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庆（二）
十一庆典过后，那些曾经在欢庆的游行中经过广场，接受检阅的彩车一般都停在广场上，任由行人或游客们近距离的观赏，因此，大约在十一过后的摸个周日，爸爸、妈妈也会抽时间带我们去广场上看彩车，这大概也算是当年的一个惯例吧。第一次通过电视看到广场上十月一日那群众游行的盛大场面应该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十月一日，这一年我刚刚升入小学的二年级。
记得在那个十一的早上，表姐带我到南建委四号楼的国家计委单身宿舍去看十一的广场游行。
那时，私人所拥有的黑白电视机还很少，到是财大气粗的机关或学校里可以置办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
刚解放时，我们国家一穷二白，还生产不了电视机，为数不多的电视还是从前苏联进口的。大概在一九五八年时，在前苏联的帮助下，我们国家先后在南京和天津建立起了两家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生产厂，开始仿制、组装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南京生产的叫“熊猫牌”，天津生产的叫“北京牌”，那时我所看到的摆放在计委单身宿舍某一间会议室里的电视机就是著名的“北京牌”电视机。那电视当年的市场售价大概是在人民币四百多元左右，但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说这个价格大概已经近似于天文数字了。
忘记是哪一年了，我还有机会通过电视机观看过十月一日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举行的群众游行。地点是在我的一位学长，又是住的挺进的近邻“水晶安”的家。那时，他们家拥有一台十四英寸的“北京牌”黑白电视机，这是我所知道的附近那几座住宅楼里唯一拥有的私人电视。尽管我与他和他姐、他妹都不很熟悉，但跟在几个与他熟悉的发小后面，还是混进人家，远远的站在那房间的尽头，观看到了当年的十一群众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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