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忆之五
本帖最后由 chinahuangqin 于 2013-4-5 11:27 编辑一零一中
㈠北京一零一中学座落在清华西路和海淀路交汇的丁字路口，由大门外向东走一站多路就是清华西门，也是清华原来的正门；向南走一百多米就是北大西门，那个有两头石狮子的正门；向西走两站路经过西苑就到了颐和园的东宫门。马路边上的一零一中校门只有两根水泥门柱，其中一根上挂着校牌，据说是郭沫若写的。进了校门向北，一条长长的铺了灰渣的土路不宽，一般只容得一辆汽车通过，如果有两辆汽车，那只能找宽的地方互相错过，好在哪时候汽车极少，绝不会有堵车发生。路颇长，至少有一里多，两侧稀拉拉栽着一些小树，路两边是“四季青”农业社的田，夏天有些栽种水稻，有些是玉米。星期天晚上由城里回校，如果没有月亮，一路黑漆漆的，两旁蛙声突发齐鸣，或许还有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有点瘆人。路的中点有一根木杆，挂着一个昏黄的灯泡，也增添不了多少光亮。快到路的终点的时候，旁边有个传达室，那才是真正的校门，但只有木架上捆着铁丝做一点象征性的阻拦。过了传达室，还有几十米路，两旁是荷花池塘，前面才是实际的校区。
一零一中学的校区是个长方形，由南到北可以分成三块：南面是教学区，包括教学楼和附近一排四间平房教室，教学楼后面的实验室小院，教学楼东面的大礼堂兼做食堂，东南的走廊式平房的行政办公室和教研室，礼堂东北的二层楼的小图书馆以及最东边几间教工家属宿舍；中间是一排排平房的男生宿舍和二层楼的女生宿舍；北面是大操场。这比城里的一般中学占地面积要大得多。这块地位于圆明园遗址的西南角，据教地理的老师考证，教学楼的地基就是圆明园某座楼的基础。中区的东头有一口自流井，砌成约两米见方的一个池子，中间一根海碗粗的水管，泉水不停地冒出来，池子里多出来的水经由水渠流出校园到农业社的田里去了。泉水冬暖夏凉，冬天由水池里冒热气，永远不会结冰；夏天水寒沁人，满头大汗的时候把脸浸在池水里会冷得出不来气。池子旁有个水泵房，定时自动抽水送到分布在全校的水龙头去，那时候没有什么污染，水不经处理就可以直接喝。㈡
一零一中学是个“革命传统”的学校：原来是解放军所属的子弟学校，战争时为张家口市立中学，随军进入北京，改名为师大二附中。由周恩来批了这块地建校，那时不对外招生。1955年改属地方，开始和其他的北京市中学一样对外公开招生。学校师生本来不愿意改，为了安抚民意，取了个“一零一”的排号，意在“从头越”，那时候北京按序并没有一百所中学。由于这个传统，学校里高干子弟颇多，我没有精确的统计，估算起来在我们那个年级，父辈为少将以上的应该不少于三分之一。学校里顶有名的是高岗的儿子高轩，长的魁梧精壮，意态刚毅凶悍，是校足球队的主力。高岗出了事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他还在不在人世就众说纷纭，却不敢去问他，据说谁在他面前提到他父亲就要打谁。和他差不多齐名的是博古（秦邦宪）的儿子秦铁，是个瘦高条，在校足球队里守大门，他比较内向，有一年我们都在广播组里为每次的全校大会服务，也没有说过几句话。我进一零一中学时他们尚在初三，但年纪比我们大，是留了一两次级的。诗人萧三的儿子萧里昂外貌显然就是混血儿，高鼻卷发白皮肤，身体壮健，在大操场的单杠上，正手引体向上能做二三十个，“脸不变色心不跳”，而我那时一个也拉不上去，他比我高一年级。
一般的高干子弟其“名”为父所赋，蔡元元却是例外，我们都看过他主演的《鸡毛信》，却不知其父何人。我入学的时候他正在拍另一部电影，过了一个多月回校上课来了，他一贯边拍电影边自学课程，不耽误学习，所以仍回原班级上课。有时在操场见到他，他喜欢在体操架上压腿，腰一弯脸就几乎可以够到脚面，周围常有初中的小同学兴致勃勃听他讲拍电影的轶事。我们同年级有名的有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他并没有后来文革时那样叱咤风云，我对他的印象似乎还文静，绝想不到后来位高权重时会把已经内定保留性命的张志新判处死刑，而且残忍地同意先行割喉。与毛泽民同时就义的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也和我们同年，他个子瘦小，圆脑袋上剃着小平头，眼镜后面一双闪着光亮的小眼睛，极喜辩论，经常看到他在和同学们争论着什么，他后来考上清华，文革中成了“四一四”的头目。习仲勋的大儿子习富平在我们班，平时比较低调，但他和毛远新在高三时入了党，入党的支部会在图书馆二楼开，我们都被叫去接受教育。那时我连团也入不进，而且对“政治上求进步”多有隔膜，远不是所谓“积极分子”，会后感觉他们高干子弟的“政治成熟”与我们不在同一量级上。
