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家 胡 同 住 过 的 名 人《转》
我 家 胡 同 住 过 的 名 人 每一个年代的人都有着属于自己那一代人的记忆。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一直居住在东单西裱褙胡同。这条胡同见证了我美好的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光，因而，我对这条胡同充满了感情。
西裱褙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长安街南侧，东西长约1000米。明朝时属明时坊，称表背胡同。清朝乾隆年间，将“表背”二字改为“裱褙”，这在当时的《京师街坊志稿》中有所记载。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裱褙胡同靠近科举考场贡院，有很多买卖字画的商号，兼带产生了很多专门装裱字画的裱褙行，久而久之，这条胡同就被称作裱褙胡同了。清朝宣统年间，以北京站街为界，将胡同一分为二，东段称“东裱褙胡同”，西段称“西裱褙胡同”。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长安街的拓宽改造，西裱褙胡同因房屋拆迁而逐渐缩短，到2004年彻底消失，原址仅保留了北京日报社和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于谦祠，其余部分都融入了东长安街的宽阔马路。胡同虽然消失了，但我每每经过此地，还是不由得回想起在这条胡同里居住过的名人们……
据《汤显祖诗文集·问棘邮草》记载，《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在京期间一直客居在西裱褙胡同。汤显祖(1550～1616)是明朝杰出的文学家、戏剧家。1571年至1581年十年间，他四度进京会试，都住在西裱褙胡同。他34岁时中了进士，在朝廷礼部观政（见习）期间也住在西裱褙胡同。就是后来到外地做官，每次进京，同样把西裱褙胡同作为他的居所。汤显祖流传下来的戏剧作品主要包括“玉茗堂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及《紫箫记》。他的代表作《牡丹亭》几百年来享誉文坛，驰名海外，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和关汉卿、王实甫齐名的伟大的戏曲家 。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西裱褙胡同23号院为明朝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于谦(1398-1457)的私宅，原有门匾书“于忠肃公祠”。“土木堡事变”后，京城告急。于谦拥立代宗朱祁钰为帝，率军民英勇抵抗，保卫了北京城。英宗复辟之后，以“谋逆罪”杀死于谦。相传被害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可见于谦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明朝宪宗继位后，为于谦平反，并将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专门祭奠于谦以示表彰。明朝万历18年时改谥“忠肃”，并在祠中立于谦塑像。清朝顺治年间祠废像毁，光绪年间重建。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为两层小楼。上层为魁星阁，上悬“热血千秋”的匾额，左右对联曰：“帝念有功群小谗谋冤太惨，公真不朽故居歆记地犹灵。”1900年，义和团在于谦祠前开设了北京第一个义和团堂口，一度成为义和团运动风暴的中心。1976年，魁星阁在唐山大地震中被震毁，小楼亦被拆除。于谦祠改为民居大杂院，但大部分建筑仍保存着。1984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是西裱褙胡同原址惟一的文化遗存。2003年夏季开始对于谦祠整修，目前，于谦祠已被修葺一新。
据说，于谦保卫了北京城后，景泰帝要将其子调回北京予以重用，被他谢绝。又赐他一所在东华门附近的房子，但于谦从未去住过，只在那里放了一些皇帝赐给他的东西，每年定期去看一下，还是住在西裱褙的故居里。这是因为他怀念故去的妻子，不想离开他妻子生活过的地方。有文称：“公年未五十，竟不再娶……” 当时人对他的行为非常钦佩。于谦曾做过十几年的河南和山西巡抚，很有权势，但他每次回京从不带礼，有人说，你不送钱，哪怕拿一点儿蘑菇、丝织品之类的土特产也行啊。于谦就说，我只有两袖清风。我拿一点儿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这是不行的。“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写的《咏石灰》诗，也确是其一生的真实写照。
提起京剧离不开梅兰芳先生，但是梅先生背后最大的支持者之一是齐如山先生(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的原型)。齐如山(1875—1962)先生的故居就在西裱褙胡同31号院。他是近现代京剧史上卓有建树的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导演。他作为梅兰芳先生的专职编剧、导演、演出策划人，1916年以后的二十多年来，与李世戡等陆续为梅兰芳编写剧本多达40余种，如《千金一笑》、《廉锦枫》、《生死恨》、《俊袭人》、《牢狱鸳鸯》、《麻姑献寿》、《童女斩蛇》、《红线盗盒》、《天女散花》、《木兰从军》、《上元夫人》、《太真外传》、《凤还巢》（根据清代传奇编写）、《春灯谜》、《双官诰》等剧。他还先后编写了《一缕麻》（为梅编写的第一出时装现代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梅演出的第一出红楼戏）、《霸王别姬》等以旦角为主的新戏26部，其中很多剧目都成为了梅派的经典，比如《西施》、《洛神》、《晴雯撕扇》等等。他参与并见证了梅兰芳先生由一个青年旦角演员成长为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京剧大师的全过程。他在剧目创作和导演方面都对中国戏曲起了非常大的建设性作用。齐如山先生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不仅编辑出版《戏剧丛刊》、《国剧画报》，搜集了许多珍贵戏曲史料，还创作出版国剧研究专著，成绩颇丰，如《中国剧之组织》、《梅兰芳艺术一斑》、《观剧建言》、《戏剧脚色名词考》、《京剧之变迁》、《国剧身段谱》、《脸谱》、《脸谱图解》、《戏班》、《上下场》、《梅兰芳游美记》等三十余部著作，对京剧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和研究，成为业者重要的研究资料。
