁）的报纸书刊门市部去买日文的《北京周报》（当时单价0.23元，前几年已经停刊了) 和《人民中国》（当时单价0.55元），有时候还能买到日本进口的、由日中友好协会出版的报纸《日本与中国》以及日本共产党（马列主义）出版的机关报《毛泽东思想》。在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杂志都停刊了，尽管还有地方报纸发行，其内容无非是转载“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文章，内容出如一辙，令人十分乏味。虽然外文刊物主要也是突出这些内容，但是，对外报道的刊物内容与对内刊物的内容和报道角度有所不同，稍许还有一些生活的气息。
1969年初，我离开了北京，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滚滚浪潮来到内蒙古西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初到边疆，整天劳动，天天读，劳累了一天，晚上点着如豆的煤油灯给远方的家人和同学写信，然后倒在土炕上一觉睡到天大亮，连梦都懒得做，日复一日，度日如年。
1971年“9.13事件”后，浓厚的政治空气有些淡薄了。一天我到离我们的村子十几里路的邮局取家里寄来的包裹，发现只有一间土房的邮局里的土台子上放着一本“报纸期刊征订目录”，顺手翻了翻，居然还有外文期刊，找到了《人民中国》，我赶忙问邮局的工作人员：“这也能订吗？”我指给他看“《人民中国》（日文）”这一行字。
“可以的哇，只要是这上登的咋不能订！”
我喜出望外，掏出我兜里仅有的七块钱（这时我一个多月的劳动所得呀），订了一年的，工作人员找回我四毛钱，填好了订单，算是办完了手续。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实在是没有想到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也能看到《人民中国》。
一个多月以后，我终于收到了一本邮局送来的《人民中国》，与其说是新的，不如说是一本旧杂志，封面已经要掉下来，书页的角都卷着，封二里夹着的郑于鹤（韩美林的老师）的泥塑作品的彩色图片也不翼而飞了，别册（某个专题的小册子）更不知丢到哪儿去了，真是无可奈何！尽管如此，我还是挺高兴的，爱不释手，每天反复阅读着，大有“久旱逢甘雨”的感觉。
此后我连续订了几年，每一期到我手里都不太完整，其间也有过几期邮局没有送来，我找他们给个说法，他们告诉我，据说全盟只有你订了这么一本，能囫囵着给你就不错了！
那几年正赶上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访华、廖承志率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日等活动，《人民中国》都作了专题报道，也是该刊物适时重彩浓墨的一笔。
回到北京已经三十年了，由于人民币兑日元汇率的变化，十多年以前《人民中国》在国内的售价就已经比较贵了，现在讲究物有所值，况且看日文书的机会太多了，何必偏要看《人民中国》呢。但是，我衷心地希望《人民中国》越办越好，与时俱进，真正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一面窗口。
该文写于2008年5月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