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1964年入西廊下小学的同学-老校友-服务器里的北京 - 老北京网

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5 11:14:00

寻找1964年入西廊下小学的同学

如有1964年入西廊下小学的同学请与我联系<a href="mailto:mizengzhi@21cn.com">mizengzhi@21cn.com</a>       欢迎西廊下小学的各届校友在此相聚相叙、攀谈宣泄。       西廊下小学的岁月已随风飘逝，我却始终难以忘怀那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日子，那是我少儿时代的一张光盘，少儿时的许多记忆都刻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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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7 15:26:00

坐落在西城区西廊下胡同的西廊下小学是一间很普通的学校，64年至71年我是在这所小学度过的。校长好像叫张玉荣，一个弱女子，四十岁左右，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在西廊下胡同的南口有唯一的一座八层高的大楼，与周围的四合院相比显得鹤立鸡群，文革刚开始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跳楼。是我亲眼所见。我的班主任叫关美康，很好的一个老师。由于我家离学校近，关老师经常家访，但从不向家长告状，讲我在学校惹的祸，只是希望我怎样改进，因此我少挨了不少的打。听说关老师后来嫁到了外地，至今已经联系不上了。文革前的小学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例如，每周一检查个人卫生，指甲剪了没剪，头发该不该理。每天放学要排路队回家。做作业有家庭小组互相帮助。中午要午睡。老师经常家访，甚至经常上我家检查我的午睡情况，多么负责的老师呀！那时少年宫就在学校附近，课余可免费看幻灯，免费看小人书。还有航模、气象、无线电小组等。也没有现在学生这样大的学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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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7 15:45:00

曾写《那人那院那所学校》《发小儿》的卞军先生的母亲也曾是我的老师，文革挖防空洞时，我与同学打架，被她发现，那时我正在争取加入红小兵，心想一切都完了。可是老师并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处理，最终没有影响我的“进步”。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在我长大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凡是处理类似的事时，我都非常慎重，给人留以机会。小学还有一个老师给我一定的影响，他叫张宏道，教我们美术。他的美术字写的无与伦比，非常漂亮，是全校写的最好的。我一直在模仿他的字，当然没有张老师的字好，就是这样，我已经受益终身了。我六年级的班主任叫赵宏跃，一个单身小伙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除了上学，整天泡在他的宿舍，看他的藏书，听他给我们讲故事。其中华罗庚就是第一次从他那里知道的。 <img src="http://img.obj.cc/forum/dvbbs/2007-7/200773110541860080.jpg" border="0" onclick="zoom(this)" onload="if(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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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7 16:22:00

由于是就近入学，所以同学就是街坊，就是玩伴，就是发小。如今我们都分别有四十多年了，但我还经常会触景生情地想起他们。82年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我居住了二十五年的中廊下胡同，离开了附近的西廊下小学。几年前我回过一趟母校，母校还在，但已不是学校，估计很快也要拆了。为了怀念母校，2000年我在<a href="http://www.chinaren.com/">www.chinaren.com</a>上创建了西廊下小学校友录，供所有西廊下小学毕业的校友在上面交流，现在已有八个班的部分同学加入了。我的同班同学：肖庆平、康文新、张宏山、贾志川、何义贤、刘青、王月明、石来银等还没有联系上。肖庆平、康文新、张宏山的父母都在《解放军报》印刷厂工作，每次毛主席发表最新指示，他们都是最早知道。经常是我们全家已经睡下，他们跑来敲门报信。当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一旦有最高指示发表都要游行庆祝，跟现在的朝鲜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一般游行到天安门，人人胸带毛主席像章，手捧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路高喊口号：热烈庆祝毛主席最高指示的发表！王月明曾和我是同一个家庭学习小组，因此我经常去她家，可以看出过去她家家境很好，全套的明清家具，王月明的母亲对我们很和蔼。贾志川、刘青住在狮子府附近，也是我们班的班干部，所以他们自然要以身作则了。刘青学习很好，我很佩服，一直是我要追赶的目标，小学毕业后一直没有联系。何义贤的家文革期间被抄，何义贤的母亲是位非常坚强的人，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每次见了我仍然打招呼，经常向我打听二小（何义贤的小名）在学校的表现。石来银同学与我住在同一条胡同，小学时个子比我高，我当时摔跤摔不过她，但是人很大方善良。另外<a href="http://www.chinaren.com">www.chinaren.com</a>（校友录）上，有一位叫韩淑秋的同学加入，但我想不起来她是谁，实在对不起。2007年春节我专门回了一趟西廊下胡同，西廊下小学还在，但已经改名为丰盛中学（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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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8 15:16:00

西廊下小学冬天没有暖气，教室取暖全靠煤炉。文革前每天生炉子的事是由校工来完成的，文革后校工成了领导阶级，生炉子的事只能由被“揪”出来有问题的老师来完成，高年级也有学生自己完成的。由于我家离学校近，早晨我经常主动跑去教室生炉子，以此表示关心集体。文革后，我们基本没有学习文化知识，也不用做家庭作业。每天上学除了军训，就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经常开展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放学后就是一个字，玩！中廊下胡同有一间食品厂（在我们家旁边），是我们学校学生定点学工的地方，每星期学工半天。食品厂生产点心和糖果，学生的工作主要是包水果糖。刚开始半天只能包几斤，后来可以包十几斤。很好玩，不觉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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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8 15:38:00

本帖最后由 mizengzhi 于 2013-3-6 11:10 编辑

学校门口有一个邻居叫马仕禄（同音），凡是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先拉出来给学生或街道、单位批斗一番（我们那一代看批斗会多了，例如：看过彭真在官园挨批，看过陈毅游街，看过吕东被抄家，看过何家大院的老老少少绑在一起游街）。但此公给我印象最深，从来就是宁死不屈，誓不低头。他有个儿子给我的印象更深，坚决站在他爸一边，视死如归。多少年后，我常常想知道他们的情况，因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于是我用百度和谷歌检索过他们，但尚无所获。

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8 16:19:00

面对现在这样低的破案率，使我经常想起一段往事：我小学的同班同学韩X春，曾当过我们的副班长，出于对公安干警的不信任以及迫切想检验一下公安干警能力的动机，写了一张打倒毛主席的反动小纸条，放在了厕所。结果使韩同学意想不到的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迅速的降临在他的头上。那天上课，办案人员给全校师生每人发了一张纸，每人必须写两句口号：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用来验笔迹。案破后，韩同学因年幼未被判刑但经受了极大的打击和压力。为此他可能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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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9 11:04:00

在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和他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的年代。韩X春同学的“反动”行为终止了他继续做毛主席好孩子的愿望。虽因年幼和贫苦的家庭出身而未被判刑，但还是送去了工读学校。韩同学与我住在同一条胡同，他有个哥哥叫韩ying春，他们父母在他们出生时分别在院内种了两棵小槐树，槐树一大一小，随着他们的成长而成长，现在已经是两棵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树了。韩爸爸是位有心人，他多麽希望他的孩子能成为栋梁材呀。韩X春的哥哥现在是一位出名的骨科医生，而韩同学我一直未能打听出他准确的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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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9 11:29:00

我家住在中廊下胡同一号，出门往左拐50米就是西廊下小学分校，既是我上小学的地方，出门往右拐60米就是福绥境小学分校。当我七岁该上小学时，着实让我父母废了一番心思。解放前（或解放初）流传西廊下小学是“窝头校”，即穷人家的孩子较多，福绥境小学是“馒头校”，即是体面家庭的孩子多。正当我父母搞不清自己应该属于那一个层次，孩子究竟应该去那一所学校时。我们的刘少奇主席带头进近胡同，走进大杂院淘厕所，一时间劳动者最光荣成了时尚。于是我父母不再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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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9 15:59:00

