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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体一愤青 发表于 2005-12-14 21:53:00

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

<DIV align=center>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DIV>王军曾对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做过一次访谈，中心话题就是“唤醒对街道生活的感觉”。杨保军严厉批评了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城市中正在蔓延的规划风气，认为这种以大马路为中心的城市规划忽略了人性，失去人的尺度。人的尺度应该是这样：“你想想，一个孩子生下来后，先是在母亲的怀抱里，懂事后对家庭有了感知，再大一些，就要走进社会了。这个过程，是先迈出家门走上街道。他走上街道后，就会知道这个社会是美的还是丑的。如果街道是友好和安全的，他就会对社会产生健康的心态。如果他到街道上一看，是乱糟糟的，是拥挤的、污浊的，甚至是无立足之地的，那他对这个社会也不会友好。”
杨保军发问：我们逛街是为什么？有的人可能是有目的的，有的人可能是没目的的，没有目的也要去逛，因为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街道要安全，要不断有故事发生，要有起伏，要有高潮，这样的城市才有风采。你在哪里感知城市？肯定不是在宾馆，而是在你穿行于城市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街道就很重要了，它会让你感到，这个城市是否对人友好。
王军爱讲一个故事。1999年北京召开世界建筑师大会，南非建筑师学会主席维维安·雅弗在横穿北京的一条马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去世。英国建筑学者彼特·戴维为此撰文称：“北京，一座有着1200万人口的巨大城市，在广阔的大地上延绵伸展，集中体现了世纪之交建筑和城市发展的种种过失。”王军把这样的表述翻译成大白话：“北京绝对是一个‘最好’的研究标本，在过去几十年中被证明是失败的各种规划方案，你在北京全能找到。”
他们只知道把多样的生活裁剪成一般整齐，满足他们自命高雅的审美情趣
当年，在纽约东哈莱姆有一个住宅区，那儿有一块很显眼的长方形草坪，它成了那里居民的眼中钉，大家非常讨厌它，催促着把它铲掉。这使一位社区工作者非常诧异，问起原因，她得到的回答通常是“这有什么用？”或者“谁要它？”最后，一个能说会道的居民说出了完整的理由：“他们建这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5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但是那些大人物跑来看着这些绿草说，岂不太美妙了！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
雅各布斯评论道：有一种东西比公开的丑陋和混乱还要恶劣，那就是带着一副虚伪面具，假装秩序井然，其实质是视而不见或压抑正在挣扎中的并要求给予关注的真实的秩序。
董豫赣对这块草坪印象颇深。进而，他特别关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的核心观念———平衡，即强调城市生活的多样性。生活多样性的背后，是一个标准多样性的问题。在他所任教的北京大学周围，许多原本丰富多彩的区域被“一一干掉”。北大的东门外、南门外、西门外，变得和生活标准、文化标准、艺术标准等等通通无关，而只与效率标准有关，其实就是一句话，修大马路。而归根结底，则还是惟一的经济标准淹没了一切。
北大东门外如今交*着宽阔笔直的白颐路和成府路，行色匆匆的学生和路人也许不知道，著名的万圣书园当年就是在东门外那一片“破”平房中的两间里，著名的雕刻时光咖啡馆曾经也只是那里面的小小一间，还有同样著名的三夫户外用品店……那片“破”房子，和许多人关于北大的记忆相连。
北大BBS上流传过一篇著名的帖子《北大周边小饭馆祭》，看得老北大人唏嘘不已。帖子写道：
“2002年5月14日，和朋友们照常于晚10点后来到西门外的小巷子。在巷子的那头，仍然亮着熟悉的灯火。不同的是，那条破烂的小巷中，停了两辆货车，部分地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没有注意这些，轻松地聊着天，直到走到那些灯火前，才发现，以往熟悉的那个到处是小饭馆的巷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原来，那两辆货车，就是拆毁这些饭馆的工具。看得出来，拆毁行动刚刚过去，到处是残砖碎瓦。几个原来的住户，还在默默地将一些砖瓦装进竹筐里运走。那家熟悉的老马羊肉，一天前，我们还在里面叫了啤酒，叫了烤羊肉筋、烤羊腰子，慢慢地喝着、吃着、笑着，现在也没有了。那个戴着白色的小圆帽、总带着善良的笑容的、听我们点菜的维吾尔小伙子，也不在了。他们是一大家子人吧。还有那一帮总在外面不停跑着的，不时哈哈地笑起来的四五岁的维族小孩，自然也不在了。
“北大周边，再也没有这样的小饭馆了。……在这个几万人拥挤在一起的大学里，以三两朋友组成的，和这样的小饭馆搭配的饮食队伍，究竟有多少，是不可能知道的，但用数不胜数来形容，大致不会有什么错误。然而，那么多那么兴旺的小饭馆，终于也能被拆完。这是三年前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但也正常，就算是森林，人们不是也有本事哗啦啦两下就砍完的么？先是小东门外，那家简陋的四川小饭馆里的水煮鱼，至今仍勾不少北大人的食欲。在那片小饭馆和咖啡街变成一片瓦砾之后，我们转战南门外的老虎洞胡同。有多少个夜晚，11点以后，无数队同学们，穿着拖鞋，稀里哗啦，松散地列着队，高声地笑着，向老虎洞顽强地挺进。到那里，坐下，叫着啤酒，叫着花生米，吵着、骂着、大笑着，用手抓过骨头啃着，然后扶醉而归。但终于，老虎洞的末日到了。我们又转战西门，但终于，西门外的小饭馆的末日，也到了。
“这是多么喜人的成果呀！高雅的北大人，终于可以和那些低俗的、简陋的、杂乱的饭馆划清界限了；终于可以全都回到星级饭店式的学生食堂里，一字排开、整齐地坐着，带着被关怀后的幸福的笑容，优雅地往嘴塞食品了。那帮好大喜功的头头脑脑们，终于把这些小饭馆全部清除了。打的旗号，听说竟然是什么‘校园周边环境治理工程’。他们知道个屁‘校园周边环境’，他们只知道把多样的生活裁剪成一般整齐，满足他们自命高雅的审美情趣。
“我当然也是学生，没有任何权力来阻止这一切发生。只能在这里，为北大成为更整齐的北大祭祀。”
谁来为北京成为更整齐、更规范、更高效、更有秩序、更现代化、更国际化、更……的北京祭祀呢？
