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在年少（五十七）
当年，爸爸应该属于资深烟民的范畴。在我的印象之中，爸爸他他老人家除了上班，吃饭，加班工作，回家睡觉之外，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定是抽烟了。
每天早上一睁眼，人还没起床，他就先点上一支香烟，躺在床上开始吞云吐雾。抽完了一整支烟以后再起床洗漱，吃早饭，然后就出门去上班。
在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是边骑边抽，工作时或闲下来以后也抽，如果是晚上加班写东西（当年他老人家是国家经委写作组的成员之一，国家经委向上所报出的大型综合性的文件、报告等大都出自爸爸他们一批机关里秀才之手。）的时候抽得就更凶。平均下来，每天至少要吸两盒以上的香烟。有时候甚至一天要抽三盒香烟。
由于那时我喜欢积攒烟盒，所以，对爸爸所吸食过的香烟品牌还是比较清楚的。那时爸爸他老人家喜欢抽红金和恒大牌香烟，偶尔也抽大前门（这烟那时应该是3毛9分或4角也分钱一盒，半条腿已经跨进了高档烟的门槛）。
当年，大前门牌香烟由天津卷烟厂、青岛卷烟厂和上海卷烟厂生产，三家所生产的前门牌香烟的包装完全一致，只是价格略有不同，上海生产的大前门牌香烟的价格每包比天津和青岛生产的要贵2分钱。
后来，从阿尔巴尼亚进口的硬翻盖香烟开始流行于市场，那烟是阿尔巴尼亚用中国援助的卷烟设备及和中国提供的烟叶生产卷烟，由于它的味道不是那么好抽，且生产的数量又大，国内没有销路，于是又返销到了中国市场，赚足了我们中国人兜里的钱。
这阿尔巴尼亚硬翻盖香烟虽然并不好抽（包装不错），但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一盒烟大概也就1角4分或1角7分钱，差不多只有恒大烟（3角1分钱一盒）及红金香烟（3角钱一盒）的一半，于是爸爸就抽了好长时间的阿尔巴尼亚的硬翻盖香烟。
开始时北京没有卷烟厂，在市场上销售的烟全都是外地的。文革中，北京也建起了自己的卷烟厂（最初的厂址进设置在现在的中央财经学院的院内），开始生产“八达岭”牌和“香山”牌香烟，每盒的价格差不多与红金或恒大牌香烟的价格一致，于是爸爸就改抽了好多年的“香山”烟（那时阿尔巴尼亚的硬翻盖香烟在京城的市场上已经见不到了）。
大约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北京为毛主席特制的纯手工制做的雪茄烟（原产地应该在四川的什邡）数量冒顶，积存数量太多，于是拿来一部分在内部销售，价格好像是6分钱一支，爸爸一下子买回家了整整100支，抽了一段时间的特制雪茄烟。
当年，北京的香烟情况供应该与外地有所不同，在北京市的烟酒市场上，除了困难时期那短短的几年需要凭烟票购买意外，基本上在市场上没有断过档，即便是文革那十年也是如此，也不需要凭票供应。
只是到了文革后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对于凤凰（唯一能够买到的甲级香烟）等一些好烟实行过凭副食本购买的方式，但实行的时间不是很长。
至于说到我，小时侯并没有尝试过吸食香烟，只是出于模仿，吸过丝瓜藤子。由于丝瓜藤子是空心，点燃之后，用嘴去吸它，也能吸出烟来，只是那烟可能比香烟中的尼古丁的成分更有害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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