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僧尼形象管窥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3" width="90%" align="center" border="0"><tbody><tr><td align="center"><font size="4"><b>《红楼梦》僧尼形象管窥</b></font></td></tr><tr><td align="center"><hr size="1"/></td></tr><tr><td>【作者】<b>廖信裴</b></td></tr><tr><td>【关键词】 红楼梦 尼姑 和尚</td></tr><tr><td><br/><p><br/></p><p></p><p>《红楼梦》包含的生活内容不只似海洋森林般丰富，它所展现的各类文学形象更堪称多姿多彩的艺术画廊。世态百相，仪态万千；而每一形象所寓含的哲学、思想、文化、伦理、宗教、艺术的意蕴则更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彩，耐人寻味和思考。就以作品着墨不多的僧尼形象而言，小说所写僧尼共9人（栊翠庵妙玉，水月庵静虚、智能、智通、智善、沁香、鹤仙；铁槛寺色空，地藏庵圆信），在全书400余众的人物画廊中，可谓凤毛麟角，但却自成体系，她们不只以自己鲜明的个性丰富了作品整个人物画廊的色彩，她们身上所凝聚的文化、宗教积淀，仍有着深刻的认识意义。</p><p>僧尼形象系列中，从情感角度和人物命运看，作家寄予无限同情的要算栊翠庵的妙玉和水月庵的智能这两个悲剧人物。这两位妙龄女尼，一个丽质高洁，一个纯洁妍媚；一个潜心佛门，一个留恋红尘；一个通晓经法琴棋，一个粗笨活儿差使。她俩尽管气质、追求各异，但获得的却是相同的悲剧命运。</p><p>妙玉，是“金陵十二正钗”第六号人物，作家着意刻划的人物之一，小说在十七、四十一等12个回目里都有对妙玉的描写。她出身仕宦，由于自幼多病，才饭依佛门，妙玉从仕宦千金到私门庙堂僧尼，既有自身因素，更有社会因素，那就是封建社会末期社会不断动荡分化导致的豪门破落，以及当时宗教的盛行和人们的虔诚。妙玉出身仕宦，带发修行，具有僧不僧、尼不尼的特殊身份。作家对妙玉肖像未作正面描写，但侧面烘托中可知她是一位绝色女僧，宛如晶莹美玉，她不仅精通琴棋，还具诗才，所作《中秋夜大观园即景联句三十五韵》使诗坛高手黛玉、湘云也称赞不已。她的天性高傲怪僻，欲遁空门而又尘情未了，反映出她思想的矛盾；她自称槛外人，“啖肉食腥”，视“绮罗欲厌”，但长年的青灯古殿，则又曾使她神不守舍，走火入魔。妙玉性格的怪僻、思想的矛盾一定程度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社会剧烈动荡分化中，某些人们想逃避现实而又无法逃避的复杂心态，是彼时彼地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社会的发展更迭，使妙玉的悲剧包含着必然性。曹雪芹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看到了妙玉悲剧的必然因素，所以把她列入“太虚幻境”的“薄命司”，对她的命运结局早就框定：“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而且还在《红楼梦十二支曲·世难容》中对她的悲剧作了进一步揭示：“可叹这青灯古殿人将老，孤负了红粉朱楼春色阑，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从对妙玉的欲洁不洁、云空未空的悲剧描写中可以看出作家的无限深情以及对禁欲主义生活的否定。高鹗续书的功绩，则正如舒芜所言：“就在它掌握了前八十回艺术形象发展的规律，彻底地完成了这个过程。”高鹗在小说一百十二回里安排设计妙玉遭大劫的悲惨结局，尽管有不尽人意之处，但应该说基本上是忠于判词而符合情理的。</p><p>智能，水月庵尼姑，出场亮相仅3次，她的身世作家未作交待，但出家修行决非她的本意，她把禁欲主义的佛门生活视为“牢坑”，决心离开人性被严重扭曲的牢笼。从贪玩好耍的小姑子到妍媚动人的妙龄女尼，她犹如冰雪中惹人眼目的一枝红杏，身在庵中，心在庙外；穿戴道袍道冠，但却没有一丁点儿虚伪、矫揉造作的面孔和语言；化缘豪门显贵，却不追恋公子王孙；不谙经法，不具才艺，但却天真活泼，热情似火。