刚刚从“自然灾害”中走过来的我们，大多数同学都面带菜色，严重的营养不良，很明显我们那一代普遍的身高偏矮。当时把有肚子的人尊称为将军肚，绝对的以肚为傲。六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已经可以吃饱了，但是大多数人开始认为馒头好吃，窝头不太好吃了（虽然人们还是在天天吃着窝头）。本来这是人的天性，那时则认为是忘本。于是到处开始了忆苦思甜活动：用麸皮加上槐树花或者榆树钱儿，拌上野菜或白菜帮蒸团子吃。因为我家离学校近便来我家蒸，由于我妈没经验，放了盐（没放油，也没油放），结果同学们很爱吃。后来有人批评说不应该放盐，因为旧社会劳苦人民是没钱买盐的。吸取了教训，再做忆苦饭时，不光不放盐了，树叶和菜帮也不洗了，因为旧社会穷人是没钱买水的。再后来怎么难吃怎么做，蒸要蒸半熟，因为旧社会劳动人民是没有钱买煤的。终于有一天同学们开始认识到窝头好吃了，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的幸福了。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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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12 11:13:00

举国筹备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庆典的时候，西廊下小学接受了一项十分光荣、万分神圣和艰巨的任务：参加天安门广场十万人的组字和组边。为何万分神圣？只因有机会亲眼见到毛主席。当时我们五年级，有二百多人，但只能有一百三十人参加，因此竞争十分激烈。刚开始时纷纷写“请战书”，表决心，发誓言，甚至有同学写了血书。后来是大会小会誓师会开了很多会，一个比一个决心大。最后校革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全都参加排练，排练不好的再淘汰。其实这一招更狠，也就是说有七十多人一定会被淘汰。排练开始后，大约每一两天要淘汰一个人。由于谁都不愿被淘汰，所以每人都刻苦排练，万分小心。校革委会领导见几天淘汰不了人后，开始加大训练难度，并且藏起来观察学生，结果开始有人中招。为了淘汰人，校革委会领导还采取了互相揭发，卧底、偷听、突袭等措施。眼见一个个同学痛苦的离开，留下的也更是提心吊胆，百倍努力。终于，只剩下一百三十一人了，最后被淘汰的则是最痛苦的。那时人人自危，决不是言过其实。因为大家一是太想参加庆典活动了，二是年小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挫折磨练，三是毕竟训练了几个月后再最后被淘汰确实太残忍。眼见就到国庆了，校革委会怎么也找不出毛病淘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是越来越紧张，就像一根琴弦越崩越紧.....        最后最倒霉的人终于出来了，他，叫朱军。被淘汰的理由并不是排练出了问题，而是因为他在休息时坐在了老师的自行车上，据说把车的闸弄怀了。修好也不行，只能被淘汰。刚开始他还不肯走，还硬跟着彩排，让人感到心酸。        当国庆庆典进行到最后，十万人涌向天安门时，有的同学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我被挤到了最后，不仅挤掉了一只球鞋，并且失去了亲眼见到毛主席的机会，痛惜很久。        第二年我又有幸参加了排练。后来林彪出事了，庆典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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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2-12 14:28:00

我入学的时候是在三班，上六年级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听说是我们班太淘气，太能捣乱），把三班拆散，原来的五个班变为四个班，即：一、二、四、五班，没有了三班。我被分在了二班，班主任叫赵宏跃。我们那年北京小学、中学招生改为春天，所以我在西廊下小学实际上了六年半的学。正是后头的半年，我又参加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活动，拉练。所谓拉练就是背着背包和炒面，在雪地里向北行军到怀柔最北的古长城，途中吃住在老乡家，夜里要站岗，要紧急集合，离开时要三净一满（屋里、院里、街道扫干净，水缸打满水），行军途中还要一路行军一路歌，总之向战争中的解放军一样。拉练是根据毛主席的“11.24”批示进行的，当时老人家认为苏修要与我国开战，我国不仅要深挖洞广积粮，还要全民皆兵。所以当我们一边喊着不到长城非好汉，一溜跟头走到古长城时，在白雪覆盖的长城上展开了对苏修的一场场声讨。拉练的一路，我第一次走进了农民的生活。那时每天要住在不同的老乡家，老乡吃什麽我们就吃什麽。但通常吃的是棒子碴粥和贴饼子，只有很咸的咸菜。老乡的炕是用土坯砌的，我们在上面活动经常给踩坏，又不敢声张。因为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一条，损坏东西要赔，而我们根本没有能力赔，又怕挨批评。拉练的一路，我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例如学会了在夜间看北斗七星，根据太阳判断时间，根据树木判别方向，挑担，井里打水等。最主要还是锻炼了我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拉练大约进行了二十多天，回来时受到了热烈的夹道式欢迎。接着是春节，春节一过就小学毕业了，没有举行毕业仪式，也没有机会照一张毕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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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北京人 发表于 2007-2-25 19:04:00

这真是一篇好文章！翔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每一个细节，令人感动。其实，历史不仅仅是大的轮廓，也包括细节。正是这些细枝末节构成了历史的真实。人们总有一种看法，认为小学教师无足轻重，我却与此文作者有同感。小学教师是孩子的启蒙教师，教给孩子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学习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这些都将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借此也怀念一下我的小学教师魏振华：一个很优秀的语文教师。正是由于她的教导培养出了我学习的兴趣，使我学以致用受益终生。工作后我曾寻她多次，未果。也不知今安否？真希望魏老师——哪怕是她的后人听到我的声音：“魏老师，孩子想念您”。

南山石 发表于 2007-3-22 15:56:00

好文！虽然是作者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但也是一个时代的典型记录和写照。已在“木铎.儒教论坛”上转载推荐...

中心角 发表于 2007-3-30 15:16:00

我也是６４年上的小学，楼主的回忆文章勾起了我对哪个时代的回忆，写得好．向这位同龄人致敬！

三面红旗 发表于 2007-5-10 11:20:00

本帖最后由三面红旗于 2013-3-4 10:12 编辑

{:soso_e179:}

mizengzhi 发表于 2007-6-11 16:04:00

本帖最后由 mizengzhi 于 2013-3-6 11:06 编辑

神奇的网络。自从我在《老北京网论坛》上发帖，回忆西廊下小学的学习生活后，陆续收到了部分老师、同学和街坊的信息，很高兴！四十多年，往事如风，人生如梦。若有看过《北京日报》《北京晚报》记者卞军先生发表的《那人那院那所学校》和《发小儿》文章的人，一定记得，卞军在文中写到，“十分想念童年的发小儿张湘，四十多年没有音讯，不知她现在国内还是海外”。非常巧合，卞军和张湘的妹妹张沅分别看到了我以上发的帖子，又分别与我取得了联系，通过我他们终于历史性的相会了。谢谢zhufeng0725、一只北京人、南山石、中心角、大黑熊等各楼朋友的关注和发贴。

mizengzhi 发表于 2007-6-14 11:30:00

1969年在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中苏终于由动嘴发展到动手，由兄弟发展成敌人，珍宝岛事件后，北京空前的紧张，到处弥漫着即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气息。街道和学校贴满了“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玻璃窗都贴上了米字布条，学校开始教授怎样防原子弹的冲击波、光辐射和核污染以及俄语的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学校和街道开始了全民长达十年的挖建防空洞的巨大工作。挖建防空洞的十年中，我都有参与而且负过两次伤，亲眼见到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是空前的。曾经看到过有关报道，称中国挖建的防空洞是另一条长城，毛泽东是认可的，他曾给北京的防空洞题词“地下长城”。假如把挖建防空洞的人力物力用来盖房子，我想北京的房价一定比现在便宜。    刚开始，西廊下小学的防空洞是从操场开挖的，首先垂直挖三米左右，然后分几个方向水平挖，一人多宽，尖顶，前面的人掏挖，后面的人把土用筐传递上去堆在操场上，然后再由低年级得同学用书包把挖出来的土转移到官园公园，硬是在公园内堆出一座土山，现在还在并已经绿化。老师同学，男女老少热火朝天，争先恐后，同仇敌忾，白天挖，晚上还挖。当时北京老百姓吃的就是窝头、萝卜和白菜，很少有肉，真的很苦。但那时的人好像自己并不觉得苦，学校和单位挖完了，回到家街道还要挖。看来战争真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最好办法。       从地下挖上来的土是金黄的细砂土，干净和漂亮，我用书包把它背回家种花。前两天，国家气象局长秦大河发表讲话，称沙尘暴功大于过，华北平原就是沙尘暴营造出来的。我深信！         69年随着北京夏天的雨季来临，由于雨水的冲灌和渗漏，所有的地下防空洞无一例外的出现了垮塌，甚至出现了多起死人的事故。因此又迎来了防空洞的变革－－－用砖拱垒砌。       关于珍宝岛事件，我曾有一个叫瞿兵（吉林长春人）的同事，参加了那场著名的战斗，他经常给我们讲述战斗的经过和过程。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那场激烈的战斗中，体现的仍然是极左的政治挂帅，战士们边打仗，喇叭还要不断的高呼革命口号以鼓舞士气。瞿兵本人就是喊口号的战士之一。由于苏军把他用喇叭喊口号当成了在指挥，一炮打过来，给他打出来个二等功。应该说，珍宝岛战斗是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牺牲了六、七十人）。我曾多次问他当时喊的是什麽口号，他告诉我就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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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6-14 15:15:00