齐先生1903年搬入西裱褙胡同31号，直到1948年离开北平去台湾之前，和他的哥哥、弟弟三家在这座四进式的老式四合院里生活了45年。他本是个爱热闹的人，但“七七事变”后，他为了不做汉奸，上了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从此足不出户，躲在院子里一个隐蔽的小后院中，闭门著述，直到日本投降。齐如山曾对人说：“人家做媳妇的不出闺门，我这大男人也8年未出过门。”他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绘过自己抗日战争期间，在日寇铁蹄下，“蜗居”在西裱褙胡同里的日子：“东单牌楼裱褙胡同舍下之房，南北短而东西宽，共四个院。最东边一院，为客厅院，客厅为三间北屋，我就住在里边，把门一锁，到晚间无客来之时，方与家人相见。白天偶遇阴雨，客人来的当然少，也偶尔在廊下或院中散散步，可以换换空气，然仍嘱咐家中，倘有人叫门，必须先来告诉我，然后再开。如是者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过了八年之久，虽夜间也没有在大门口望过一次，这可以算一种很特别的生活。” 不过在八年抗战中，闭门谢客的齐先生还是做了一件他自己看来“一生可纪念的事情”。据称，日本侵略者对国剧学会所收藏的戏曲文物觊觎已久，为避免文物落入日寇之手，他及时将所有物品装箱后，秘密存放于西长安街旧交通部内的广播电台内，一年多后，为防止走漏消息，他又迁移至东城区南小街禄米仓胡同的一所房间中，直到日本投降前两个月才得以“完璧归赵”。
齐先生1962年在台湾悄然去世，享年87岁。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自然无缘一睹上述先辈贤达耀眼夺目的风采，而下面两位大师则是亲身接触，亲眼见过的，因而，印象颇深，倍感亲切。
西裱褙胡同36号院是杰出的大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何其芳(1912年—1977年)先生的故居。上世纪30年代，也就是何其芳先生20多岁的时候，就以其细腻和华丽的诗作被诗坛誉为“汉园三杰” (卞之琳、李广田、何其芳)，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重要的地位。延安时期，他担任鲁院文学系主任。后来相继担任《新华日报》副社长、朱德秘书。建国后，历任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历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汉园集》、《画梦录》、《刻意集》、《还乡日记》、《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星火集》、《关于现实主义》、《西苑集》、《关于写诗和读诗》、《一个平常的故事》、《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论〈红楼梦〉》、《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等。是一位贯穿20世纪中叶的大时代、大变革中成就斐然的诗人。 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岁月中，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何老亦在劫难逃，受到“四人帮”帮派势力的迫害，被打成“走资派”，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在吉祥戏院的一次批斗大会上，在造反派的押解下，何先生垂头站在台上，身上穿着七零八落的纸衣，脖子上挂着一块沉重的牌子，牌上大书三个黑字：“何其臭”，还打着叉。他们还逼迫他敲着小锣学猴子绕场转，逼迫他跪在有玻璃茬的地上，打他，折磨他。”1969年，他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任务是喂猪。有回忆説：“他养猪像写研究文章一样认真，伺候猪像伺候人一样充满了感情。”
“文革”后期，何老等十一位著名老学者，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从河南“五七干校”提前返回京城。我就是从那时开始认识何老的。当时我刚十几岁，已知道他是位大诗人，也读过他写的《秋天》，更经常看到这位老人孤独的身影。在我的印象中，何老头发有些花白，略微秃顶，圆圆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的黑边眼镜，矮矮胖胖的身材，背有些驼，穿着很随意，说着一口浓浓的四川话，全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风流倜傥的诗人形象。记得那时，我每天放学后写完作业就和小伙伴们在胡同里舞刀弄枪地疯玩，所以，经常能见到何老。只见他走路时头微微后倾，嘴巴一张一合，身体摇摇晃晃。他手里拄着一根深色木拐杖，看见有小孩靠近，就抬起拐杖左右挥舞，做驱赶状，吓得我连连后退，唯恐挨上一棍。但我又很想见到他，觉得他是个神秘的老头，所以总喜欢在他的身旁绕来绕去，看着他挥舞的样子。有一次邻居大伯告诉我，何老由于受到迫害，他的身体、头脑已大不如前，不仅患有心绞痛、脑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而且话语不清，举止反常，精神上也出现了错乱。和邻居聊天，有时会多次重复同一句话；有时竟然停顿下来，不知自己该说什么；据说有几次下班回家的路上，竟认不出方向，还是由别人帮助送回家的。真是太可惜，太可怜了。从那以后，我似乎懂事了许多，在何老面前，我再也不那样淘气了。