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胡鲁克，个子不算高但长的精干，踢足球前锋是把好手。他的父亲是四野的将军胡奇才。胡鲁克为人直率，有时有点急躁，学习上有些困难。不记得是班上的安排还是自然地发生，我和他讨论过一些学习上的问题，在他那里我第一次发现人与人之间思维方式可以有重大差别，而此前我一直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方式思考问题。例如中学几何常有一些证明难题，由已知条件证明结论，我的通常思考方法是：由“已知”出发考虑可能的推论，再由这些推论推到下一步的推论…，由此形成一张由已知产生的推论网；如果这张网达不到“结论”，那么由“结论”倒推产生此结论的前提，再由这些前提倒推前一步的前提…，由此形成一张由结论倒推产生的前提网，设法找到这两张网的交点，问题就解决了。而在胡鲁克哪里我发现这种思考方法对他不适用，他只适于正向推导，在正向推导的过程中如果混入哪怕一点反推的思想，马上就陷入逻辑混乱。所以帮他解决几何证明题一定要按照他的思考方式进行。高二的时候空军到学校来招飞行员，第一轮校内体检时像我这样有近视之类的刷下了一大批，留下的到城里正规医院去做各种化验，到空军训练基地在专用设备上旋转、升压、降压，经过三四轮筛选，全校只剩下胡鲁克一个人，高干家庭政审当然没有问题，正当大家准备欢送他去当飞行员时，他妈妈却坚决不同意他去，结果只能作罢，我们都非常为他惋惜，作为中学生，我们无法体会母亲舐犊情深的心情。胡鲁克后来上了哈军工。
班里还有一个大个子吴慰庭，比我们大几岁，生得壮健伟岸、虎背熊腰，但并非体育好手，有些笨拙，外号“狗熊”。他那时脾气并不坏，经常笑嘻嘻的，我们年纪小些的和他开玩笑，他也不会着恼。我们那时对他的家庭身世并不了解，最近网上有篇文章提到他，说是：“‘狗熊’的父亲是一位老革命，是接管北平市领头的三个军代表之一。‘狗熊’的生母是天津一位医生的女儿，救过他受伤的父亲。如故事一样爱上英雄、结婚生子。如故事一样男人奔赴革命，奔赴延安。如故事那样‘狗熊’和生母从天津到南京、西安一路的艰辛寻父。‘狗熊’当过大烟馆的小杂役，架电线的小工，母亲为人洗浆缝补，１９５３年１６岁的‘狗熊’才得知父亲在北京当了大官。‘狗熊’生母最终也没能见到孩子的生父一面，在‘组织’干预下离了婚。生母唯一的要求是要生父将‘狗熊’带到北京接受良好的教育。经过育才小学短期培训，‘狗熊’和陈楚三、毛远新同一年上了１０１中学。父亲在延安娶的‘革命妈妈’厚待‘狗熊’，‘狗熊’每月有３０元生活费，有自行车、手表、照相机。”他的这种经历，无疑使他学习非常困难，是班里最困难的一个，如果说胡鲁克思考方法和我们有别，那吴慰庭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思考方法，在学习上根本无法对他讲明白任何一个问题，老师也拿他无可奈何。吴慰庭后来上了清华，那一定不是真正考上的，他在文化革命里打死了人，后来坐过牢。
除了高干子弟外，相当一部分同学是附近北大清华等高校和科学院知识分子的子弟。例如一班的王缉惠就是北大语言学教授王力的女儿。我们入学时同年级有二三十个人不满十五岁，还是“老少先队员”不能离队，于是一个年级成立了一个中队，王缉惠就被指定为中队长。我在小学和初中连小队长也没做过，不知道为什么被指定为中队委之一，所以开过若干次队委会，印象里王缉惠有点“左”。当然拿现在的标准那时全都左，不过王缉惠显得更激进，胖胖的圆脸上常有坚毅而不容置疑的表情。文革后一度有名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里有个学生谢惠敏，我看到后脑子里浮现的就是王缉惠的模样。
高干和高知子女而外，还有不少就是像我这样家不在北京，却由于某种原因留在北京念中学的孩子。甚至还有家在农村的：我们班有个姓武的同学家在高碑店务农；另一位姓杨的同学家也在河北农村，他长得胖，我们叫他“杨胖子”，是班里的生活委员，工作极认真负责，他还喜好京戏，善于司鼓，学校里有个师生共组的京剧社，他便在里面指挥伴奏，有一次演出了“三不愿意”，还挺像那么回事的，逗得大家乐了几天。