防空洞改为砖砌墙后（其中有短暂时间用三七土夯实做墙），垂直深度也改为了十米左右，水平宽度改为1.5米，水泥预制拱顶做盖，掏挖一小段，马上就砌一小段，边挖边砌，后来还建了一间地下教室。这时大家的干劲更是有增无减，问题是缺少墙砖。“群众的力量是无限的（主席语录）”，不约而同，都想到了老北京的城墙，当时老北京的内城墙还是完好的，这不正好用来修建防空洞吗。离我们学校最近的是阜城门，学校组织或自发者一时间都蜂拥到了城墙上下，有搬有挖，战天斗地，热火朝天。城墙的灰砖质量非常好，几百年后，仍然是一敲当当响，后来有不少的同学拿它凿刻成大哑铃，锻炼身体。城墙外边是城砖，里面是金黄的粘黄土，一点杂质都没有，很纯。城砖用完后，北京人又开始用这些黄土来脱坯烧砖了。一挥间，巨大和绵长的护城墙只剩下了城门。很快，随着北京地铁的建设（这才是真正的防空洞）城门也被铲平了。       我家院内也挖了一个砖窑用来烧制防空洞用砖。要制砖有两件事非常重要，一是砖坯，问题不大，当时脱坯是全北京城人们干的头等大事（其热情远远超过现在的炒股），每人自愿定时定量上交砖坯，还要超额完成；二是烧窑用的柴，一炉窑要烧好几天，要烧掉大量的木柴。因此首先是把我们院内的一棵几十年的大枣树给据掉了，周围院子的也贡献了不少。后来远远不够，学校和街道又组织人力去阜城门的护城河边去伐柳树。我有幸参加，伐树的过程上窜下跳异常兴奋，其实每个人在搞破坏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快感，何况是一次合法的破坏。伐下的树木，由几个人拖拉回来。       烧窑的过程也很兴奋，看着一块块土坯放在窑内，经过七天不间断的烧制和自然冷却，出来的是一块块响当当的红砖，确实有成就感。若想要灰砖，只要在冷却前浇上自来水，红砖就变成了灰砖。当时，我经常躺在床上还想着院里砖窑上烤的白薯。北京城内繁星一样的砖窑，一直把城墙黄土烧完，弹尽粮绝才完成使命。 <img src="http://img.obj.cc/forum/dvbbs/2007-7/200773110561363426.jpg" border="0" onclick="zoom(this)" onload="if(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 {this.resized=true;this.width=document.body.clientWidth*0.5;this.style.cursor='pointer';} else {this.onclick=null}" a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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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6-18 12:14:00

[原创]

转载我的街坊和校友卞军先生的回忆文章：<h1>                  《那人那院那所学校》</h1>                                                                    作者：卞军         西廊下胡同坐落在白塔寺的北边，西廊下胡同不长,北起官园大街，南接现已成危楼的福绥境大楼，胡同中段与中廊下胡同、小玉胡同、大玉胡同、福绥境胡同接壤，我从1963年出生到1993年搬走，在西廊下胡同度过了三十年的光阴。　　我打小居住在西廊下胡同37号院，门的两侧有一对石礅。37号院子分里院、外院。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一进门是个影壁，大大的“福”字使来客一进门就感到吉祥喜庆气氛。里院除了正三间北房外，还有两间耳房，东西三间厢房。外院有一棵桑树，小时候我曾有过用桑叶养蚕，目睹其作茧自缚的全过程经历。每年紫红的桑葚儿熟透时，成为小孩子朝思暮想的“盼儿”。里院正中摆着一个大鱼缸，旁边夜来香、茉莉花、鸡冠花、喇叭花，花团锦簇,南边沿墙根种着一排向日葵。每天我们几个小孩子在院落里嬉戏，那时候玩的东西可多了，不像现在的孩子，只跟电脑“叫劲”。夏天粘蜻蜓，秋天逮蛐蛐，晚上玩捉迷藏，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小院各个角落都洋溢着欢笑，谁家要是做了炖肉煎鱼，肯定拿出来分享，全院和睦得像一家子。　　胡同里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49号军科院宿舍的军人，有2号院组织部等单位宿舍，但胡同的主流人群大部分是工人、商人、售货员等行业的基层群众，但不同阶层的人们和睦相处，相安无事。这气氛要归功于院内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太太的辛勤操劳。我们家的卞奶奶，里院北屋仁慈宽厚的张奶奶、西屋快人快语的李奶奶，还有35号院的高奶奶、吴奶奶。几位老太太年轻时，人生也曾有过短暂安谧的日子，大多识文断字。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都见过世面，但现实生活的残酷使她们要想尽办法，如卖冰棍、看公用电话、替别人家带小孩等一切她们力所能及的手段，来贴补家用。　　孀居多年的奶奶们要扛起生活的重担，要拉扯爷爷留下的一堆孩子，所以我打小就没有从她们嘴中说出爷爷的好话。她们把生活中受苦受难的怨气发泄给死去的爷爷。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奶奶身上那种老北京老太太特有的端庄得体的“作派”，我从没见过她们中的一位在我们这些孙子面前，在街坊面前，表现出失落感。在外人面前，脸上老是挂着微笑，对襟的衣着,虽然缝着补丁，但干净利落。出门时头发梳得光亮，一尘不染，似乎向外人面前表达着她们对生活的坚毅，乐观，对人生的豁达。从没见过她们之间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红过脸，每当胡同里哪家遇上难事了，院里哪对小两口打架了，出来摆平的一定是奶奶们，最终“事件”处理之完美，绝不会给人落下“话把儿”，也不会让“挨呲”的年轻后辈失了面子。更难忘的是奶奶们的“抱团”过日子，有时哪家“差一顿”过不去了，她们之间互相接济，其实也就几块钱、几斤粮票，现在的年轻人理解不了几块钱的价值，然而也许就是这几块钱的交情，能救了一家人的命。记得我奶奶最大的心愿是“见天”能给孙子一毛钱，让我早餐吃个油条，喝碗豆浆。到了月底，剩下个“毛八七的”就领着我到西四包子铺去吃碗炒肝。而让我至今都感动的是奶奶在我上学后，每月攒出一块钱，订一份《北京日报》，老太太的这一举动让我受益一生。如果她老人家知道我今天以写稿子为生，她会是多么的欣慰。　　随着我少年时代的结束，有的奶奶也相继搬出37号院，留下来的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孤掌难鸣，奶奶们治理37号的时代就此结束。37号的宁静和谐的气氛也随之而打破，整条西廊下胡同宁静和谐的气氛也随之土崩瓦解。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这些已故多年的张奶奶、李奶奶、高奶奶以及西廊下北头的姜奶奶、林奶奶，这几位小时候给我恩惠的老太太，属于她们自己的名姓叫个啥，然而这些奶奶们教得诸如“不怕少时苦、就怕老来贫”、“家有千担、日食三餐，舍有百间，夜寝一席”、“喝凉酒，使脏钱，早晚是病”，“凡事横着来，你就顺着想”等等这些人生哲语以及她们待人接物，宁可自己受苦，不让他人挨饿的“范儿”够我受用一辈子。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西廊下出生的孩子，赶上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小改中”。就是西廊下小学，在我们小学毕业后改成了二一二中学，而过去教我们的小学老师也成为了中学老师。有同学戏言，我们一不留神创造了世界之最，比如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没换过校园，而且有老师从小学一直教到高中毕业。　　1962年、1963年出生的孩子命运多舛，生我们的时候，父母可能也就吃饱了肚子，所以饥荒的影子仍然烙在了我们的脸上和个头上。三四岁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印象最深的是扑天盖地的大字报，学的童谣是“一根藤上三坏瓜”。1969年一上小学，我们是军事化管理体制，以连、排为编制，每位同学都是“红小兵”比如全体西廊下胡同的孩子为一连一排。每天上课的内容就是天天读，学习老三篇。并开展忆苦思甜教育，请一些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来学校做报告，以致后来有了一位老工人讲着讲着水深火热故事时，说最饿是1960年的穿邦段子。虽然这个段子不是发生在西廊下小学，但我们学校却发生为了配合忆苦思甜教育，给我们吃窝头以“牢记着血泪仇”，谁想窝头端上来，居然一抢而空，不够吃的。老师没辙，又往窝头里掺榆钱儿，榆钱儿有点甜味，这下更不够吃了，最后老师只有往窝头掺沙子，但忆苦饭还是没剩下的经历。后来又学习北京大兴的一个叫王国福的农民，“拉革命车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干革命要一分钱掰成两瓣儿花”。　　记得小时候唱的都是样板戏，“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我们是工农子弟兵”都给唱腻了。印象很深的是晚上电匣子一有重要广播，就要上街游行，坚决拥护最高指示。有时能从白塔寺一直走到天安门去，从白塔寺到天安门，二十多里地的路程，我们都是六七岁的孩子呀，我记忆中的一次“尿炕”，就是坚决拥抱“要节约闹革命”的那次游行后，在床上犯了浪费床单的错误。课上不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于是学校将我们拉到工厂农村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四季青公社马神庙生产队拔过萝卜，拉练到顺义毛家营公社，吃住半个月。到小食品厂包水果糖等，学工、学农、学商成为我们小学四、五年级必做的功课。　　到了1975年，小学毕业时，要“复课闹革命”了，中学的师资出现了短缺，于是我们又成了牺牲品，将小学一锅端到了中学，西廊下小学一夜之间改成二一二中学，校舍还是原来的校舍，老师大部分还是原来的老师。好在那时的孩子好糊弄，英语课没老师教，改学法语，外语学校刚毕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的老师，煞费苦心地要把我们培养成世间最优美语言的传承者，但法语到了我们嘴里，天知道被糟蹋成什么样子。正经的课没人教，上《农林基础知识》一课，最难忘请来这位执教者来自“一线”，他经常在课堂上就用烟丝卷起了“大炮”，好像在田间地头讲解他的根、茎、叶、花、果。　　1976年粉碎“四人帮”，重新回到陌生的课堂，学校要将动乱的损失夺回来，发誓要“小改中”的学生中也要飞出金凤凰。记得学校摸底，看看“四人帮”将我们毁成什么样了。老师出题“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等于多少”，一位同学回答，四分之二。老师说，你妈给你半张烙饼，你吃完后又给你半张，总共给了几张，同学回答，一张。然后他向老师一瞪眼睛说，您早说烙饼，我不就会了，说什么二分之一呀。　　初三毕业，学校里少数同学通过努力，考取了四中、三十五中等学校，以后才得以考取了大学，但大部分留在二一二中学上高中的同学，终于没有飞出一只凤凰。在1980年高考中，全军覆没。全部名落孙山。二一二中学也随之解散。　　2001年，西廊下开始拆迁，前不久，我又回了趟西廊下，胡同已是面目全非，37号院的旧址处，已建起高楼。用不了多久，西廊下胡同就将彻底消失了，然而这条胡同、西廊下小学、二一二中学的故事随同我们青少年的往事将成为我们这代人永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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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zengzhi 发表于 2007-6-25 10:44:00

