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亿之三
本帖最后由 chinahuangqin 于 2012-12-11 17:11 编辑师大附小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师大一附小座落在南新华街东侧，离和平门不远。它占一块长方形的园地：北墙外是师大附中进校门后的那条大路；东墙外是师大附中的大操场；南墙外是厂甸北端的一条夹道；西墙外就是南新华街了。师大附小的大门修得不错，一宽二窄的三扇铁栅栏门固定在四根厚重的方柱上，方柱被覆着青白色的洗石子面；中间宽门正对向外倾斜的一个大圆形花坛，春夏秋三季都栽着或摆放着漂亮的鲜花；两间窄门对着弧形的石阶，环花坛拾级而上就进入了附小的北院。北院四周的平房是初小四个年级的教室；大门进入处是北院的西南角，向右拐经过一条甬道就进入中院，中院比较小，南侧的大礼堂是与南院的分界，东北角是自然课教室，其余是办公室和老师的教研室；由大礼堂东边的夹道进入南院，正对着的两层小楼每层一间教室：楼下是音乐教室，楼上是美术教室，楼梯在楼的南墙外；南院西侧是比较长的两层高小教学楼，每层有三间教室，木地板涂红漆踩在上面颇有弹性，楼的两端都有楼梯，走廊在西侧；楼的西面和院墙之间还有六七米的空地，栽了一些树木，已及楼高，夏天浓密的绿叶可以遮挡住毒烈的西晒，其余季节站在二楼的走廊上可以看到南新华街的另外半幅和街对面的教育行政学院楼房。那时南新华街上的汽车很少，传到小学生耳朵里的噪音主要是小贩的叫卖声，包括现在久违了的剃头挑子的音叉声、磨刀人的铁片哗啦啦声、收破烂的打小鼓声和盲人行路的小锣声。不过在燥热下午昏昏欲睡的课堂上，这些声音却反而使大家精神一振。 我1951年回到北京时，师大附小不收插班生，家长把我送到离此不远的汇文第五小学读了一年多，初小毕业再报考师大附小，记得只有一场笔试，过了十来天发榜，在附小大门的立柱上贴了一张纸，上面有四五十个名字，我也列在其中。九月开学，我们五年级有三个班，由本校直接升上来的大概有一百来人。我分在五丙班，坐在二楼最南面的教室里一直到小学毕业。五甲班的班主任姓廖，年纪大约三十多，穿的比较洋气，常着西装；五乙班班主任姓刘，可能有五十多岁了，喜穿长袍；我们班的班主任是王企贤老师，表字“溯雍”，那时大概四十来岁，讲课用北京话，平时说话带河北口音；有时穿长袍，也有时穿中山装；头大且园，剃板寸，面色较黑，身高体胖，脚下家常布鞋。别班直升的学生传言：廖老师擅长教算术，刘老师擅长教语文。言外之意是说我们的王老师别无所长。我们班的同学当然不服气，总想证明王老师最好，后来好像年级统考我们班成绩居首的时候真的多一些。 分班报道甫定，老师让我们到走廊上排成一列，不分男女，个头从低到高排学号，最矮的女孩子史琦一号，我是二号。此后两年我和史琦相邻而坐，那时小孩子男女界线分明，倒也不是有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而是如果稍有密切接触，别人就会起哄，反而弄的尴尬。所以我和史琦虽然没有什么矛盾，不至于座位中间要划“三八线”，但彼此也很少讲话，除非必要不打什么交道，绝没有“同桌的你”那个式样的意念。 那几年是我比较“自由”的年代，所谓自由，就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放了学，不必急着回家，家里没有大人等着，可以到同学家去玩，可以满大街市场闲逛，也可以到天桥去看艺人撂场子，或者结伴到陶然亭之类的乱葬岗游戏，只要是不要钱的地方都没有问题，要钱则我一分也没有。然后在六点前回家吃晚饭，就没有任何麻烦，做家庭作业可以放在晚饭后，一般半个小时就完工，那时没有电视，家里甚至没有收音机，晚上剩下的时间只能看小说打发。去同学家次数最多的大概是高世华家，他住在珠市口往东二三十米路南的一个四合院里。