在五十年代，高干们当然是有特权的，但是外在的表现并不瞩目。高干子弟在精神上没有后来文化革命时那样专横跋扈，在物质上没有九十年代那样贪婪恣意。周末或放假开学的时候我没有看到过一次有小车接送学生；开饭的时候大家一起排队进食堂，饭粒掉在餐桌上高干子弟也得捡起来吃掉；在操场上一起跑步、踢球，甚至打打闹闹，没有想过谁家是高干，谁家是平民。尽管57年以后讲政治多了，教学楼上写着大字“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但似乎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总还是把学业放在首位，这方面高干子弟比起知识分子子弟总体上略占下风，优越感也就不能不大打折扣，何况都还算是孩子，小圈子并不十分清晰。当然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别，我经常接触的还是知识家庭的子弟，毕竟更有共通语言。高干子弟在政治上比我们成熟，对那时已经提出来的“接好革命的班”他们理解的很直接：“父辈打下的江山我们接着坐”，而我却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会去做官，一心一意将来要搞科学技术。
㈢
我57年进入一零一中学，那是个发高烧的年代。
57年的暑假，正是斗右派的高潮，学校教工斗右派不需我们参加，附近四季青农业社农民借学校的大礼堂斗右派，有时候让我们去受教育。大礼堂也是饭厅，平时没有椅子凳子，只有餐桌。农民们把中间的十几张餐桌挪到旁边，围起一个圈，把右派围在中间，农民人也不多，几十个人，右派只有一两个。我记得那右派年纪也不大，不过三十来岁，据批判发言他是地主的儿子。批判的内容少，喊口号的时间多，主要是说他要反攻倒算，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坚决不答应”。群情汹涌，那右派只是低着头，不说一句话。这是我头一次“亲临斗争现场”，以前斗地主、镇反、三反五反、批胡风、批胡适、肃反等等斗争场面我也许有的在纪录电影里看过，但都没有在现场震撼。“千夫所指，无疾而死”，我对这句话有了直观的理解，先前在报上看到的一些右派言论私下里觉得我也可能说出来，现在则转化为对未来的某种恐惧了。
先太祖取得了反右的胜利后，权威性大增，发号施令立即执行。58年春天，号令“除四害”：苍蝇在一零一中不算多，每班放几个苍蝇拍就可以了；蚊子真多，学校四面有许多水塘和水田，夏天我们毫无例外地睡在蚊帐里，这个不好解决，大概打过滴滴涕，撒过六六六，并无丝毫改善；老鼠不常见；倒是麻雀原来到处飞，虽然叫做“家雀儿”但家里养不活，我小时候偶尔也捉到过，但无论关在鸟笼里还是用线拴起来，第二天肯定死掉，据说是由于它性子燥。麻雀在天上飞，按说不大易消灭，但是“人定胜天”，北京市组织男女老少，定于某一日举城出动，那天我们被安排在西苑路南，我在一块农田里，同学们彼此相距几十米，看到麻雀就轰赶。当然有锣鼓或者竹竿声势更大，但资源有限，我们只能喊，麻雀毕竟智力有限，听到人声看到人动就不敢降落，只能高高飞行，听说有人看到麻雀飞得过度疲劳呯然而落，但我没有此等眼福。从早到晚搞了一整天，据说战果丰硕。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面来了精神要搞“勤工俭学”，学校联系了颐和园，每星期四下午我们班去劳动。我们小组三个人，吃完中饭走去颐和园，到长廊旁的一个露天茶座去卖茶。茶座有十几张桌子几十把座椅，一个卖点心糖果饮料的小卖部，后面是一座烧开水的小锅炉。三个人一个掌管小卖部，一个跑堂送茶添水，一个烧锅炉沏茶。我就是烧锅炉的，其实并不劳累，煤堆就在旁边，添水有自来水管，磁茶壶里装上一勺茶叶，灌上开水就完事了。不是星期天人不多，一般不会满座，下午四点多钟就没有客人了，收拾清理完毕，在小卖部花五分钱买个面包，边吃边走回学校。虽然是“勤工俭学”，我们非但没得到一分钱，还要花钱买点心点补。这样做了两个月，上面又来了精神：“勤工俭学不宜搞商业活动“，于是再不去了。