当秦钟对她挑逗并表示爱情，作为一个青年女性，便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不顾佛门“万恶淫为首”的清规戒律，大胆地把自己的身、情、命无保留地交给对方，抛掉女孩儿特有的羞涩，当然这未免天真幼稚，但是她的选择，却使人在荒漠上看到了绿洲，黑夜里望见了星光，严冬里感到了春的萌动。她被秦父所逐而不知下落的悲剧命运，是要求个性解放萌芽的民主思想受到强大封建势力扼杀的结果。智能的选择为当时社会所不容，更为佛门所大忌，可是作家却偏把她置身于所谓“净土”的佛门，这种安排不只符合生活真实，不只强化了民主思想与封建势力之间矛盾冲突的力度，而且还有力地说明佛门并非净土，佛家所宣扬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万境归空的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p><p>妙玉与智能，这两朵开放在佛苑里的春花，尽管性格迥异，气质各殊，但都未能被佛门彻底感化而超脱自己，都未受到佛门的庇佑而最终红颜薄命。</p><p>僧尼形象中，水月庵的静虚、智通、沁香、鹤仙和地藏庵的圆信是作家贬斥和否定的人物，描写叙述或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强烈的厌恶之情。这组形象，可分三个层次，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现了这些“慈善为本”超脱红尘的世外人的伪善面目。</p><p>静虚，水月庵主持，是杀害两条人命的主要参与者。王熙凤弄权受贿、伤天害理等一系列勾当皆由静虚唆使而始，她明知长安县张财主的女儿已受聘于原长安守备的公子，但为了巴结长安府尹，却竭力唆使凤姐进行干预，让贾府知会长安节度使逼守备退亲，致使财主女儿和守备公子这一对情种双双以身殉情。这笔交易，王熙凤从中安享3000两银子，静虚也从中大获其利，故脂砚斋评曰：“坏极！妙极！若与府尹攀了亲，何惜张财不能再得，小人之心如此，良民遭害如此。”她唆使凤姐伤天害理之时，口念“阿弥陀佛”，其实肚子里早就明白这是一桩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唆使过程之中，她充分掌握凤姐的性格特点，竭尽奉承、激将之术，让对方上钩，以达到自己的可耻目的；她买通凤姐逼守备退亲之后，毫无半点愧色，立即知会张家退亲，其老谋干练则远非坦荡怀柔的出家人所为。作品描写静虚，虽只着重在这一事件之上，但其虚伪、贪婪、势利、残忍的嘴脸却跃然纸上，一对钟情的青年男女竟丧命于佛门老尼之手，而口不离“阿弥陀佛”的慈善使者为财竟如此心狠手毒，这血淋淋的现实无疑应当引起人们警醒和思考，难怪脂砚斋于此称送10两银子与静虚念“血盆经”的胡太太为“胡涂人”。</p><p>智通和圆信，智通是静虚的弟子。圆信是地藏庵女尼。这对形象，作家着墨不多，前者仅亮相两次，后者则只一次，都是几笔带过，但作家感情色彩很浓，直呼二人为“拐子”。小说第七十七回写芳官、藕官、蕊官等人因饱尝人世苦汁，看破红尘，执意出家修行（其实是他们要求人的尊严的曲折反应），正当王夫人主意未决之际，化缘游串于荣府的智通、圆信听信后顿生歹心，立即设法拐骗这几个女孩回庵做活使唤。与静虚一样，她俩都能充分掌握对方特点，利用王夫人的好善心理用花言巧语促其应允；“因太太好善，可以感应得这些小姑娘们皆如此。虽说‘佛门难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立愿，愿度一切众生。”二人的歹心与嘴上的慈善语言形成鲜明反差，寥寥几笔，二人的伪善面目便暴露得淋漓尽致。作家塑造这对形象的意义在于，不只让人充分认识这些身着道袍道冠的出家人的伪善面目，而且揭露了当时社会悲剧的广泛性、深刻性，小小优伶，因饱尝人世苦汁，立意修行。然而，坑骗她们的却正是她们虔诚向往的佛门弟子；王夫人本出自善心，欲积阴功，结果反成了两位拐子的帮手。事与愿违，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构成了辛辣的讽刺。</p><p>沁香与鹤仙，水月庵女尼。小说第九十三回写贾政一日早起，门子呈上一张匿名帖儿，写道“西贝草斤年纪轻，水月庵里管尼僧，窝娼聚赌是陶情。不肖子弟来办事，荣国府内好声名。”为此贾政特命管家赖大查办此事。赖大到水月庵正碰上贾芹与庵中众女尼喝酒猜拳，不成体统。又在众女尼中特别点出沁香与鹤仙二人，并交待二人长的都甚妖烧，早与贾芹勾搭上手，赖大所见与匿名帖儿所揭基本吻合。