家里开漆店，前店后厂，由门面西侧的夹道进去就是院子，院子里摆好几口三人合抱的大缸，里面装的是大漆或桐油，上面用大缸盖盖严。如果伙计正在干活，掀开缸盖，院子里则弥漫浓烈的大漆臭和桐油香。听说大漆沾到身上会发风疙瘩，我们都离大缸远远的。他的爷爷健在，是一家之主，他回家后先要到爷爷所在的堂屋问安，然后才和我们一起玩。他家人口颇多，除了自己的弟妹外还有堂弟妹，十分热闹。我后来看巴金的《家春秋》，脑子里总会有高世华家的影子，可能是因为都姓高，都是大家庭，都有老太爷，其实差别挺大：高世华家没有鸣凤那样的丫头，也没有屋后的大花园。单独去次数多的可能是林元祥家，他住在鲜鱼口内，离卖炒肝的荟仙居不远，家里也是个四合院。他老家大概是福建的，说北京话但带有南方口音。他家里经常听京戏，所以他最喜欢和我排戏，经常排的是“打渔杀家”，他演丑行的教师爷，让我来肖恩。大概是听惯了叶盛章或张春华，他带口音的京白有股子脆生劲头。伙伴们到杨威家的次数也不少，他住在西交民巷，是那时少见的单元楼，房子里实木地板，算是比较现代化的住宅。到他家常玩积铁，对积铁我可以说是心仪已久，早在幼儿玩积木的时代，父亲就说积铁比积木要好玩得多，但从来没有看见卖。杨威家的一大盒积铁是他父亲出差德国带回来的，那个时代去的大概是“民主”德国，其实东西并不复杂，主要是许许多多薄铁片，条形的、长方的、圆形的、三角的，上面打满了小圆洞可以穿螺钉，涂上单色漆以免生锈；另外就是若干大小铁轮芯和作为轮胎的橡皮圈；镀锌的小圆棍可以做轮轴；再就是许多螺钉螺母、小线、摇把等等。这些国内完全可以造出来，可能是计划经济的主管没把它列入计划吧。随带一张装配图，由简单到复杂有许多实例：小凳、桌椅、汽车、坦克、吊车、大炮、飞机……，我们照样可以装起来，也可以局部变换，但是要装一个全新的设备，我们似乎都缺乏足够的想象力，也许是灌输式的教育限制甚至磨灭了我们的创造能力吧。 附小的教学有自己的特色： 自然课一般在专门的自然教室上，那间教室很宽大，两侧和后面许多玻璃橱柜摆放着物理学的教具、化学的量筒烧杯和酒精灯、生物学的动植物标本，当然谈不上系统齐全，但对于小学来说足够丰富。有一个天文模型演示太阳地球和月亮的相互运动，中间一根轴顶端安个灯泡代表太阳，轴伸出一根支臂支持着地球，地球轴又有小支臂支持月亮，支臂上有齿轮和链条传动系统。转动下面的摇把，地球就绕着太阳公转，同时以一定的倾斜角度快速自转，月亮也绕地球转动。这个模型并不算太复杂，但是直观地演示了白天黑夜、四季转换、满月弦月、日食月食等等各种常见的天文现象，使自然课的这一部分很容易弄明白。另一个模型有太阳和九大行星（冥王星最近才被开除），不自动只能手拨行星绕太阳转，构造更简单，但对于了解太阳系仍然大有助益。讲到化学内容时做个小实验、讲到生物时展示几个标本，都很能提高小孩子的兴趣，这是自然课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一般认为是枯燥无味的地理课，李明老师也别开生面，他把各省依其轮廓画成漫画动物：黑龙江是长脖子鹅、内蒙古是哈巴狗、陕西是仰天长啸的狼、甘肃是长颈上有两条彩丝带的卡通猫、青海是蹲着的白兔、新疆是半坐半躺的弥勒佛、山东是跪卧的骆驼、湖北是准备起跳的蛤蟆、湖南贵州是两个大鼻子洋人头、云南是振翅欲飞的天鹅……。课堂讲到哪个省，就把那个省的漫画挂出来，画得色彩斑斓、生动活泼，使小孩子兴味盎然，提高了对枯燥内容的容忍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李明老师的专利，以后也没看到类似的创意。 附小的音乐课都在音乐教室上，白皙丰满、漂亮端庄的女老师总是坐在钢琴前，她教我们五线谱，在专门的乐谱练习本上画绕来绕去的高音部记号、由全音符到十六分音符的各色各样的“蛤蟆骨朵”。