这年夏天，出现了“人民公社”，“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政治大事，政治课、语文课都要关注。“一大二公”在中学生看来与原来的高级社也没什么大区别，倒是办食堂值得关注：对学生而言吃食堂绝不新鲜，但千家万户都吃食堂，而且据说城市里也要办公社，北京的一些街道似乎也开始动起来，以后进城去亲戚家也许就不在家里吃饭了，这无论如何是个挺大的变化，好在雷声大、雨点小，北京并没真正动起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那时说要开两门课：“金属加工”和“汽车”，前一种已经开始，在学校的小金加工车间学点钳工和车工。小车间不大，一半放几个钳工台，我们在上面用锯割下一小块铁，用划线台画出加工轮廓，用锉刀挫成地质锤模样，钻孔打磨抛光，就成了半成品，只需淬火就可以完工了。车间的另一半有两三台由天轴带动的老式车床，老师让做地质锤比较好的学生学开车床，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学习车过圆柱和圆锥后，一批学生正式上岗，轮班加工学校接来的加工任务，最多的是车铜轴瓦。我们每星期轮两三个班，有时白班有时夜班，加工好的铜轴瓦逐渐堆起来，看着真有点自豪感。有时也有临时的任务，例如车一根长轴，车一根螺纹杆，老师就来指导，那段时间学了不少东西：例如使用内外卡钳、卡尺千分尺、塞规，计算挂论，用光杠丝杠，中心支架，磨风钢白钢刀具等等。兴之所至，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金属切削工艺学》，是翻译的苏联中专教材，学用结合，收获颇丰。
夏末，报纸广播里开始“大放卫星”，前一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人们头脑里印象深刻，中国当时当然发射不了真卫星，于是就借此由头放土卫星：凡是取得了某种成绩、创造了某个新纪录，就叫做“放了卫星”。那一阵放的是“丰产卫星”，亩产粮食由几百斤进到几千斤，由几千斤进到几万斤，由几万斤进到几十万斤，我们中学生对此没有感性认识，报上一天一个记录，钱学森给出了科学解释，领导人频频祝贺，我们理所应当信以为真。据说丰产的关键之一是深翻地，我们班在教室西边有一块“试验田”，也就两三分地，原来种了一些玉米红薯豆子之类，长得不算好，高的高矮的矮，收获之后劳动委员组织大家下决心深翻，北京的土地多为沙性，不必用锄头洋镐，脚踩铁锨就可以挖下去，沿着地边先挖一条多半人深的“壕沟”，把土扔到地外面，然后挨着第一条壕沟挖第二条壕沟，挖出来的土填到第一条壕沟里，再挨着第二条壕沟挖第三条壕沟，如此一条条推过去，最后把最初挖出来的土填入最后的壕沟里，真正深翻了一遍。种上冬小麦，准备放卫星。不料过了许久种子也不大发芽，稀稀拉拉出几根苗好像长了瘌痢头，比原来不好的田景还要差许多，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地表面原来长过草，多少有点熟性；底下则完全是生土，没有腐殖质，现在把下面的生土翻到表面，当然不长庄稼了，这也算不完全白费劲，长了一点知识。
接下来就是“大跃进”，由钢开始。据说钢产量是工业发展水平的代表，57年全国钢产量是535万吨，大跃进则要翻一番，这个年度产钢要达到1070万吨，时已深秋，相差尚多。先太祖于是号召“土法上马，全民炼钢”，学校里停了课师生们全体炼钢，那一段时间我在机械车间每日三班倒车轴瓦，并没有直接去炼钢，但在下班后也去到热闹的“炼钢场”观看过，所有的人分成小组，分散在大操场和校园内的空地上，每个小组用砖头在地上砌成围炉的样子，少数用的是耐火砖，大部分人找不到耐火砖，用的就是普通的砖头。围炉上面架一口大小不等的黑铁锅，地面挖开一条鼓风通道，有些装上小鼓风机，有些用打铁补锅那样的人力风箱，这便是土法炼钢的全部设备了。炼钢时炉子里放的是烟煤块和不知道哪里找来的号称焦炭的东西，锅里放的主要是废铁，例如建筑工地的废钢筋、搭脚手架的锈码钉、用过的铁丝、乃至破锅烂铁，大块的要先锯成小段。锅底下点火鼓风烧起来，烧的锅底通红，上面有人用小铲子在锅里炒，使废铁熔化成铁水，称之为“炒钢”。铁化了之后还要久炒，据说是使多余的炭烧掉，我不知道要炒多少时间或者炒到什么标准算完成，但他们的成品就是一堆堆的灰铁疙瘩。那许多的灰铁疙瘩报捷之后一直堆在那里，没有看到有人来收走。