<h1>                            《发小儿》</h1>                                                                          作者：卞军 　　“发小儿”，咱北京话形容是“放屁崩坑，撒尿和泥”一起长大的朋友。 　　众多的发小儿中两位给我印象深刻。“点儿”是其中一位。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俩出生在阜成门内西廊下胡同，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跟他一起度过的，他带着我走街串巷、攀树上房、拍烟盒、粘蜻蜓、斗蛐蛐······ 　　之所以叫“点儿”，就是小不点之意，他上面有俩姐，在家排行老小。点儿年长我三岁，我叫他“点儿哥”。 　　听我奶奶说，我们两家是好几辈的交情，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我在点儿哥家经常享受烤馒头片上抹芝麻酱并放白糖的待遇。七岁时，曾有过在他家暴撮八个韭菜馅饼，而全然不顾俩姐姐和点儿哥啃棒子面贴饼子。点儿哥从小就处处让着我，以其恩惠并举的胸怀，使我俯首贴耳的成为他的“跟屁虫”。 　　我俩小时真正好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那时候，晚上没有电视等娱乐，天一黑人们就睡觉了，老人们戏称为“省灯油，费被里儿”。有时点儿哥要睡觉了，我还吵着和他在一起。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长大的孩子，口袋是不可能有钱的。我们最大的“乐和”是有块糖吃，而这种奢侈只有等到逢年过节时才能享受。 　　那时家里要是吃顿饺子、炸碗酱，要买两三毛钱的肥肉沾点荤腥儿。有时大人没工夫就支使孩子买，点儿哥就利用这难得买肉机会，“贪”下一分二分的，买块水果糖吃。 　　记得第一次“作案”时，心那个跳呀，排队买肉的队伍好像特漫长，终于排到点儿哥了，他说:“我买一毛八分钱的肥肉。”售货员用警惕的眼光看着他:“干吗买一毛八分钱？”点儿哥气定神闲地回答:“我妈给我两毛钱，她说剩下的两分钱买葱。” 　　为了不引起售货员的警觉，点儿哥后来采取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战术，于是白塔寺周边的副食店都留下我们的足迹。 　　不过也有“案发”的时候，那次在我们看到了诱人的梨干，但克扣两分钱是买不到梨干的。望着我失望的目光，点儿哥挟几次“作案”得手之勇，在当时一斤猪肉才一块钱的情况下，毅然将克扣的二分钱提高至五分钱。 　　肉买回家后，日子过得艰辛的大姑，本来就对每次经点儿哥买回去的肉多次有所怀疑，但因证据不足，没有“立案”侦查。此次“犯案”时，总共二两肉，竟有半两的亏空。所以，马上对点儿哥进行“审问”，并将问题的性质提高到了“是否是一个诚实的孩子”的高度，点儿哥无奈，只好全盘供出，但终不肯供出我是同案的事实。相比点儿哥的大义凛然，我却在关键时刻胆小怕事，扮演了不光彩的“逃兵”。 　　我们小时候观看的电影都与英雄和战争有关，《打击侵略者》、《奇袭》、《英雄儿女》，外国的《永生的战士》、《宁死不屈》等，这些电影对我们幼年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电影的英雄人物崇拜，使我们期盼着在未来的战争中也能扮演一回英雄。所以我们玩得游戏也大都和打仗有关，点儿哥家外院落有棵歪脖子枣树，这里就成为了我们的“军演”的地方，经常利用枣树做掩护，还原伏击战、阻击战等“战斗”场面。 　　有一年的夏天，我们正在演习“伏击战”时正愁没有“靶子”，点儿哥在树上眺望中发现了目标。一伙人正提着大包小包朝我们走来，点儿哥命令道:“有敌情，听我的命令，准备战斗。”说来也巧，这伙外地人恰巧是到我们所在这个院走亲戚的，只见他们进了院门后，正要进里院的门洞时，只听点哥儿一声令下“打”，各种用泥土做的“炮弹”一轰而下，顷刻间，可怜这伙衣着干净的人们，立马变成土人。惊吓之后，其中一位大喊:“这是谁家的孩子干的”并冲过来，一把揪住了点儿哥的脖领。点儿哥表现得出奇镇定，一言不发。而我被“敌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吓坏了，赶紧表白，“他叫点儿，战斗是他指挥的”说完抱头就跑。 　　这场出其不意的“伏击战”，接下来的一幕没有悬念，点儿哥一人扛下了全部后果，而且在他的皮肉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我与点儿哥打小共同的爱好是文字，我们梦想着将来能将字码到老舍、沈从文等爷的程度。点儿哥文笔很好，上高中曾有一篇呕心沥“作”险些被《北京晚报》“一分钟小说”发表。高中毕业后点儿哥弃文从理，学了计算机专业。现如今的点儿哥，创办一家计算机公司，光伙计就有几百号人，买卖红火，生意遍及大江南北，他还是初衷不改，经常在自办的刊物上激扬文字，忆苦思甜。 　　另一位“发小儿”，是小学的一位女同学，名字叫张湘。张湘有一位妹妹叫张沅，长大了才知道她俩富有诗意的名字，起源于张湘家祖籍湖南的两条江。 　　张湘小时长得高大、文静，梳两条粗黑的大辫子。当我们同龄人都在将批判“师道尊严”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大街上声嘶力竭的喊着“给ㄚ一大哄”时。张湘家的小院是宁静的，姐俩每人一个小马扎，有空就捧本书读。由于张湘知道的事多，在同学中“德高望重”，很有大姐的“范”。 　　张湘和我住前后院，我家的后窗户对着她家，我们小时候传递信息的渠道主要通过后窗户，我依据着地理上的优势，有问题时老是找她请教，张湘准能准确的答疑解惑。一次，我问她:“你怎么懂得这么多知识啊？”张湘递给我一本《十万个为什么》说:“你好好读读，你也会知道很多知识。”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别再疯跑瞎闹了，有空看看书，掌握了知识，早晚会有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她说这句让我记一辈子的话时，也就十一二岁。 　　张湘还偷偷摸摸地给我看了许多小人书，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国演义》等等，从中知道中国古代有关云长、林冲、武松这些气壮山河的大豪杰，知道了外国的保尔柯察金、夏伯阳等等英雄人物，这些英雄豪杰们的传奇故事，我看得真是入了迷。 　　有一回张湘神秘兮兮地拿出一本书，要我“向毛主席保证”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答应后。张湘将书递给我，是小说《青春之歌》，我惊呆了。当时，学校明文规定《青春之歌》属“禁书”，有偷看者，要写出深刻检查，严重者学校要给予处分。 　　张湘还有一爱好，中国象棋下得好，“马走日，象走田”，这些象棋的基本招法就是从她嘴里得知的。她说在中国下象棋最棒的人叫胡荣华，他将古老象棋着法推陈出新，棋下的神出鬼没，以至于我对胡荣华这位中国象棋的传奇人物充满了好奇。若干年后，我当上了体育记者，在采访雄风犹存的胡荣华大师时，当年这位“发小儿”对大师的溢美之词仍在耳边回响。 　　当然，张湘也不是样样精通，我第一次“烹饪”经历，就是在张湘的指点下失败的。 　　张湘的家长有一天要出去办事，把我找去，让我陪张湘姐俩一起看家，并告知给我们备好了三个鸡蛋，中午吃鸡蛋炒米饭。当然要自己动手。 　　“鸡蛋炒饭”这在当年来说，是何等的美味。为了做一碗香喷喷的“鸡蛋炒米饭”，我们做了精心的准备工作。好不容易把炉子里面的蜂窝煤笼着了，剥葱、打鸡蛋。张湘要指挥操作过程，掌勺的艰巨任务由我承担。张湘命令先放油，“咚、咚”我放入的油，是炒四次蛋炒饭的剂量，油还没热她又命令:“可以放鸡蛋了！”其后的情景把我们弄糊涂了，锅里面的鸡蛋并没有出现“沸腾”的景象。手忙脚乱之际张湘又令:“放米饭、放盐、放葱花。” 　　最终这碗严重地违反操作程序的鸡蛋炒米饭，经品尝后得到了以下结论:“一、糊嘴的油腻；二、鸡蛋里面没放盐，米饭里面的盐放多了；三、葱花口感就没熟。” 　　初中后，张湘家搬家，她要转学了，我心里真是依依不舍，临分别的夜晚，我期盼着她会像往常一样，通过后窗户，说几句勉励我好好学习的话语。但天亮了，后窗户也没动静。 　　张湘走后，我的期盼也变成了想念，而且想念延续了将近四十年。自从与张湘分别后，一直就未曾与她谋过面，而且音信全无，也不知道她现在国内、还是在海外。 　　我却无论在任何场合下，只要看见鸡蛋炒米饭，就不由自主的想起这位给我人生启迪、使我受益一生的“发小儿”。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6-25 10:48:11编辑过]