每堂音乐课前一半都是做音阶练习，老师在钢琴上弹一个基音，我们就按“13531”的音阶集体唱“啊啊啊啊啊”，基音一阶一阶高上去再降回来，我们的“啊啊啊啊啊”也同样地高上去再降回来；然后改成“咦咦咦咦咦”，重复同样的升降过程；最后是同样过程的“呜呜呜呜呜”。这样半堂课就过去了，后半堂课才教唱歌。不太懂得这样学的道理，不过我虽然没有多少艺术天分，但唱歌不大会跑调，也许和这音阶练习有关。在此前的初小和此后的初中，音乐课都教简谱，都用风琴，都不大做音阶练习。美术课都在美术教室，那里没有桌子，每人一个画架，一块画板，前方摆着例如蜡苹果之类的对象，把“橡皮纸”钉在画板上素描或者画水彩。比起音乐来我更缺少美术天分，总是弄得很脏，几乎没得过五分。 小学是没有政治课的，但我们的教育充满了政治。印象最深的是1953年3月初，突然学校里的广播转播了苏联部长会议的一个公告，说是斯大林病重，专家们正在抢救。这类公告在信息不透明的国家里是空前绝后的，而且连续两三天都转播类似的公告；然后就是去世的公告。接着举行了一个追悼仪式，我们都得在教室里站着默哀，有些女同学甚至哭起来，男同学没有哭的，不少人却在做鬼脸，表示对那些哭泣的不屑。对于十岁出头的小孩子来说，斯大林是教室前面天天可见的带小胡子的照片，是广播里宣传的社会主义美好未来的首领，但却不会有直接感情的联系。 那时的课业完全没有现在的紧张，学校有许多课外活动小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参加，一般都是由老师辅导，也绝不另收钱。文娱上有唱歌队、舞蹈队、美术组、似乎也有乐队；体育上有乒乓球队、羽毛球队、没有足球篮球队；学科上有爱好生物的标本组、矿石收音机组、航模组、还有就是我参加过的气象组。附小中院里有用矮栅栏围起来的小气象站：高两三丈铁杆上有风向标和测风速的悬摆板，地下放着接雨或雪的计量铁筒，支架上的百叶箱里面挂着温度计、干湿球湿度计、最高最低温度计，摆放着计雨量的量筒和气象日志本。辅导员当然是自然老师，我们每三人为一个组，每星期值一次班，值班那天要观察三次气象状态：早上上学时、中午放学时和下午放学时，每次记录当时的温度、湿度、风向、风力、云况，下雨雪要记录降水量，早上要记录前二十四小时的最高最低气温，然后用磁铁把标记归位。有仪器标度的测量很容易，天空中的云量也不难估计，唯独云彩的种类缺少严格的标准，经常要请教辅导老师，我就缠着大人买了一本专业的云图，精装二十四开本，全部雪白的道林纸印刷，大部分是黑白照片，也有少量彩色图片，那本书要三四块钱，是我所有书籍里最昂贵的，拿云图来与实际的天空对照，确定云的种类要容易许多了。 那时班主任兼教语文和算术，主持班会兼少先队辅导员，所以每天大部分时间都陪在班里。王老师住在琉璃厂路北的一间会馆里，我去过几次，没有见过师母或其他家属，也许他是一个人在北京住。他颇为严肃，不苟言笑，教学是极为认真的，对学生尽心尽力。毕业近十年后有一次不知谁发起，回学校去看望老师，那回有十几个人，王老师不仅一一叫得出姓名，而且说得出每个人的特点，他听说我在学数学，记得我作文通顺生动，问我为什么没有学文科。后来在报纸上看到王老师当了校长，在北京的一个什么大会上发言，说一提小学生做好事就是捡了钱包，哪有那么多钱包捡，我在北京几十年就没捡过一个钱包。还是那么快言快语，记得他常在班里批评我们说：“浮躁！浮躁！拿把刀砍下头来，腔子里不冒血，咕嘟咕嘟往外冒浮气！”如果他看到现在社会上加倍的浮躁，不知他又会怎么说？ 本帖最后由 董瑞征 于 2012-12-11 21:55 编辑
老先生的记性真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隧道，回到60年前。
亿 ---忆 非常好！ 拜读！
生命历程清晰深刻。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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