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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发表于 2009-5-20 14:16:00

记忆中的旗手卫胡同13号

少年记忆拾零
一、   记忆中的旗守卫胡同13号
一九五三年爸爸由天津市公安局调到北京市公安局.我们家也由天市和平路搬到了北京市西城区旗守卫胡同13号。那年我五岁，一九五四年我就读于司法部街小学一年级。
旗守卫胡同13号,离天安门广场只有五六分钟的路(步行)，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西北角。旗守卫胡同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13号院坐西朝东。它的正前面是最高人民法院高高的围墙，最高法院南门有站岗的战士。胡同北口是儿童医院的后身，我们胡同的南面，也就是与我们胡同平行的是草帽胡同。胡同南口有条东西方向的路，往西通向绒线胡同，往东通向司法部街，路南有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我和家住最高法院的朱佳同学一起上学，常常抄近道从检察院院里斜穿而过。直到1958年要盖人民大会堂了，我家才搬离了旗守卫胡同13号。我在那儿住了五年，那儿留下了我少年时代的欢歌笑语，留下了我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旗守卫胡同13号，坐西朝东，两扇大红漆门的两旁有两个大石礅，外面的大门洞有2米深3米宽，常有走累了的卖冰棍、卖爆米花的人坐在石墩上歇一歇、或者避雨。里面的大门洞更大，有三米深。那儿是我们女孩子“跳绳”、“跳房子”的最好的地方了。下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南面墙上有一个圆圆的电（钟）表，那时妈妈已经教会我看表了，所以，只要一抬头，就能知道几点了，保证上学不迟到。大门的两侧有两间大房子，南侧是沙石场办事处的办公室，北侧的那间大房子常常空着，很少有人住。大门洞的台阶下的正中间，有一条三块砖宽的砖铺的小路，8米长直通我的家。
我们这个院子可大了，分前院、中院、后院。院子的北侧有一条小路通往中院和后院，小路的北侧还住着人家，北侧的房子有八九间又矮又小，整日不见太阳。秦永昌家就住在北侧小房的第一家。
前院和中院的房子又高又大，灰墙、灰瓦、有很宽屋檐，前窗占满了一整面墙，都是带小格子的玻璃窗。使屋里显得十分明亮，后墙的窗高而小，是往外支的那种。高高大大的房子把射向北面的太阳都挡住了。院里还有几棵又粗、又高的洋槐树，我们两个小朋友抱不过来。也不知长了多少年了。春天白色槐花开了，满院的清香沁人心肺。
我家门前的台阶下有一块大石板，长约1.2米，宽8 0厘米，。又白又光滑。那上面刻着三行好几十人的名字。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记录的什么人和事。我和叶家的静珍，后院的小片常常在上面搽拐。（羊膝关节有四面，是女孩子常玩的游戏工具）
1999年，我家先生写了一篇纪念共和国五十周年的诗—“我和共和国一起成长”获奖，中央广播电台赠送一套北京丛书，在北京的街道的一书中看到了对司法部街的介绍。司法部街原是清政府刑部的所在地。那么旗手卫胡同是不是原故宫里打旗的人-=旗手们的驻地呢？谁知道？谁能告诉我那？
（2006年我在网上查到了梅氏家族与旗手卫10号院）一文中得知并剪接抄录如下：旗手卫，是一处与明、清老北京城共存过500余年的古老地名，过去的旗手卫胡同大致与今北京市西城区的人民大会堂西路北段相重叠，其南口与东绒线胡同相接，……
明代的军制，分设都督府、都司、卫、所四级管理。……
都司下辖“卫”全称为“指挥使司”，相当于军分区，长官为“指挥使”，正三品武官。 
二、我的邻居
我家、梁文英处长家和叶家，我们三家住在前院，梁处长家住在中间。但是他们的家门朝后开，得绕到中院去。梁处长经常很晚很晚才下班，妈妈常常半夜听到大门的电铃声，披上衣服给梁处长开门去。妈妈常说，你梁伯伯可客气了，每次给他开门，他总说：真不好意思，影响您休息了，谢谢。没有一点官架子。梁伯伯家有一位爱穿大花裙子的老太太，是孩子的姥姥。全院的人都叫她刘老师。刘老师在北京二十八中教生物。记得有一次，听说她需要青蛙讲课用，我们几个孩子上永定门外的稻田里给刘老师捉回好些好些青蛙。