炼钢的任务进展不太顺利，据说鼓风是个关键，于是有一天主管金工车间的韩老师召集我们开会，说我们也要支援炼钢，利用“业余”时间造一台大鼓风机送给“炼钢前线”。设计当然是韩老师做的，原材料主要是薄钢板、小角钢和洋铁皮：转动的风轮用薄钢板做，钢板裁成许多块小簸箕大的方块，卷边以增加强度，就成为风扇叶片，扇叶用钢板条彼此互联并连接到中心筒上，中心筒固定在钢棍主轴上，主轴安上滚珠轴承和皮带轮；鼓风机的框架用角钢做，等风轮就位后框架外面包上铁皮；因为我们没有焊接设备，所有的连接都是钻孔后用螺钉螺母固定。大家用了一周“业余时间”把这个大家伙完工，立起来有一人高，但由于材料轻薄，抬起来并不特别重，几个人把它抬到操场上一个最大的炼钢炉旁，又把车间里带动天轴的最大的马达拆下来抬到操场安放在鼓风机框架的预留位置上，套上皮带，通电合闸。风轮开始吱吱叫着慢慢转动起来，越转越快。强风也送到炼钢炉里，但还没等到我们欢呼，风轮呼啸震动声音刺耳，一声巨响，所有的风叶沿斜上方穿破框架飞啸而去，飞越了操场飞出了校区，散落在圆明园遗址的荒地上，我们大家呆若木鸡，许久都没有人有所反应，所幸无人站在鼓风机的对面，没有人员受伤。第二天我们到圆明园去寻找风扇叶的遗体，几乎所有的连杆拉断，叶片高度扭曲，显然设计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学生当然不懂应力的计算，韩老师大概也是工人出身，他钳工车工都做得漂亮，但未必懂得机械设计，后来大概也没有追究谁的责任。
大跃进不但有生产方面，还有精神方面。有一阵宣传农村时兴农民壁画，学校也要仿效，于是在教学楼四面搭起了木架子，各班抽调擅长画画的上架子去画壁画。无非是画很大的工农兵形象，加上炼钢炉、拖拉机、或者还有大炮坦克，设计指挥是后来文化革命中被学生打死的陈葆琨老师。我们班的张立华也上了架子，他是个高干子弟，平时喜欢素描，画的不错，好笑的是他这个美术爱好者居然是色盲，在墙上画轮廓时没有问题，等到上色时拿起一瓶颜料就要问问旁边的同伴这是什么颜色，否则难免画出青面獠牙来。好在那种“农民壁画”用色品种很少，他画出的效果还是挺好的。又有一阵说是农民都在作诗，开赛诗会，我们写作文也要作诗。那时报纸上常有郭沫若等人做的“新诗”发表，我们总嘲笑其不伦不类。新诗不能做，旧诗又不会做，被逼无奈，有一次我就仿《沁园春·雪》写了一首诗夸粮食丰收，其上半阙末三句是“须食日，看金饼银糕，一定大嚼”，语文老师在这里画了个问号，又画了个大大的红叉，她不认可我的诗意。
科学也要大跃进，有一阵鼓吹超声波的神奇妙用，似乎是说用了超声波能量效力会放大，于是食堂开始用超声波。原来做主食就是用小锅炉产生的蒸汽送到蒸锅里蒸馒头蒸米饭，或者送到粥锅里直接吹烂大米粥玉米糊。现在把蒸汽管口捶扁，中间夹上一片刮胡子的刀片，据说就可以产生超声波。不知道这是食堂大师傅的创意还是老师学生们的主张，做饭时有没有超声波我无从得知，但声波功率放大了很多倍是尽人皆知的，而且在原来低沉的隆隆声上添加了刺耳的尖啸。上午最后一堂课听到这特别的声音，大家就又体验了一回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
体育也要大跃进，不知道是上面的指令还是学校的主意，要在一个月内让全体学生通过劳卫制二级和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劳卫制”这个名称大概是由苏联引进的，意指为了“劳动与卫国”应当达到的体能标准，它是面向一众国民的，在1956年颁布。它把最常见的竞技体育分成几类，每类有若干项目：例如跑有短跑100米、中长跑1500米等；跳有跳高、跳远等；投掷有铅球、标枪等；体操有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等。又把由少年到壮年分成若干年龄段，对每个项目每个年龄段分男女制定了一级标准和二级标准。每位要通过劳卫制的人，要在每类里自己选一个项目进行测试，如果所选的项目都达到了自己年龄组二级标准，那就算通过了劳卫制二级，原定是要发个证书的。对于那时的中学生来说，如果不是弱不禁风的那一类，通过一级劳卫制不太困难，但要通过二级劳卫制，也许有三分之一比较轻松，有三分之一要努力拼搏，还有三分之一短期内没有希望。我在中学时体育已比小学大有进步，应当属于中等一类，所以终于还是通过了二级。