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
北大教授唐晓峰拍着《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封面说：“我更关心的是‘死’的问题。”在他看来，当前的城市发展热潮中，整体来看中国的城市充满了生机，然而对城市局部的“死”关注得远远不够。
王军说，平安大街、两广路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长期关注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记者眼中的“死”。
史建说，前门大栅栏、隆福寺、秀水街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同样长期关注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建筑评论家眼中的“死”。
唐晓峰说，西单十字路口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历史地理学者眼中的“死”。
雅各布斯说：“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
所以，说保护北京老城，不是保护一处死去的文物或者历史遗迹，而是保护一种活生生的生活形态。作家冯骥才曾提出，保存胡同和四合院其实是保护一种文化，“对于城市的历史遗存，文物与文化是两个不同概念……我国只有文物保护，没有文化保护，民居不纳入文物范畴，拆起来从无禁忌”。艺术家陈丹青说过一句气话：“北京拆除胡同，不是居民迁移与城市改造，而是传统居住文化的大规模生态灭绝。”
半个世纪前，当梁思成为北京城墙的拆毁而痛心疾首时，北京城其实并没有“死”，因为大量的民居还在。著名建筑师张永和向同事说起自己小时候的北京城时，会热泪盈眶，他说他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爬上围墙，看见的是一片黑瓦的海洋，中间涌起一座金黄的宫殿。
然而在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旗帜下，北京老城的民居正在被“危旧房改造计划”所扼杀。王军在他的《城记》里饶有深意地对比道：2000年6月，北京市政府作出决定，未来3年内拿出3．3亿元人民币修缮文物建筑；同年11月，北京市划定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又确定了第二批15片）；同年12月，北京市提出5年内基本完成危旧房改造的计划，需要成片拆除164片。王军说，这意味着北京古城内未被划入保护范围的地区，将更多地成为改造的对象。
在王军看来，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也就是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色，即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土机越碾越多。他说，他曾在北京规划展览馆门口看到这样的字样：“本展馆内容与拆迁无关请慎重购票”。这个相当反讽的告示直逼现实，“因为有太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家会不会被拆，想到这里了解情况，有的人无一所获，就提意见，于是展览馆就得出个告示以免责”。
史建说得比较极端：“现在的情况是，一规划就死，一改造就死，改一个死一个！”
史建记得很清楚，大栅栏地区是改革开放后北京最早的实验点，这个区域的个体经济是最早恢复的，因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里曾经兴盛过一阵，最著名的代表就是前门大碗茶公司。后来为了解决前门的交通问题，进行过一轮改造。史建认定，这次改造把类似前门大碗茶这样的活力给扼杀了。
不久前，北京市社科院发布《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报告》，显示大栅栏已开始呈现典型的贫民区景象：人均日消费8元，有的三口之家竟挤在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里。
北京城的中心竟然沦为贫民区，这无疑是不可接受的。于是政府下决心投入巨大资金再次进行改造。然而在史建、王军等人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改造规划后面隐藏着更大的危险。史建说：“在市中心大规模拆迁，不管你的初衷多么好，一定是伤筋动骨，事与愿违！”王军去看了拆迁现场，感叹仅仅数月时间，南北纵穿前门大栅栏保护区的煤市街扩建工程已拆得犬牙交错。他担心，这样的扩建重蹈前门南端广安大街的覆辙———一条大街宽70米，东西横贯北京南城，结果，过去的菜市口、珠市口、磁器口三大商业区都衰落了，“这么宽的路，这么多的车呼啸而过，谁逛啊”。
雅各布斯在1959年写过一篇文章，《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王军多次提到，这个标题让他很感动。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雅各布斯指出了一种“一厢情愿的神话”：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资金———数目通常以数千亿美元计———那么我们就能在十年内消除所有的贫民区，在那些空旷的、毫无生气的灰色地带———它们在过去和过去的过去曾是郊区———扭转衰败的趋势，为那些四处观望的中产阶级找到一个家，也许甚至还能够解决交通问题。
“但是请看看我们用最初的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住宅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中等收入住宅则是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快车道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
她的结论———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肢解和洗劫。

飞哥发表于 2005-12-14 22:08:00

我还是引用天海餐厅老板贾勇的话"老北京的味真蹿",味从哪来?还得说咱北京的街道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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