叶家有六个孩子，他家的大儿子和我爸爸在一起工作，所以叫它叶叔叔，叫她妈妈—奶奶，叫他的弟弟妹妹---叔叔、姑姑。我喜欢和我一样大的静珍姑姑一起玩，姐姐爱和秀珍姑姑一起玩。二叔志达那年上高二，因为身体不好在家休学。他瘦瘦、高高的、文文静静的。我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三叔志鹏上初中，长的墩墩实实的，爱蹦爱跳。叶家奶奶那时有五十多岁，长的不高不矮、慈眉善目，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她和我家住在一个大走廊的南北对门。像一家人一样。后来她家搬到东交民巷住。可是没有多久（大概是1957年）又搬回来了。
家住院北面有个叫秦永昌的，那时他有十四五岁吧，他的爸爸在外地上班不常回来。她妈妈姓包，是家庭妇女，长的矮矮的，他脸的右半边有一块像包公一样黑的胎记，她常常对着镜子打自己的脸。秦永昌哥俩长的高高大大的，吃的特别多。（那时粮食有定量）可是他哥俩对他妈妈可不好啦，有时打她妈妈。我妈妈常说说他哥俩。你们哥俩再这样对你妈，我就把你们两交给派出所的老朱。他哥俩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派出所的老朱。
中院住着郭少义家，它是男孩，不跟我们女孩子玩。但是大人们都爱逗他玩，从他嘴里说出的话，能逗的大人们笑的前仰后合。
后院住着良子哥家。他妈妈姓刘，他爸爸姓石，我叫他石伯伯，刘姨。我们两家关系可好了。刘姨常常领着她的女儿小玲子上我家玩。刘姨和妈妈总有说不完的话。
这个院子住着十几家，1958年要盖人民大会堂，我们从此分开了。我常常想起这些老邻居，不知他们现在何方？不知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否受到冲击？不知他们现在过的可好？不知我们是否还有机会聚在一起回忆过去。
三、我和我的家。
我家四口人，爸爸、妈妈、姐姐和我。爸爸在市局上班可忙了。妈妈做街道工作，我和姐姐上学。
记得有一次，妈妈去劈柴胡同参加党员代表大会去了，中午还没有赶回来，我和姐姐没饭吃怎么办？妈妈有没有留下钱。我跟姐姐说：跟我走，咱俩去前面的小铺跟人家说，妈妈开会没回来，我们没饭吃，下午还得上学，我们没有钱，先赊点蛋糕。等妈妈回来再把钱给他们送来。等妈妈匆匆回到家问：你们中午怎么吃的啊？我立即把我解决午餐的办法叙述一遍，没想到挨了一顿打。妈妈边打边说：小小年纪没有钱就敢以我的名义去赊着吃，再大一点怎么得了！这顿打我记住了。记了一辈子。
爸爸在市局上班，上班前妈妈让他下班回来别忘了买点我最爱吃的香蕉和糖炒栗子来。可是十有九次爸爸都会忘记，进了家门才想起来，返身再出去买。可是送他下班回来的车已经走了。吃完晚饭，我会站在爸爸的膝盖上表演杂技，或者学苏联的乌兰诺娃跳芭蕾。常常掉下来，一脚踩在爸爸的肚子上，采得爸爸呲牙咧嘴的，但是我们还会继续。
那时的爸爸年轻（1954年35岁）下班后或休息日常常去胡同北口的1号院，看望住在那儿的叔爷。叔爷一家人住在这个院子里，这个院子不太大，但是有古树、有花、有藤架，他和叔爷在树下乘凉、手里拿着蒲扇，喝茶花茶、聊着天南地北、下着象棋那真似神仙过的日子。叔爷就在前门箭楼西侧的人民银行工作，任行长之职。1957年因定为右派，被发配到新疆直至故去。
1954年夏季，爸爸带我参加了在海军部队工作的马哥哥的婚礼，这个哥哥的年龄比爸爸还大，但是具体跟爸爸是怎么个关系我已记不清楚了。马哥哥是个军官，洁白的海军军装、白色的大盖帽、肩上的军衔牌牌，把马哥哥装点得非常精神。新娘子才18岁，像个学生，梳着两条过了屁股蛋的大辫子。小嫂子给我们包了爸爸爱吃的茴香馅饺子招待我们。
在陆军当司机的红旗哥哥是我们当家子。红旗哥哥那时也就20岁左右，一到星期天就开车带我去部队玩，红旗哥哥送我一个跳绳，那个跳绳可好了，红白相间的两股线线拧在一起，两头有个木把，绳子中间用一块皮子包裹着，一是加重了绳子的重量，二是耐摩擦，我跳绳跳得好，能前后编着花的跳，能快速连跳200多下。在1983年我们商业系统组织的跳绳比赛中我还得过第一呢。这个好消息我无法告诉红旗哥哥并感谢他送我的跳绳，因为自我们搬离旗手卫以后，红旗哥哥也调防了。从此失去了联系。