但比我困难得多的大有人在，通不过不单是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班级甚至是整个学校的问题，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开始用打擦边球的手段，例如乘大风跑百米跳远，做俯卧撑姿势不那么标准等等，但这帮不了多少人的忙。于是底线降低，跑百米时或者等他们跑出十几米再开发令枪，或者听到发令枪响终点裁判等几秒再启动跑表；跳远时起跳踏过木板半米也不算犯规等等。那时许多测验都在黄昏进行，做点弊远处没人看见，有限的几位体育老师管不了那么多，何况为了学校的成绩他们也必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大规模的集体作弊，不过还是有一点底线：并没有不跑不跳就报上成绩的，也没看见有人代为测试的。结果是如期全部通过二级劳卫制，但后来都没有发证书。
运动健将和一二三级运动员标准是针对专业人员的，当然比劳卫制要高得多。如果象一零一中这样比较重视体育的学校开校运动会，那么在一些田径项目上拿名次的同学可能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一般人会差得远。不过可以另辟蹊径，标准规定在达到一定规模的球类棋类比赛中，取得名次的运动员可以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如果是集体项目，例如篮球足球，则取得名次的队伍可以有一定比例的“主力” 授予三级运动员称号。于是学校举办了许许多多的球类棋类比赛：篮排足球、乒乓羽毛球、象棋围棋，大家心照不宣，互有输赢，最后都达到三级运动员标准，圆满完成任务，皆大欢喜。
“全民”运动也有一些正面的结果，前面提到画壁画的张立华，在运动中发现在自行车竞速上有潜力，后来去参加了一段时间的集训，达到了运动健将的标准，代表北京市去参加了全运会，拿了名次。后来他考上清华大学，一直在运动队骑自行车，有同学告诉我说张立华的大腿比我们的腰粗。以后在报纸上不时可看到他比赛拿冠军的消息，甚至文化革命后还在国家自行车队发光发热。“大跃进”为数不多的有益结果之一是修了一个游泳池：在大操场东南角外，组织全校学生轮班挖个大坑，尺寸大概是标准的，长50米，宽30米，深两米，池底用水泥抹平，四壁用由圆明园遗址挖来的红砂岩大石头砌起来，没有用水泥找平，也许是那时水泥供应紧张的缘故，也许是学校缺少这笔经费。然后挖一条由自流井到游泳池的水渠，让水流进来就完工了。此后夏天不必再到颐和园去游泳，可以尽情地在校内玩水了。后来在这个并不标准的池子里举办过学校的游泳比赛，我还得过蛙泳的名次。㈣
一零一中学生全部住校，生活就有些准军事化：早上起床号吹响，在几分钟内穿好衣裳，把被子叠成见棱见角的方块，在宿舍外集合排队跑步上操场做早操；然后回来洗脸漱口，去教室早自习；早饭铃响要按班级列队去大食堂；中午下课后负责打饭分菜的值日生先去食堂，其他人在教室外排队等几分钟再鱼贯进食堂吃饭；下午课后教室里不准留人，都要到操场上去锻炼身体；晚自习后回宿舍听熄灯号全部关灯睡觉。到高二的时候，不知道是哪里的起意，要做校服。这在那个年代是个新鲜事：那时没有合成纤维，没有针织外衣，做衣服基本用棉布（如果不算绸缎和毛料的话），于是每个人量尺寸，交钱和布票，也不知道是找谁做的设计，上衣类似于现今的长袖T恤，下身男裤女裙，全身墨蓝色，特色是镀铜园扣子。据说是参考了苏联的军服，集会时都穿起来颇为壮观，在那时的北京学校里绝对是独一份。我倒不太喜欢那件上衣，原因是穿起来颇费劲，棉布没有弹性，要合身就比较瘦，钻进钻出不如开襟的方便。
在教育沦为政治婢女的时代，又恰在政治发高烧的年月，教育被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回顾起来我们的学业并没有受到严重的耽误，这也许和比较平和的校长王一知有关。王一知是革命元老张太雷的遗孀，外表看起来是个富有文化底蕴的小老太太，面貌慈祥亲切。她不是每天来学校坐班，但有较大的活动一定到场，习惯到处走走看看，和同学们聊聊天。她决不是那种“马列主义老太太”，很少长篇大论，话语平实。也许是由于她的资历，见到她总感到安详后面有着威严，可能只有她这样的校长才能镇得住将军们无所顾忌的子弟。她对繁多的政治运动似乎并无激情，至少不会层层加码，虽然不可能把它们挡在学校门外，但总在控制着适可而止，回到正常的教学秩序去。
