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吃猪肉的记忆
<b style="FONT-SIZE: 12px; LINE-HEIGHT: 15px">六十年代吃猪肉的记忆</b> <br/><br/><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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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id="textstyle_1" style="FONT-SIZE: 11pt; OVERFLOW: hidden; WORD-BREAK: break-all; TEXT-INDENT: 24px; WORD-WRAP: break-word">
<p>在我最早有感觉吃肉的记忆中，是62年的春节前。<br/><br/>因为我们家是六一年底从国营天堂岭林场用牛车搬家到县城，不久就过年了。那天天还没亮，就我一个人得以坐在牛车上，天上摇摇晃晃地还有星星，还路过大跃进时留下的炼铁高炉废墟，高高的黑呼呼的，姐姐走到牛车边抱我下去看，所以记得。<br/><br/>那年冬天，四哥仍留在林场，因为他是林场的放牛娃，又是与林场附近的一位叫“老家伙”的猎户做了忘年交。春节前一场大雪封了山，老少二人索性在山上围剿一头被冻伤了的大山猪，整整花了两天两夜才拿下这头凶猛的一百几十斤重的大山猪。猎户独身一人，把大部分肉留给了有九口之家的我们。他和四哥一起送肉到县城。那时我们家住在一个被镇压了的财主空老宅里，父母留他住了好些天，他还教母亲好几种煮山猪肉的吃法。<br/><br/>记得当晚我们饱餐了一顿前所未有的肉宴后家中小的三个：姐、小哥和我，每个人还揣着悄悄留下的瘦瘦的一大块肉，围坐在火盆边，用手顺着肉纹一条一条地撕着来吃。那炖得富有弹性、散发着特殊野味，仍然记忆忧新，现在那些上百块钱一斤，全是香精味粉精制出来的肉松牛肉干之类是无法相比的。<br/><br/>剩下的上百斤肉母亲按了“老家伙”教的腌制熏腊，一直吃到来年清明还有。记得母亲也常常怀念那百多斤肉，说那山猪被打死后，因冰封不能下山，“老家伙”用山上毫无污染的冰雪把肉冻了十几天，然后又经干爽的风力风干腊干，成了特有的天然风味，那味道已先入为主烙在我的味觉中，我相信满汉全席也不一定煮的出这种香味，所以，我也描写不出来。<br/><br/>六十年代中期，排队买肉是我们童年生活的一部分。<br/><br/>说起买肉，记得那时是肥肉比瘦肉好卖。一是肥肉比瘦肉能解肉瘾，二是能抵补每人所配备的四两食用油不足。瘦肉当然更好吃，价钱贵些，吃得心疼，经济条件好的才吃全瘦的肉。现在想来，那时候的猪比人肥不了多少，想必猪吃的统糠和野菜是最好的减肥餐，所以那时候瘦肉多肥肉少。<br/><br/>到了母亲安排买肉的日子，为了能买到肥瘦相兼的好肉，读四年级的小哥天没亮就很自觉地爬起床，晨跑般地跑到买肉亭前占位排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人都固定用一块砖头或小木櫈之类排队，都刻有自己的记号或者姓氏，就跟人排了队一样。然后小哥回去做早饭，轮到我不紧不慢地拿着把梳子，边梳着头边找到那块砖头排起来。第二接力几乎全是女孩，我们仍守着砖头，或在地上抛石子（一种小游戏），或跳橡皮筋，听话又勤奋些的高年级女孩，便拿着课本做早读练习。<br/><br/>等到太阳升得蛮高，买肉的队伍相当长的时候，食品公司的卖肉佬才大摇大摆地来，慢吞吞地摆上各种肉块和各种卖肉工具，砍下机关团体有关部门订下好的肉块，猪肝、排骨是留给医院、幼儿园的，还割好各人关系的后门肉。众目睽睽下，心中想要的肉已所剩无几。<br/><br/>这时，付钱买肉的第三接力陆陆续续来了，队伍也整齐紧密多了。挨着卖肉亭前挤满了走后门的和伺机插队的人。亭子前，每个卖肉的都有一个好听的称呼：肥姐、胖哥、某师傅，背底下每人又都有另一个难听的花名，几十年过去，这里就不罗列了。<br/><br/>那时候的猪下水，国家牌价是很便宜的，五毛钱可以买一副猪大骨，当时母亲是百货公司售货员，也有俏货走后门，认识一个卖肉肥姐跟她交换，一个月可买到两三次猪大骨。煲过美味的骨头汤后，捞起骨头次日煲骨头粥，然后喝粥啃骨头。最好吃的是筒骨里的骨髓，母亲都是让我们吃，说吃了长脑。