我家住的这个院子，离天安门太近了，早早地吃了晚饭，就去天安门广场上玩。周末的天安门广场支上银幕放露天电影。星期天就和爸爸妈妈去中山公园、工人文化宫、故宫去玩。那个时候中山公园、工人文化宫的门票才五分钱一张。有一次听说中山公园的铁树开花了参观的人可多了，人山人海的。
马上就要过1955年的新年了，妈妈却住进了北京公安医院。爸爸带我去看妈妈。妈妈给我生了一个小弟弟。又白又胖，一双大眼睛和妈妈的一样漂亮。一个星期后妈妈和小弟都回家了。我们家热闹了许多。全家都围着小弟转。桌上摆满了瓶瓶罐罐，装白砂糖的、装鱼肝油丸的，装挤出来的放了白糖的西瓜汁、还有小弟不爱喝的牛奶。各种点心小吃塞满了我家的三个大抽屉。对了，自从有了小弟，放学回家吃妈妈两口奶的事取消了。该给小弟吃了。但是到了早晨妈妈常说：你昨晚上又钻进我的被窝把奶吃光了。没办法习惯成自然了。
虽然有了小弟，妈妈对我的爱丝毫没有减少。人奶不吃了，牛奶小弟不吃全归我。
爸爸就在这年的冬天（11月）调动了工作，先说调到检察院任检察长，三天后又有了变动。上东北执行一项非常艰巨和十分艰苦的任务去了。爸爸告别了我们和他心爱的儿子---小弟。
每逢节日前夕，礼花就在我们头顶上绽放，五颜六色的，还有降落伞。我们邻院有一家房顶上落下一个大花降落伞，可大了。降落伞上的布可以做被面，又软又漂亮。
就在1956年五一前夕，已经满地跑的小弟突然发烧，高烧不退，这可急坏了妈妈，我和妈妈天天去儿童医院也查不出什么病，急死人了。更让人心痛的是天天都给小弟抽骨髓（怀疑是脑炎）。小弟被护士抱进去，小弟在里间哭，我和妈妈在门外哭。可是连抽了一个星期也没查出什么病来。那一天，看病刚刚走出医院大门，妈妈说：小弟站好，妈妈给你买串糖葫芦，话没说完，小弟一下子摔倒了怎么也站不起了。妈妈像疯了一样，立即返回医院找大夫，大夫这时确诊了—小儿麻痹症。
小弟瘫痪在床，一动都不会动，你动他那儿都痛。他哭、妈妈也哭。妈妈哭红了双眼。爸爸又不在家，等爸爸回来怎么向他交待啊？爸爸三十六岁才得到这个儿子。我凭着小学三年级认识的几个字帮妈妈问路。拿着北京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和妈妈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和医学研究院。包括中苏友好医院。所有的大夫看了小弟都摇头。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时我才八岁，只能给妈妈打打下手，还不能完全体会妈妈那个时候的心情。
五一节礼花仍在我们头顶上绽放，但是我们根本没有那个心情看礼花，妈妈觉得天塌下来了。爸爸一直也没有回来。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
六一儿童节我作为司法部街小学三年级的代表，参加了和捷克斯拉伐克小朋友在中山公园的联欢。那天阳光灿烂，我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像蝴蝶一样美丽。虽然语言互不相通，但是每一个手势，每一个眼神都能准确的表达我们的盛情。荡秋千、座转椅、草地上的找朋友、丢手绢……。那天我暂时忘记了小弟。令我终生遗憾的是，那天没有留下照片，留下的只有记忆。
小弟已经瘫痪一个多月了，大医院都没治了。但是妈妈不甘心，到处打听、八方寻医。最后在胡同北口的二号院，有一人告诉妈妈针灸专家王乐亭能治这种病。第二天我们走了很很远的路，倒了几次车，终于找到了那位名叫针灸专家王乐亭的老大夫。他家世代行医。记得我和妈妈每天早晨5点钟就得赶去排队，因为王乐亭老大夫一天只看十几个病人，剩下的是他儿子与儿媳妇看。挂他的号一元二，他儿子、儿媳的号是一元一、一元。（那时一般挂号只有五分钱）王老先生真好，我们第一次看病时，小弟穿了一身白衣服，戴了一顶带兔子耳朵的小帽子。他一见小弟就为小弟遗憾。他说：“多漂亮的小家伙，以后不用起大早排队挂号了，爷爷包了。在以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和妈妈仍是挂第一号，从没间断过对小弟的治疗。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我每天上午请半天假，（姐姐要考初中，怕耽误学习，不肯请假）陪妈妈一起给小弟看病。因为怕挤着小弟，我和妈妈每天雇个三轮，妈妈坐在座位上抱着小弟，我蹲在妈妈的脚下。