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是副校长文方，他是教师出身，身材高大，大概不到四十岁。有一阵要求教师出身的行政人员都兼课，以便直接了解教学情况，于是文校长就带了我们班的化学课，只教我们一个班。我那时是化学课代表，每周按照他规定的时间收齐全班的作业本，送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常常开玩笑说我是“最尽职的课代表”，他的工作太忙，那时不像现在副职成堆，只有他一位副校长。往往到了要发下作业本的时候还没有看过，于是我只好拿回来，找几个平时作业做得好的作为范例抄在黑板上，让大家参照自行批改。不过他讲课是认真的，如果因为工作的原因塌了课，一定找时间补上，课也讲得清楚明白。
我们的班主任王树茗老师，年纪大约不到三十，主教几何。那时高中的代数、几何、三角分成三门课，由三位不同的老师教。平面几何其实重点在逻辑演绎，据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的正是形式逻辑，所以无法发展出系统的科学和数学来。王老师戴一副近视眼镜，上课总是带着木头三角板和圆规，讲课慢条斯理，似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称。但他演绎推论有如庖丁解牛，力求透彻精到。作为班主任，他严厉和严肃的时候多，偶尔也有和缓与轻松。那时我觉得讲课最引人入胜的是教物理的王学斌老师，这位王老师个子瘦小，平时喜欢和学生闲聊，有一次课间站在物理实验室门口，他对我们说他脚太小，穿皮鞋只能买女式的，一看他真的穿了一双袢带女皮鞋，大家都笑起来。但他的课真是生动活泼，很有启发性，记得在教物体的匀速圆周运动时，把向心力、向心加速度、速度的模量和方向分析得清清楚楚，知识又没有超出课本的范围，启发我在课后想了很久，后来上大学时我才悟到他已经引导我们到了微分概念的门前，但他没有点破，否则也许可以进一大步，但那超出了课程的要求。我们当然也没有牛顿的悟性，没有谁自己由此“发明”了微积分。他的课程使我对物理兴趣颇浓，在高二、高三时曾经举办过两次高中物理竞赛，我都得了全校第一。
1949年之后，由于“一边倒”的政策，中学都停止了英语课改上俄语，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又部分恢复了英语，一零一中高一改成一半学英语一半学俄语，入学时自愿选择。我选择了英语，倒也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主要是先前大家都学俄语，我觉得英语新鲜一点，比较有趣。这个选择也没有当成什么大事，但刚好我父亲那时出差来了北京，听说我选英不选俄，很不高兴。他是哈尔滨工大毕业，三十年代那里是“老毛子”统治，他当然学的是俄语，49年之后刚好派上用场，所以他坚决要我改过来，并且自己去找了学校方面，但学校对他讲了一套大道理，坚决不肯改，他也就无可奈何。高二时班里来了新英语老师，大家一看，这不是食堂管理员吗？原来他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大概这时摘了帽子，又被准许上课了。他经常穿一件黑皮夹克，上课总是低头看着课本或者教案，从不抬头正眼看学生，他的英语带美国口音，这和我们高一英语老师强调的“伦敦东部”大相径庭。不过他教我们分析语法我以为还是有用的，他喜欢画一种语法树状结构图，主句写在树的主干上，主语谓语宾语顺序排开，子句写在树的分支上，定语状语摆在相应位置的侧叶。后来我遇到复杂的句式就用这个办法分析，对阅读和翻译有所助益。
五十年代，北京市对课程学得好的表示奖励，每学年结束时主科全部优秀或者除语文数学之外最多有一门主科良好的学生，如果品行在良好或优秀，体育音乐美术及格，则可以得到一枚“学习优良奖章”。我初中高中六年都到到了这个标准。初中或者高中三年都达到这个标准，则毕业时可以得到一枚“银质奖章”，如果三年品行皆优秀，则可以得到“金质奖章”。我没有哪一年品行为优秀，因为那时每年班里品行得优的只有五名左右，一般都是班干部、少先队或共青团干部才能有此机会。在初中我得到的三枚学习优良奖章和一枚银质奖章是实授的，学习优良奖章是长方形红底黄边黄字；银质奖章上面是个绶带似的长方条，链条挂着圆形奖章本体带五个尖角，基色为银白色；金质奖章形式全同，基色为金黄；两者大概都是铜的镀了金银。到了高中我只得了口头上宣布的学习优良奖章和银质奖章，大约从贯彻新的教育方针后便不以为奖励学习优良合宜，但又不便宣布作废，所以只有口头念名单而不再真发物质的奖章了。