沁香、鹤仙虽只亮相一次，但其放荡之态可掬，作家把二人称为娼妓，把佛门净地的水月庵看作藏污纳垢之所，感情色彩不言而明。</p><p>这组形象，分散于作品的各个篇章，贯穿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尽管书稿前后易手，但作家的态度、感情、观念却一脉相承，从刽子手、骗子到娼妓，都是作家贬斥和否定的人物。这组形象，与作家无限同情的两位妙龄女尼妙玉、智能形成对照，作品从一正一反、一褒一贬、一悲一喜的不同角度，表达了作家的民主思想与宗教观。</p><p>色空与智善。色空，铁槛寺主持；智善，静虚的弟子，二人身上作家感情色彩不明显，没有独立的美学意义，只是在作品情节的衔接上完成一定的结构作用之后随即消失，属过场人物。小说第十四回写秦可卿发灵之前贾珍带领阴阳生往铁槛寺查看寄灵之所，嘱咐该寺主持接灵有关事项，于是色空始得登场亮相，出场后作品也只用“忙备晚斋”一句叙述即止，即使在第十五回作品对铁槛寺作补充交待中也未再提到色空，足见该人纯属过场人物。小说第十五回写秦可卿发灵当天王熙凤在铁槛寺办完寄灵应酬之后带领宝玉、秦钟去水月庵歇息，水月庵主持静虚率领弟子智善、智能于寺门迎接，作家笔下才提到智善，出场后于该回目也只再现一次（正当宝玉、秦钟与智能嬉戏之时来叫智能去摆果碟子）随即消失，十分明显该人物在作品中的位置与作用同色空一样，二人除在情节上起衔接作用外，对作品整个人物画廊还能造成一种万象森罗之势，起到目不暇接的艺术效果。《红楼梦》提到的人物虽说400余众，洋洋大观，其实作家精心刻划者仅几十人，其中不少人物仅点到而已，这种一鳞半爪、虚实相衬的手法，正是《红楼梦》人物描绘艺术的独到之处。</p><p>纵观作品的僧尼形象系列，其主要审美价值在于：</p><p>第一、丰富了作品人物画廊的色彩，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红楼梦》虽主要写贾氏宗族的兴衰过程及宝黛的爱情悲剧，但作家的笔触并未局限于贾府高墙大院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而是以贾府为轴心向外延伸，上至皇亲国戚、皇妃太监，下至士农工贾、三教九流，绘成一幅色彩斑斓的芸芸众生图。我国宋代画家张择端所作《清明上河图》以全景的形式广阔而详尽地描绘了北宋汴梁的都市生活，展现了当时数以千计的各阶层人物的形貌，而被誉为生活的长卷，那么，《红楼梦》则以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吸引着、激动着千万人，以它那耀眼生辉的人物画廊，丰富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宝库。作品的僧尼形象，正是整个人物画廊中的一雕栏、一画础，微观而人各其面，宏观而自成体系，是整个画幅中不应忽视的一彩一笔，缺之定将减色。艺术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作家描绘于作品中的各类人物形象，以现实中的芸芸众生为矿藏，作品的生活容量，尽管取决于作品形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但也离不开作品人物、情节的丰富性，因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绘成绚丽多彩的生活图画，可以反映出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焦点和热点，《红楼梦》所写僧尼虽仅有9人，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透过她们的悲欢离合、生死沉浮，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生活的影子，进而映衬出整个时代社会环境，对于《红楼梦》人物的丰富性，何其芳曾说：“它以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和天然浑成的封建社会的生活图画，塑造了可以陈列满一个长长的画廊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和典型人物。”(《论＜红楼梦＞》）这一评语，一点也不夸大。</p><p>第二、独具的审美价值和特有的认识意义。