王老先生每天给小弟扎不同的穴位，也用不同的行针方法。行针时间的长短、深浅都不同。近一年，小弟在王乐亭老先生的精心医治下像新生儿童一样，重新学习翻身、爬、坐、走。治疗的前期效果特别明显，特别好。等小弟会走了，效果就不太明显了。小弟走路总用左脚尖用力，左腿好像短那么一点点。老先生说：“只能这样了，再扎下去也是这个样子了”。他老人家医术高、医德好。现在小弟只有一点点瘸，不走快、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那时我曾暗下决心，长大以后要向老先生一样，给人看病，给人解除痛苦。可是事情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我没有当上医生，却从事了财务工作，这是后话。
我虽然每天请半天假，陪妈妈给小弟看病，但我的学业和功课一点都没有落下，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
在给小弟治疗期间，爸爸曾经回来过一会，那时小弟的治疗已经初见成效。他来去匆匆，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记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爸爸的工作任务异常艰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生活环境异常恶劣。他是第一个带队去开垦那片荒无人烟、野兽成群的沼泽地---兴凯湖的。
1957年初，妈妈眼睛一到下午就看不见东西了，说是夜盲眼。吃了猪肝、羊肝也没有起作用。1957年6月10日，妈妈又为我生下了小妹妹。又没奶吃，爸爸还没有从东北调回来，给小弟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家里发生了这么大变化，我一下子好像长大了许多。能主动帮妈妈起早生煤球炉子，帮妈妈给小妹蒸白面，再把蒸过的白面杆碎，再用文火炒黄、再一次杆碎，再和牛奶搅拌后熬成浆糊状喂小妹，这个办法是叶家奶奶告诉妈妈的，这个办法真好。把小妹喂的可胖呢，像个小子。八个月就会走路了。
这期间住在山东老家的奶奶、姥姥都来过，但是住的时间都不会太长，因为家里还有农活。你们知道吗？我妈妈是天下最好的妈妈。中华民族所有的优良传统都在妈妈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勤劳、勤俭、善良、孝敬老人、助人为乐……妈妈是1945年入党的老党员，没有上过学。解放前爸爸在前线。妈妈在家做妇女工作，即使在小弟有病和治疗期间妈妈都没有停下街道工作。（那时街道工作没有劳动报酬）巡逻、开会、检查卫生等等。妈妈说：这就是党的工作，无比光荣。妈妈还上夜校补习过文化。在家里妈妈包揽了所有的家务。爸爸在家连一块手绢都没洗过。妈妈把最好吃的都留给了爸爸和我们。她自找苦吃，她珍惜来之不易的一点一滴的幸福。在我们享受供给制时。妈妈看见天津海河边搬运掉的菜叶子都要捡回来洗净包菜包子、菜团子。在刚刚实行薪金制时，爸爸就定为行政17级，挣100多块钱。那是物价极便宜。可是只要奶奶一来，妈妈给奶奶做好吃的时候，就把我们支到邻居家玩，让奶奶独自享受。奶奶要回老家，妈妈到北京百货大楼给奶奶买许多许多东西。就拿黑大绒的老太太帽子为例，妈妈买回六个，除了奶奶的，还给五个姑奶奶一人一个。再以奶奶回家的东西拿不了为由，通知三叔来京接奶奶回去。
家里我和姐姐穿小的衣服，妈妈都会洗净、叠好送给生活困难的人家，这个大院的闲事，妈妈都当成她自己的事。下雨谁家晒得衣服没收，他就会冒雨把衣服收回来叠好，等人家下班回来再主动送过去。谁家的孩子放学进不去屋，他就把孩子喊过来，留孩子吃饭。
其实妈妈原来是有正式工作的，在天津监狱，看守女犯人。那正是镇压反革命的非常时期，公安干警中一名六岁的男孩，被人用铁棍打死后，扔在下水道里。由于爸爸的工作性质，爸爸让妈妈辞去工作在家保护好我和姐姐。妈妈的命运由此而改变。
随着大跃进的步伐，十大建筑的规划。我家就要搬迁了，我们于1958年春季搬离了旗手卫胡同13号那个古老的院落。结束了那个院落的最后故事。
 