mizengzhi 发表于 2007-6-25 10:58:00

转载我的街坊军旗飘扬的回忆文章：《出生在六十年代》 1965年的早春2月，我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那时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名叫<a name="baidusnap2"></a>中廊下的胡同里。是典型的北京老城区，周围的胡同都是清朝留下来的百年老房。前面连着宫门口胡同，在宫门口胡同的尽头分出三个*，分别连着三条胡同，中间的就是我居住过的中廊下胡同，右边是东廊下胡同，左边是西廊下胡同，在这三条胡同的尽头同时汇集在一起，在往前走是官园，在明清两代是座皇家园林，就是现在的中国少年活动中心。传说在古代皇帝去官园游玩，陪同的文武大臣都要在宫门口，文官下轿   武官下马，文官走东廊下，武官走西廊下，皇帝则走中廊下，一起走到官园。    我的父亲是东北人，50年代在北京念大学，毕业后就分在了北京，我的母亲是老北京人，父亲和母亲是大学同学。那时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和我的姥爷姥姥住在一起，还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小姨，一共8口人住三间小平房里。虽然过的很辛苦，但这个大家庭也还是其乐融融。    68年国家号召知识分子支援大西北建设，我父母也就是在那一年响应国家号召去了新疆，那时我刚刚三岁，姥爷知道阻止不了我父母的决定，就无奈的和母亲说：“你们走吧，把孩子给我留下吧，孩子还小呢，那边太艰苦就不要让孩子跟你们一起受罪了，你们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的孩子”。就是姥爷的这句话，我留在了北京。    等我在见到父母的时候，那是69年的年末，由于母亲怀孕，身体又不是太好，当时新疆的医疗条件也很差，所以，父母决定回北京生产，妹妹就这样也来到的人世间，妹妹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不得不回新疆了。再走之前怕两位老人负担太重，还是决定把我带走，姥姥说：“还是你们回去吧，我已经离不开这个孩子了，我舍不得你们把他带走，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我们老俩口身体还行，能把这两个孩子养大”。那时，我快5岁了，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了，我清楚的记得父母在走之前给两位老人跪下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看见父亲嘴角动了动，好象想说什么，可是没有说出来，就这样，我望者父母的背影渐渐远去。    再这里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姥爷和姥姥，姥爷是粮店的退休职工，每月的退休金38.7元，在我们家胡同口的一个玉器厂，找到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60年代不象现在，那时叫挣补贴，也就是说在退休金的基础上补发到原工资，姥爷的原工资是58.4元，也就是每月玉器厂给姥爷发19.7元。姥姥是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姥姥有一个本事，那就是各种的票证，她都认识，什么一两的   半斤的粮票啦   什么糖票   肉票啦等等   门清着呢。别看姥姥不识字，但姥姥是个明事理的人，而且，特别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再困难也没见姥姥低过头，求过人。    姥姥的收入来自捡破烂和糊纸盒，（火柴盒和医用注射器的盒）白天去捡破烂，晚上在家糊纸盒，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能在家附近的几条胡同里看到姥姥推着小竹车捡破烂的影子，我那时晚上也帮着姥姥糊纸盒，好象是糊一个火柴盒是3厘   一个注射器的盒是5厘，（记不太清楚了）每月姥姥的收入加起来也能挣到20-30元左右，加上每月父母寄10元   ，我们一家5口人每月的生活费就是这么多，（大舅已成家自己单过，二舅去了江苏插队）。这时，家里只剩下小姨还在念中学。    71年小姨在一次校外活动中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家里的老疙瘩（北京土话，最小的孩子）的去世，给了两位老人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平时的劳累加上亲人的去世，姥姥病到了，在炕上躺了三个月才慢慢的好起来。    72年 7岁的我上小学了，姥姥亲手给我缝了一个新书包，姥爷买好了学习用具。记得第一天上学，姥姥手拉手的送我去了学校，在校门前姥姥叮嘱我说：“建国啊，从今天起你就是学生了，在也不能只知道贪玩了啊，要听老师的话   好好的学习，姥姥这辈子再苦再累都不怕，姥姥就盼着我的孙子长大了有出息啊”。（姥爷姥姥从来不叫外孙）    姥姥当年的这段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当我走进校门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姥姥，姥姥露出慈祥的笑容，嘴里还说着什么，我向姥姥大声喊到：“姥姥您回去吧，我会记住您的话啊”。喊完转身跑进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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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红旗 发表于 2007-7-4 14:30:00