作家曹雪芹反映在《红楼梦》中的世界观是复杂的、矛盾的，如“色”“空”观念，“历史循环论”, “因果报应”等等，为此，曾有人说作者有宗教情绪，受佛家影响，这一标签贴在作家身上是否恰当？自有专家评说，但是作家在整部作品里通过现实主义的描写，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光芒，对于青春、爱情、幸福的渴求与赞美却是十分明显的，这一主要精神，不仅体现在对贵族青年爱情、婚姻悲剧和对女奴争取人的尊严的同情上，而且也体现于对身着道袍道冠的妙玉、智能悲剧人生的无限深情和对静虚、智通、圆信等人的贬斥否定之中，这些人由于身处清规戒律森严的佛门，蛰居超世脱俗的净土，她们无论是对青春、爱情、幸福的追求或者扼杀，比起一般世俗凡人就更耀眼注目，因此，作家所闪现出来的民主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也就越加强烈，形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也就越具光彩。俄国十九世纪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中曾指出：“最强烈的抗议最后总是从衰弱的而且是能忍耐的人的胸怀中迸发出来的。”妙玉的神不守舍、走火入魔，智能的钟情痴迷、叛佛私逃，正是死寂世界里的一线生机。至于僧尼形象中作家所否定的人物，由于她们处于悲剧人物的对立面，同样也包含了作家的审美情感和审美评价，只不过作家是用否定和揭露的方式来表达其思想观念和美学追求，因此静虚、智通、圆信等人同样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写出家人不守清规戒律或干坏事者，有明代无名氏编辑的《僧尼孽海》，在冯梦龙、凌濛初编撰的《三言》、《二拍》中也可见到，这对认识僧尼这一特殊阶层有一定意义，不过瑕疵过重。而《红楼梦》所写僧尼，则更贴近生活：（1）像生活中良莠并存的芸芸众生一样，作家笔下的僧尼形象，并非一个模式，一个类型，而是人各其面，雅俗各殊。（2）与生活中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社会现象相同，作家笔下的老少僧尼并不都是好人好报或恶人恶果，而是随着社会的波涛相沉浮。（3）同生活中人与环境的关系相似，作家描绘的僧尼既是这样的“单个人”，又具有时代社会的烙印，因而不只是揭示出她们所为的偶然性，而且更揭示出所为的必然性。正是作家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突破观念的局限，揭开佛门的帷幔，真实地再现了这一特殊领域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撞击与拼搏，展示了人性的复苏与呼唤，将她们的谋求欲念与心底奥秘曝光于千万读者眼中，以致形象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和认识意义也就显得更为特别。</p><p>第三、超越时空的深刻意蕴。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尽管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定内涵，但就实质而言，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恩格斯说：“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妙玉的皈依佛门，芳官、藕官、蕊官等人的执意出家修行，就是企图从虚幻世界中寻求解脱。静虚等人伤天害理等一系列勾当所以得逞，就是因为披着佛家迷人的外衣。智能从小身居庵中而情缘未了，佛门却无力融化现实与追求的矛盾。曹雪芹的宗教观虽然是复杂的、矛盾的，但是从作家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中，从作品僧尼形象所显示出来的客观意义：欲洁不洁，云空未空，却超越时空，闪烁着睿智的光辉，引发人们进行严肃认真的思考。</p></td></tr></tbody></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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