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哭梁公 二哭北京

这几日，读完了《城记》（王军著，三联书店）。自始至终，对这本书的阅读不是一个愉快的经历。

四、五十年后，书中所述种种早已尘埃落定，所有的损失已无力再弥补，所有的伤痛已无法再愈合。一切已经写入历史，不可逆转。掩上书的一刻，心力交瘁，跌坐在桌旁，久久无语。

遥想当年，梁思成、陈占祥、华揽洪、林徽因等人，年轻英俊，学贯中西，一身抱负，一腔热血，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恰值新中国成立，百废待新，正是施展才华用武之地，倾尽平生所学之时，何等意气风发，豪情满天。然此后种种，竟没有一件称心如意，最终尝尽人间苦难，染疾撒手人寰，多多少少带着些遗憾吧。实乃人间一大悲剧。此中之无奈，只能让后人一再叹息。

在读到梁思成去和历代帝王庙牌坊告别的那段文字，不觉泪下。心中默默想着，一个孤寞的身影，久久伫立在饱经风雨仍气势恢弘的牌坊前，独自为牌坊将要终结的历史使命默哀？还是徘徊在她雕刻精美，高大雄伟的身形下把最后的记忆死死的印在脑海里？梁公曾写下：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书中描画了一个表，历书北京内城、外城、皇城城门被拆或毁的基本情况，冷冰冰的数字，却清晰无比的让我们看到了从上世纪初到1969年城楼已经被损坏殆尽的整个过程。心痛的无以附加，沉重的不敢直视这些数据，虽然理智告诉自己这就是事实。那么梁公呢？他的痛又有谁能知晓？无力感。恐怕真是生不如死。

对北京的城墙的破坏，集中的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一次是文革间为修地铁。文革间对各种古建筑和文物的破坏也是惊人的。难以回避的历史。现在北京的城门只剩下了“一对半”，“一对”指的是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半”指的是德胜门箭楼。这两处我都是去过的，如今才知其价值，它们都是仅存的硕果。城楼本已雄奇，每次经过德胜门都要久久凝视，可如果是绵亘的城墙连成一体，那又是何等的奇景。而我们只能通过文字的记述自己在脑海里构造了，瑞典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所著《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提及：“我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之美，鉴于北京城墙之美，鉴于它们对周围古老的建筑、青翠的树木、圮败的城壕等景物的美妙衬托……它们与周围的景物和街道，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别具一格的优美画图。”我是相信的，可惜不再有幸目睹它们的雄姿，只好从图片里去瞻仰它们在那个时间和空间里的定格了。唏嘘不已。

那天坐汽车还看见了书中所说的内城西城墙南端残存的那段城墙——仅存的两段城墙之一，不过颜色新鲜的很， 一看就不真。现在从书里得知它确实是个假古董，对照《北京旧影》里的老照片，现下的这个碉楼和敌台的位置根本就被修错了，作为外行的我们若不知原委还真要被它唬了去。至于另一处的东南角箭楼，我想每个坐火车上北京的人都对它有印象，绕过它火车向西北转弯就进了北京站。它们坚硬的骨架未曾在战火中被摧毁，甚至和于谦、袁崇焕等名将的名字一道名垂青史，却被具有“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国人依仗人多力量大就灰飞烟灭般再找不到半丝踪迹。无论再怎般忏悔与追寻，找不回，“北京的骨肉和民族的精魂”。

我曾经站在天安门广场赞美它的开阔，我曾经行驶于长安街欣赏它的气派，我甚至喜欢一座座盘绕繁复的立交桥、方便快捷的地下铁。可这一切一切的存在都是以城墙的不复存在为代价的。如果让我选择，我宁可不要那些，换回城墙。

正如梁公所说他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我也不是复古主义者。只是源自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喜爱，对古代劳动人民高度智慧的崇拜。虽然城墙在那个时候确实给交通带来了很多不便，虽然城墙的维护需要大量财力物力人力，然而我们可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比如修环岛绕行，惟独不该说拆就拆，毫无回环的余地。“外行人指挥内行人”从来就没有做成什么好事。否则要专家何用？

陈占祥在回忆梁思成时写下了这样的话：“1971年底，当我去北京医院看望病重的梁先生时，他还鼓励我要向前看，千万不能对祖国失去信心。他说，不管人生途中有多大的坎坷，对祖国一定要忠诚，要为祖国服务，但在学术思想上要有自己的信念。这，可说是梁先生对我的宝贵遗言了。而他正是这样生活的。我敬佩梁先生待人的诚恳和正直。……”看到这段文字，正坐在自习室里，也顾不得旁人，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只不敢出声。我不知道北京的城市规划今后将何去何从，希望借2008奥运会的春风能有理想的改造，到时当告慰梁先生在天之灵。历史的错误不会再度上演。

哎，俱往矣。我想我该出门走走，去看看城垣的遗址，这次当有不同的感受。（北京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