本帖最后由三面红旗于 2013-3-4 10:14 编辑

{:soso_e179:}

客人发表于 2007-7-4 15:00:00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军旗飘扬的文章《出生在六十年代》    姥姥的收入来自捡破烂和糊纸盒，（火柴盒和医用注射器的盒）白天去捡破烂，晚上在家糊纸盒，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能在家附近的几条胡同里看到姥姥推着小竹车捡破烂的影子，我那时晚上也帮着姥姥糊纸盒，好象是糊一个火柴盒是3厘   一个注射器的盒是5厘，（记不太清楚了）每月姥姥的收入加起来也能挣到20-30元左右，加上每月父母寄10元   ，我们一家5口人每月的生活费就是这么多，（大舅已成家自己单过，二舅去了江苏插队）。这时，家里只剩下小姨还在念中学。    </div>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化最为荒芜的岁月里，几乎是在一种青黄不接的贫瘠文化氛围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在我童年老北京的街道上，到处书写着血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足够的图书、电影、电视和广播节目。物质的贫乏使人民唯恐一日三餐得不到稳定的供应。

客人发表于 2007-7-4 15:10:00

<div class="msgheader">QUOTE:</div><div class="msgborder">以下是引用mizengzhi在2007-6-25 10:58:21的发言： 转载我的街坊军旗飘扬的回忆文章：《出生在六十年代》 1965年的早春2月，我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那时住在北京西城区一个名叫<a name="baidusnap2"></a>中廊下的胡同里。是典型的北京老城区，周围的胡同都是清朝留下来的百年老房。前面连着宫门口胡同，在宫门口胡同的尽头分出三个*，分别连着三条胡同，中间的就是我居住过的中廊下胡同，右边是东廊下胡同，左边是西廊下胡同，在这三条胡同的尽头同时汇集在一起，在往前走是官园，在明清两代是座皇家园林，就是现在的中国少年活动中心。传说在古代皇帝去官园游玩，陪同的文武大臣都要在宫门口，文官下轿   武官下马，文官走东廊下，武官走西廊下，皇帝则走中廊下，一起走到官园。    我的父亲是东北人，50年代在北京念大学，毕业后就分在了北京，我的母亲是老北京人，父亲和母亲是大学同学。那时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就和我的姥爷姥姥住在一起，还有两个舅舅和一个小姨，一共8口人住三间小平房里。虽然过的很辛苦，但这个大家庭也还是其乐融融。    68年国家号召知识分子支援大西北建设，我父母也就是在那一年响应国家号召去了新疆，那时我刚刚三岁，姥爷知道阻止不了我父母的决定，就无奈的和母亲说：“你们走吧，把孩子给我留下吧，孩子还小呢，那边太艰苦就不要让孩子跟你们一起受罪了，你们放心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的孩子”。就是姥爷的这句话，我留在了北京。    等我在见到父母的时候，那是69年的年末，由于母亲怀孕，身体又不是太好，当时新疆的医疗条件也很差，所以，父母决定回北京生产，妹妹就这样也来到的人世间，妹妹两个月大的时候，父母不得不回新疆了。再走之前怕两位老人负担太重，还是决定把我带走，姥姥说：“还是你们回去吧，我已经离不开这个孩子了，我舍不得你们把他带走，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我们老俩口身体还行，能把这两个孩子养大”。那时，我快5岁了，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了，我清楚的记得父母在走之前给两位老人跪下磕了三个头，起来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了，看见父亲嘴角动了动，好象想说什么，可是没有说出来，就这样，我望者父母的背影渐渐远去。    再这里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姥爷和姥姥，姥爷是粮店的退休职工，每月的退休金38.7元，在我们家胡同口的一个玉器厂，找到了一份看大门的工作，60年代不象现在，那时叫挣补贴，也就是说在退休金的基础上补发到原工资，姥爷的原工资是58.4元，也就是每月玉器厂给姥爷发19.7元。姥姥是大字不识的家庭妇女，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姥姥有一个本事，那就是各种的票证，她都认识，什么一两的   半斤的粮票啦   什么糖票   肉票啦等等   门清着呢。别看姥姥不识字，但姥姥是个明事理的人，而且，特别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再困难也没见姥姥低过头，求过人。    姥姥的收入来自捡破烂和糊纸盒，（火柴盒和医用注射器的盒）白天去捡破烂，晚上在家糊纸盒，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能在家附近的几条胡同里看到姥姥推着小竹车捡破烂的影子，我那时晚上也帮着姥姥糊纸盒，好象是糊一个火柴盒是3厘   一个注射器的盒是5厘，（记不太清楚了）每月姥姥的收入加起来也能挣到20-30元左右，加上每月父母寄10元   ，我们一家5口人每月的生活费就是这么多，（大舅已成家自己单过，二舅去了江苏插队）。这时，家里只剩下小姨还在念中学。       </div>