李凡完稿于2009-5-16日
 
注：如有老同学、老邻居想与我联系。请打手机：13611144543

食烟火斋 发表于 2009-5-20 17:05:00

李凡：旗手卫和锦衣卫

引用：“在北京的街道的一书中看到了对司法部街的介绍。司法部街原是清政府刑部的所在地。那么旗手卫胡同是不是原故宫里打旗的人-=旗手们的驻地呢？谁知道？谁能告诉我那？
（2006年我在网上查到了梅氏家族与旗手卫10号院）一文中得知并剪接抄录如下：旗手卫，是一处与明、清老北京城共存过500余年的古老地名，过去的旗手卫胡同大致与今北京市西城区的人民大会堂西路北段相重叠，其南口与东绒线胡同相接，……
明代的军制，分设都督府、都司、卫、所四级管理。……
都司下辖“卫”全称为“指挥使司”，相当于军分区，长官为“指挥使”，正三品武官。”
 
此文是我2004年所作。
我的奶奶的娘家在旗手卫10号，我奶奶和爷爷自己的家在草帽胡同。
我奶奶的祖先是明朝世袭旗手卫正三品指挥使。
然而，1958年，我父亲是人民大会堂工程指挥部成员，间接地参与拆除了旗手卫胡同和老宅。
宿命。

李凡发表于 2009-6-17 11:48:00

好为人师：
您好！首先谢谢您。因为读了您的大作方知旗守卫胡同的历史和故事。离开旗守卫胡同13号以后，我们搬到了原北京公安五处的家属院，只住了一年，爸爸就派人接我们去兴凯湖了。离开北京那一天，就是让搬迁户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日子。我无缘参观，1994年根据北京市政府文件，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北京，现住大兴。
祝您：健康、快乐。
 
 
 
                           李凡
                          2009-6-17

司法部街 发表于 2009-12-29 18:08:00

你好！校友。我是52年上一年级，很怀念学校，记得学校中心院子铺的是地砖，三面有回廊，下雨时也可在教室外面活动，靠西面是两层台阶台，学校开大会或演电影、文艺晚会等那都做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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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旗手卫胡同13号

李凡：旗手卫和锦衣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