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也就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个明媚夏天（1977年），身心饱受摧残的何其芳先生，竟然没有等到改革开放的曙光，竟然没有实现他“再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写一部长篇回忆录”的美好夙愿，便因心绞痛和晚期胃癌的折磨，含未竟之志于7月24日深夜与世长辞，离开了他无比留恋的世界。终年65岁。好在，他的著作六卷本《何其芳文集》，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他去世后出版发行。这是值得告慰何其芳先生在天之灵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享有“中国桥梁之父”盛誉的著名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茅以升(1896—1989)先生，就居住在西裱褙胡同43号的四合院。茅以升先生在1933年领导设计、修建了杭州钱塘江大桥，这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建国后他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1959年他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为这个历史性标志建筑的顺利竣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国后，他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当选为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欧美同学会会长。茅以升先生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积极倡导科普教育，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撰写了《桥话》、《中国石拱桥》、《桥梁次应力》、《钱塘江桥》、《武汉长江大桥》、《中国的古桥与新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大量著作。
由于茅老是享誉中外的著名科学家、近代桥梁工程奠基人，为我国和世界桥梁建筑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尽管许多革命老前辈、科学界人士或被关押，或被致残，或死于非命，但茅老却因多次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铁道部党委对茅老也是极为爱护和保护的，但他们因自身难保有时也显得无能为力。那时，茅老在铁道科学研究院任院长，有回忆説：“每天到院里上班，进了大门就先要在脖子上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厚纸牌，姓名上被打上黑叉，戴上牌子后还要在院内游走一番。所幸的是，下班前，居然允许他把牌子放在传达室后再回家，这已是相当宽容了。由于茅老精神过度紧张，胃病大发，每天中午只能吃点开水泡大米花。”
在我的印象中，茅老是有专用车的，好像是苏联的吉姆小轿车。每天早晚司机接送他上班的时候，他家的门口总聚集了很多胡同里的孩子。那时小轿车很少，孩子们看着新鲜。孩子们围着黑色的吉姆轿车，有的摸摸车灯，有的踹踹轱辘，有的拍拍前盖，有的趴趴车窗。茅先生从不恼火，总是和颜悦色地看着孩子们，等孩子们摸够了，看够了，他才笑着坐进车里去上班。我们都很喜欢茅先生，管他叫“茅爷爷”。每当听见我们叫他，他都会走上前，怜爱地摸摸我们的头，充满了慈祥的目光。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看不到茅老家门口停放的小轿车了，甚感纳闷与失意，原来，茅老被剥夺了坐小车的资格。据在茅老身边工作三十多年的秘书郑淑涓回忆：当年“红卫兵”负责人逼令茅老：“你说：以后我不坐小汽车了，再坐小汽车就打断我的狗腿。”茅老勉强说了一句：“我以后不坐小汽车了，再坐就打断我的腿。”有人叫喊：“不行，你说‘打断我的狗腿’，说‘狗腿’。”可茅老不管“红卫兵”怎么喊叫，他就是不说其中的“狗”字，体现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很多在场的人，心里十分敬佩。那时，正盛行红卫兵大串联，京城的公共汽车拥挤不堪。七十多岁高龄的茅老，从此每天上班要换乘三趟车，经过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单位，上下班挤车之苦，可想而知。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郑建华回忆：“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扶着他吃力地挤上车。每当看到他那瘦弱的身躯，消失在人头攒动的车厢之中，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
1989年11月12日，茅老以94岁的高龄遽归道山。
西裱褙胡同构成我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随着城市建设的改造，这条胡同遗憾地消失了，胡同里的名人也早已逝去，但有关这里的一切美好回忆却时常萦绕在脑际中，挥之不去……
拜读了，谢谢~ 哈，下功夫了。我还寻思怎么找不到你的文章呢。不过我还是要为你补充一点。首先是西裱褙胡同的长度，在修建了北京站前街以后，裱褙胡同分成了东西两条胡同，西裱褙胡同就和与它平行的洋溢胡同几乎一样长了。我查到了洋溢胡同在1998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扩建建国门内大街绿地拆迁时测定的洋溢胡同长度是820米，那么西裱褙胡同也应在820米左右。因为它是最早铺成柏油路面的，胡同东口又有一个小慢坡，长度可能会比洋溢胡同长几米。想当年，裱褙胡同东口的百货商店是附近百姓买个穿戴日用品最常去的大地方。其次，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日报在这条胡同盘踞了六十多年，现在的门牌号不知改成什么了，要是还叫西裱褙胡同XX号，那住在里面的名人就多了。单说文革前的，胡乔木、邓 拓、范长江、吴冷西、唐平铸、鲁 瑛等都是在那个大院当过社长、总编的主，一夜一夜在那审稿子琢磨版式，经常住在报社里，也算西裱褙里的名人吧。还有那个在晚报上画漫画的李滨声，我特喜欢看他画的漫画，他还写过在西裱褙、洋溢、银碗等胡同行走的文章，唤起我不少回忆。如今老弟的文章又把我这老脑袋丰富了，谢谢啊！ 对了，还得说一句，大画家徐悲鸿曾在东裱褙胡同住过，好像他的纪念馆也开在那，离柳罐胡同不远。嗐，可惜是东裱褙呀，能扯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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