客人发表于 2007-7-4 15:20:00

在我童年的时候，物质的贫乏使人们唯恐一日三餐都得不到稳定的供应。

三面红旗 发表于 2007-7-4 15:50:00

转帖作家郝一星先生的文章：                                                           《西廊下2号》 　　在北京住了快五十年了，几乎一半的岁月是在西廊下2号度过的。 　　西廊下位于四九城内，就在阜成门和西直门之间。从阜成门进来往东大约走个几百米，快到白塔寺，路北有条胡同，叫宫门口，顺宫门口往北不远，抵住东西一条窄路，这条路叫葡萄园，路北有几条南北向的胡同，当间的一条就是西廊下。这条胡同笔直，中间有条向东折去的胡同叫中廊下，通过去就是东廊下胡同。顺西廊下走到最北头，胡同呈U字型西折，和福绥境胡同相连，西廊下2号就在这折拐处，紧邻着西边一座常年紧闭大门的关帝庙。这是座大院子，院内有两座四层的红砖楼房，坐北向南，一字排开。 　  西廊下2号原来的门牌是21号，五十年代是中共中央某机关的干部宿舍，在周围尽是平房民居的这一带很显眼。大院的格局最初是很完整的，有两幢干部宿舍，都是三间和四间一套的单元房，设备在当时堪称现代化，家家厨房里有个小锅炉，接在煤炉灶上，随时可以用热水，浴室和厕所是分着的，使用方便；楼房把院子分成前后两部分。前院开阔，西墙是一排灰色青砖平房，有淋浴室和娱乐室，南边是一所大屋顶的建筑，最早是个大食堂，供院内居民三餐，饭菜不错，一盘扒肉条色味俱佳，两毛一份；食堂大跃进时对外开放，附近的居民常来这里就餐;我也是在这个食堂第一次尝到双蒸米饭是什么味道———饥荒年月，聪明人想的妙法，米饭蒸两回，出数。南墙东边是一座两进院子带跨院和后花园的四合院，里边是一家私立医院，叫安康医院，后花园有假山，花木葱茏；西廊下宿舍最东边的单元楼里还有一个托儿所，占了一层。后院是一片荒地，只有一所没门没窗的破旧的平房;后院没有围墙，拉着铁丝网，外面是一条小路，路北就是官园体育场，体育场很大，有几个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还有体操房和乒乓球室。 　　附近的人们对进出大院的人怀着几许敬畏，院里的孩子管院外的孩子叫“野孩子”，院外的孩子称院内的孩子为“楼里的”，西廊下有一条无形的界限。 　　大院里的干部却没有因职务高低而感到高人一等或低人一头，那时谁也没有专车接送，上班一律是步行到厂桥的机关。大家平等相待，处得都不错。五十年代末，有几个高级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谁也没有对他们另眼看待，只说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人”，远没有以后那种冷酷无情，依旧保持着过去年代革命大家庭的那种近乎理想的人际关系。 　　西廊下21号院子很大，南边是大门口，有间传达室，看传达室的大娘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亲戚，从前是位格格，不记得她的尊姓大名了，大家都叫她老溥。她是跟她的丈夫老严一起当班的。老严精瘦，一口陕西话，年龄看上去比老溥大许多，不苟言笑，很严厉，孩子们都怕他，常常有这样的场景出现：几个淘气的孩子没命地逃跑，老严像一头狂暴的狮子，紧紧跟在他们后面，一把年纪了，跑起来居然飞快。老严是那种一看就是常年在机关作后勤粗活的人，可能也是有点资格的老同志。 　　老溥长得一副满清皇室成员的模样，上嘴唇长，像个门帘，眼泡宛如两个小碗，平时爱抽个烟卷。起初我们觉得她其貌不扬，很有点古怪，看她不起。可是后来再不敢小瞧此人了。先是在一个暑假领教了她的厉害，院子里组织象棋大赛，大人孩子都可以参加。结果谁都下不过这位皇亲，她的棋道很深不敢说，但章法有度，计算精确，显然是早年在宫里上过必修课的，无人企及。接着到了岁末年根，孩子们买来各种贺年片，她看了不以为然，隔天就拿出好几张她手绘的小画片让我们开开眼界，真不相信这些仕女花鸟，工笔彩绘，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画得很地道，构图线条色彩如有师承，上得品位，而且还写得一笔瘦金体，不是受过皇家早期教育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不久，老严老溥调到天宁寺宿舍去了，三十多年没见了，不知他们老两口是怎样度过以后那些风狂雨暴的日子的。传达室有了新主人———老韩和他一家。 　　老韩跟老严一点不一样，胖胖的，戴副宽边赛璐珞眼镜，看上去快六十岁了，一副老学究的作派。他原来在部机关图书馆做事，据说是接收北平时留用的旧职员。老韩并非徒有外表，说得上是个饱学之士，学问确实好，出口成章，懂得许多掌故，抵得上当今名牌大学的教授。家里书香气很浓。老韩待人温和，从没见过他动怒发火，总是温文尔雅的，有求必应，很好说话。院子里的人都说他是个好人。 　　老韩讲究生活情趣。过年的时候，他会对进到传达室的人说句吉祥话，递上一杯水，套一句旧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杯水”，递上一支烟，则说“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支烟”，本来寻常的一杯水一支烟就给人带来了快活；盛夏的夜晚，传达室成了人们消暑纳凉的好去处，我们听老韩天南海北地讲些有意思的故事，不觉夜色深沉；秋夜的天空，素月分辉，群星灿烂，谁在少年时代没有面对上苍凝神冥想纵情神游呢！老韩童心犹在，自制了一架像模像样的天文望远镜，摆在大门口供人观看，其实这架望远镜什么也看不清，但老韩还是很认真地向大家介绍这个星座那个星座；老韩还善金石篆刻，我见过他给父亲刻的一方名章，铜质，印上盘着一条龙，阳文篆字，刀法古朴，卓然大家风范，可惜后来不知去向了。 　　老韩去世三十多年了，细细回想，我断定他从来没有对外人吐露过真言，他太懂历史了，知道夹着尾巴做人的道理并且身体力行之。一个旧政权的留用人员不该有什么奢求。长子一连三年高考落榜，老韩竟什么怨言都没有。在西廊下大院里，他的长子是最用功最刻苦的，平时不出门，埋头读书，逢人低头而过，从不多言，也没有一个朋友。这位大哥也善篆刻，学问底子极好，最后只落得在街道小厂当个工人。其实老韩早知道儿子落榜的原因，却从不表露。现在想来，他平时的儒雅，谦和，找乐，只是在掩盖，掩盖才能活着。也许他只说过一句真话。 　　文革前，有一次我深夜而归，正是夏末秋初，多数人家已熄灯了，只见老韩还在月下徘徊，问他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他说：“晚睡就是在延长生命。”这句话我印象极深，至今不忘。 　　老韩其实不老，文革初中风，不治而逝，只活了46岁。 　　楼下住着一位老太太，姓彭，人们尊称她彭大姐，孩子们私下猜测她就是写《我的一家》的革命妈妈陶承，其实不是，但也是一位资格很老的老革命。她没有正式职务，只挂了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虚名，在传达室常看到全国政协给她寄来的红漆大信封。她和儿子媳妇住在一起，儿子姓吴，是个知识分子，媳妇是陈正人的女儿，为人淳厚热情，一派大家闺秀的气度。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少校乘载人飞船上天那年，彭大姐添了个孙子，叫庆庆，又白又胖，十分惹人喜爱。这是个平和幸福的家庭。 　　楼上住的原来是刘澜涛的大秘书，他的两个儿子小玉和阿淮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常敲暖气管子，规定出种种暗号，搞些约定之类的游戏。这家人没住多久便随首长迁到西安去了，小玉和阿淮就再也没有了音讯，仿佛根本不曾存在一样。 　　西廊下大院里有我不少少年时代的伙伴，梁兴河、梁兴江兄弟，都比我年长，酷爱学习。印象很深的，是高考前他们兄弟的房间里贴了一条标语———“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兴河没考上大学，兴江上了哈尔滨军工学院，他们全家离开西廊下后到了山东；贾小美、贾小英兄弟，我们年龄相仿，他们随老爹去了沈阳。他们都和小玉阿淮一样再也没有音讯了。 　　在西廊下结交的少年伙伴，成为终生朋友的，恐怕只有北英了。上初二时，一个冬天的黄昏，我在传达室看晚报，一个少年走上前来和我说话，说的什么早不记得了，但他说话的坦诚和直率，使我们立刻成了朋友。这就是北英。他刚随父亲从沈阳到了北京，住在三单元一层。我们还是同一所中学的同学，他比我低一级。我们在一起经历了中学时代的美妙时光和接踵而来的文革风暴，也—起在晋南的农舍里度过了三年插队的日子。四十年了，雨雪风霜，世事沧桑，我们的友情至今还像初识的时候那样真诚，不掺任何杂质。不管外部环境怎样变化，个人境遇如何，真诚一直维系着我们，没有欺诈和利用，只有理解和支持，这是我一份十分珍贵的财富。 　　小玉和阿淮搬走之后，那套房子很快有了新主人，———陈昌浩的苏联妻子格拉宁和他的儿子维加。陈昌浩曾是红四方面军的要员，彼时早已失势，只当了中央编译局的局长。陈在苏联寄居多年，俄文很好，主编过俄华大辞典。