于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把骨髓弄出来，拼命地用牙齿咬开筒骨两头，嘴对着咬出的孔用力一唆，唆罗罗骨浆一下全部进到嘴里，好吃得舒服极了！告诉你一个秘密：用斧头砍刀砸出来的骨髓吃起来是没有这个效果的。<br/><br/>到现在我还觉得困惑的是，除了猪肝骨头外，猪肚、猪大小肠更便宜，记得一斤肉票可买三斤粉肠，而且才两三毛钱一斤，不像现在是与猪肉同价，猪肚猪腰甚至是肉价的一倍。总之那时猪下水便宜，人们却一味要吃肥肉才叫吃肉。如此等等，很奇怪。<br/><br/>我说六十年代也有吃肉吃到怕的时候，有人会说我讲大话，小辈们也会说我故作姿态什么的，但确实有这么回事。 <br/><br/>那是六五年春节后，也像现在闹“非典”一样，那时闹起了“流行性脑膜炎”。春寒料峭的阴雨绵绵中，每人纽扣上挂一个包有樟脑、臭丸之类的用各种花布缝做的小布袋，早晚喝桉树叶水。<br/><br/>记得那年在我们周围并没有发现谁得了脑膜炎，但食品公司的猪在那年的黄梅雨季节一批批倒下了。肉亭里卖的全是水煮过的肉，先是五毛钱一斤，不要票。后卖到三毛、两毛一斤。头几天吃的还是肉的味道，后来就吃出药味来了，那死猪肉夹着腥臊，好像还有一股石灰的味道。渐渐地我一见肉摆上桌就想吐。母亲用“老家伙”教煮山猪肉的几种方法来炮制死猪肉也不灵了。<br/><br/>那年春天的雨水特别多，我每天晚上要爬起来，打着电筒，穿大人的水鞋，戴上斗笠，去上百多米外的茅厕。先是妈妈或姐姐陪着，后来次数多了胆子也大了，半夜三更一个人去。注意，那时候的厕所不像现在豪华楼似的堂皇明亮，而是泥巴小路拐进菜园边再过一条木板小桥又没有路灯。一直拉到我住了院，家里才停止买两毛钱的肉吃了。<br/><br/>六十年代末，姐姐是文革后第一批知青到了农村。那时我是十二岁，因家里是黑五类，已被停了两年学了。十六岁的姐姐考虑了很久，战战兢兢地去请求大队支书并取得了他的同意让我在大队办的小学恢复上学。到了农村我一切感到新新鲜鲜，跟村里的小伙伴一起走五六里路去上学，放了学砍柴、种菜样样都想学着做。<br/><br/>知青组年龄稍大点的叫“老江”，老江其实也是刚二十出头。他家也是“黑五类”，家里也有个小妹。老江说我没伴，也把妹妹接来。江妹更小些，才上小学三年级，我跳了三级上六年级，其实一到六年级都是共一个教室的。<br/><br/>知青组大小五人和和睦睦过日子，种了很多红薯玉米，老江就提出养头猪，捡猪草的任务就落在我和江妹身上。才养半年多的猪，就到了该杀的重量了。杀第一头猪的时候，还请了病休在家不用上班的江妈妈来。江妈妈也有几招猪肉的做法，记得那天象过年一样，有扣肉、粉蒸肉、豆腐醸和油炸肉丸、猪杂汤等等。男的一桌在厅堂吃，请了队长、房东和老江的几个知青朋友，女的也有好几个全在厨房里的厢房：我姐妹、江母女、两个女知青、两个姐姐村里要好的伙伴。<br/><br/>一上桌，江妈妈夹起两块有巴掌那么肥厚的扣肉，放在我和江妹碗里，说是捡猪草的应该吃最大的。我迫不及待地两口三口就咬完那块软和又有弹性的肉，甘甜肥美，满嘴油香，能感觉到香肉拌着嚼出来的油流进食管沁润胃壁的那种舒服感觉。但是，物极必反，这种舒服的感觉过了头就不是那回事了。当我正准备吃第二块肉的时候，太阳穴有点紧胀，喉咙干涩好像刚吞下的肉油要往上涌，肚子开始咕噜咕噜响，我的消化系统开始拒绝肥肉的流入了。我不甘心，硬嚼第二块肥肉下肚，可能象久旱的田一下灌满了水，水一下不能吸收要往外流一样，我要上厕所了。<br/><br/>第一次上厕所时，厅堂喝酒的男人们还没喝完第一圈酒呢。接着我又上了几次，坐在厨房门边的老江见我出出进进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说了我真没出息。我真的好不甘心，自己养的猪吃不出肉香，还这么狼狈，肚子拉得我瘦了一大圈。<br/><br/>那是我六十年代最后一次吃肉。因为第二天是元旦，虽然江妈妈给我留了些油炸肉丸，让我肚子好了再吃，但那是七十年代的事了。</p>
<p> </p></div></td></tr></tbody></table> 常年不见油，一旦吃比较油大的食物，必然闹肚子。沈复给小沙弥四个“肉馒首”吃完闹肚子。“藜藿之腹不受肉味” 虽然我没经历过那些日子，但那时候美美吃一顿肉是我父母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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