期待您的下文。 历史档案{:soso_e179:} 1：问候黄先生。
2：行文中有个词的用法力量过了。
两旁蛙声突发齐鸣----突发齐鸣。
3：行文中有个字的用法大约应当存疑。
一般的高干子弟其“名”为父所赋---之 赋 字。
4：如此长一篇文字，不凌不乱四平八稳，大不易，大不易！
5：中规中矩虽然好，但，易散失笔墨，造成局部即便费劲勾描，放入整体，拉远了看，还是千人一面——这个呢，就是先辈们强调笔墨应有详略的原因之一。
6：郑逸梅老先生非常喜欢写些掌故，且成就斐然，推荐先生抽空儿翻翻。
7：手头正好在读《嫏嬛文集》，录一段给您：余又尝读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征，备极行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
这是个很有名的典故，劝世人应当珍惜笔墨。
《隋唐嘉话》：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魏征，乃藏于怀。公知之，遂前白事，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征，欲尽其言。征语不时尽，鹞死怀中。
《资治通鉴》里对这个事件的叙述取材于此，节省笔墨，大约只取了“鹞死怀中”寥寥数字。【《资治通鉴》不存在下这边住处，所以没办法对比。】
8：文字是产生在语言之后的，所以相对于语言而言，应当具有“浓缩”功能。倘按照白话文一路发展，繁赘之尾有愈来愈大之嫌，会不会出现三十斤的羊一百斤的尾巴呢！？
9：一点很私人的感受，先生不必当真！
10：楼主辛苦。问候大家！！！！
相当精彩。
固然文笔的修炼是行文造字的一门必修课。不过真实感情的流露，不修边幅的记述，其实也是作者心态平和寥廓的一种折射。
我比您小几岁，这些事只是耳闻，不过101还是如雷贯耳的。
期待着您的下篇文章！！ 黄钦先生？读音有点儿像“皇亲”（一笑）；57年就上中学啦？你是前辈呀！我57年还没上幼儿园呢！
只觉得“如雷贯耳”（尤其是“文革”中）的101，在您笔下娓娓道来！ 写过几篇“陈年旧忆”之后，承蒙列位关爱，提了一些意见，也给于不少谬奖。感谢之余，就说说我回忆陈年旧事的初衷：
我是个退休工程师，当初学的是“理”，做的是“工”，却也对文史有兴趣。教科书上的现代史太宏大，现在看来缺少可信性；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记录颇有兴味，但他写的主要是名人回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了许多底层老百姓对六十年前的口述历史，更和我们贴近。我的父亲生于前清，他也许对辛亥革命不会有太多记忆，但对于民国的历史应当是有许多掌故了然于胸的，不过自“镇反”后他就谨言慎行，躲过了包括反右在内的许多灾难，他从不对我谈历史，生怕不慎祸从口出。那时我也年轻，并不对他的经历感兴趣。所以他没有留下记忆，后来使我常常觉得遗憾，所以我打算慢慢把自己的回忆写下来。当然我们是普通小民，我们的经历是宏大历史中的一枝一叶，但也毕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片片段段。再一次感谢诸位的捧场！ 101中学，在当年是令人仰望的地方。先生的故事，令人大开眼界。看故事有当年站在101 大门外向里看的感觉，既羡慕又新鲜，虽是往事，却有新闻之感。期待着先生的新作。
另：我也是退休的工程师。做过工程师的人，因为有写设计说明书之类工程文件的经历，所以都养成了一种实事求是不厌其烦的写作习惯——不这样写，工程就会受损失甚至出人命。所以一到写文章，就显出了原形，虽有拖泥带水之嫌，还是总在务求详尽上下功夫。此种“恶习”，确实该改改了。一笑。 哈哈，我也“炒”过“钢”，用铁炒成铁疙瘩，向上献礼！ 黄秦：一别，半个世纪！王树茗老师看到你的文章，通知我，才得知你的这一点消息。希望联系zailiang@hotmail.com。101中同学，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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