他这位苏联妻子，据说是在苏联认识的，格拉宁当时只是一个清洁工，一段典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浪漫史，其中的细节无人知晓，于是传闻就多了起来，现在两人分居，到底什么原因，不知道。 　　这是个典型的俄罗斯家庭，从室内的陈设到主人待客的方式，让人感到到了这里就如同到了苏联。母子俩在家里说俄语，李立三的夫人和女儿不时来访，也说俄语。有一次我在他们家看电视转播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演出实况，一曲《卡林卡》勾起格拉宁无限乡思，她和着歌声，情绪激动，泪流满面。维加考上大学的那年夏天，格拉宁也流了泪，她不相信儿子能考上大学，当时上大学已经开始注重阶级路线了，陈昌浩是另类人物。格拉宁平时温文尔雅，对人总是笑眯眯的，但是1967年夏天一群造反派闯进来抓走她的时候，她却显出一副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她半个身子探出窗外，对着院子里的人们用中文高呼：“斯大林万岁!毛主席万岁!”就像在电影里那样。那天夜晚，维加在楼上吹了一夜黑管，吹的是一支中国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 　　还有一位赵老，挂了个外交部专员的闲差，平时不多说话，倒是很温和，走路总是抬望眼，仰天不长啸。北英曾戏谑地说，地上有五块钱，赵老也看不见。由于在苏联生活了几十年，他们的子女连中国话都说不利索，但老一辈还保留着浓厚的民族传统。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郑老。 　　郑老叫郑一俊，心宽体胖，性格开朗，说话带河南口音，老伴姓赵，戴副深度眼镜，也很随和。郑老很有大干部的派头，但后来我知道，他老伴党龄比他还老，是1922年的老共产党员。郑老跟我们这些孩子是打出来的交情。我们摘了他窗前的几朵花，被他发现，撒腿就跑，郑老紧追不舍，一边追一边喊，最后我们不忍看老人气喘吁吁的样子，叫他逮住了。郑老抓到小偷反而不动怒了。他说他以前在苏联国际儿童教养院工作，那里有各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孤儿和子女，我们中国孩子最诚实，有错必改，教育我们一生都要作一个诚实的人。从那以后，郑老成了我们最信赖的老朋友。 　　郑老爱下中国象棋，棋艺平平，但乐此不疲，对手可以是大人也可以是小孩，来者不拒。他手制的棋盘很别致，不写通常棋盘上的老话“楚河汉界”或“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而是自撰的两句新词———“启发智慧，联络感情”。足见老人心气之高，对我们这些少年来说很有感染力，也确实给了我们要敢于创新的启发。 　　郑老的窗外是一方花圃，各色花种都是老人一手操持照料，花繁叶茂，沁人心脾，是西廊下院内一景。他种植的花不独是自赏的，昙花将开的时候，他必事先书写一张告示贴在传达室的黑板上。夏夜里人们围在他的小花圃旁，饮茶赏花，纳凉聊天。花期盛时，郑老还用毛笔在宣纸上写诗助兴，大家赏花读诗，又热闹又文雅，有善诗词的，也来凑趣赋诗相酬，记得父亲写过一首七律，前面还有一段纪事的文字： 　　郑老小园大丽花盛放，可惜只 　　有一枝，约三十余株在炎夏旱灼而 　　枯，较去年数百朵齐放不可同日而 　　语，因移菊数盆于其旁，嘱咏其事， 　　遂占七律一首。 　　去年枝头繁似锦，今日数朵缀闲庭。 　　品极群芳霜华后，可怜朋辈早飘零。 　　篱落不必伤独处，花前旧客情转深。 　　主人移菊到窗前，相对秋光傲西风。 　　郑老是个极可爱也极可尊敬的老人。文革中以老迈之躯被轰到河南干校去了，自此音讯全无，不知所终。1964年和1965年是西廊下大院最值得回忆的时期。夏天的晚上全院的人几乎都在院里乘凉，晚风徐来，女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曼声歌唱，歌声荡漾，树影婆娑，一派平和景象。有时大家还自发地举行小型文艺演出，谁都可以上去表演。一位花甲老人也从楼上搬下一张小桌，支上扬琴，奏一曲《金蛇狂舞》。此老也是从苏联归来的，抛下了俄国妻儿。我看过一首他写的长诗，字里行间满是思念和追求。老人身体很棒，文革中还坚持到什刹海滑冰，社会上混的小青年们都认得他。浩劫过后，老人不减当年热情，和萧军、姜椿芳、张执一等人发起成立“野草诗社”，后又成立中华诗词学会。他老人家这一辈子真称得上剑胆琴心，潇洒平生。老人早年参加革命，浪迹他乡异国，终于落叶归根，前几年去世，享年93岁。老人家姓张名报。 　　西廊下21号的风水随着一位老革命家的来去，渐渐衰落。这位老革命家就是郭述申同志。文革前，从大连调京，住在六单元三层。郭老是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委的第一书记，八路军的高级将领，解放后只在大连任市委书记，作了个不大不小的官。但老人谦逊平和，对院里的人都很尊重，甚至对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也一样敬重，因此也就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一年夏天，杨成武将军还来院里看望过他。文革前夕他搬到别处去了。浩劫以后我曾在北京医院见了他老人家一面，他坐在轮椅上，精神还好，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他最后为党工作的职务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文革中，西廊下21号改了门牌，变成了2号。大院的格局也一天天改变了，南平房早已不是食堂了，打了隔断，住进几户人家。西平房也成了住家，挤了几户。原来很宽阔的后院已无复当时模样，建了一所小学，官园体育场也夷为平地盖了一所大宅院，据说是给江青专用的，这地方就是后来的中国儿童活动中心。西廊下2号的老住户越来越少，有的常年在干校，有的不知去向。后来住进几家搬迁户，老曹就是一个。这是个小市民，泼妇，说话特没分寸，住到单元房里自己也觉得不寻常了，似乎也有了身价，口气渐大，还瞧不起这瞧不起那，带着造反有理的味道，众人都看不惯，却也无奈。本来就已经变得狭窄的前院，也见缝插针地盖了一排预制板平房，住着组织部一个军代表。此人姓唐，人称唐军长，文革结束好几年还住在这里，他是不想回外地去。其实唐军长与院内人处得不坏，有点人缘，儿子叫唐国强，但不是演电影的那位。西廊下2号真的成了个大杂院。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京师，全北京的人都住到露天地里，西廊下2号的人也不例外。各家都在后面已经变成大马路的开阔地上安营扎寨，用床铺竹竿塑料布搭建起一个个的地震棚。地震过后不是大雨就是日晒，但大家都有一种久违的快乐，人和人离得这么近，没有了恼人的政治宣传的噪声，暂时不去想许多让人头疼的事。我们聚在一起大讲故事，什麽《一只绣花鞋》《僵尸性心脏病》《南京长江大桥》，虽然是民间流传的段子，但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侯延平是大家公认讲故事的好手，这家伙形象思维真棒，绘声绘色，讲到恐怖处真让人提心吊胆，在精神生活枯竭的年月，地震棚里的日子简直就像是天堂。 　　在地震棚时，曾望着以前是后院的那片地方，感慨万端，从前的日子真的一去不返了吗?六十年代初，后院的空地不知怎的变成一片绿油油的庄稼地，家家产户都开辟了一块园子，种上蓖麻、玉米、向日葵、茄子、豆角、西红柿什么的，每年春种秋收，自给自足倒在其次，主要是营造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夏天，大人孩子浇园灌溉，忙得不亦乐乎，家兄曾有一首《清平乐》言说其事，记得头两句是“楼前楼后，一片青波皱”，那些日子真叫人怀念啊! 　　离开西廊下快二十年了，当年的老人大半过世，彭大姐已逾九十，和儿子媳妇移居木樨地，庆庆远在美国；周老去世后，妻子随两个儿子去了澳大利亚；格拉宁也和维加移民澳洲了，老太太一辈子都没有祖国，想来令人感怀；北英常来常往，我们在一起时就觉得仿佛又回到了过去……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4 15:58:45编辑过]

m马达 发表于 2007-7-4 17:34:00

郝一星的文，好！

三面红旗 发表于 2007-7-5 14:36:00

《西廊下2号》文中的郭述申是毛岸青和邵华的主婚人，可见资格之老。

三面红旗 发表于 2007-7-5 16:39:00

本帖最后由三面红旗于 2013-3-4 10:1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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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1964年入西廊下小学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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