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在年少（八）
记得那时候的我馋肉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即使没有正经八百的肉，有时候碰到商店里不要肉票的猪肉皮，买回家来，炖出来再配上川冬菜烧着吃依然很香，就是到了现在我有时候还会从市场上买点肉皮回家烧梅干菜吃，就是为了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记得有一次，妈妈所供职的单位（妈妈是国家计委幼儿园的住园大夫）的大师傅用食堂洗涮积存下来的泔水养了一头猪，养大以后院领导决定将那猪给杀了，每位幼儿园的职工都分到了一点点新鲜的猪肉。妈妈将这一点点计划外得来的宝贵的猪肉拿回家，只烧（炖）出来那么一碗肉，准备作为那天中午家里午餐的主菜（那天刚好是周末？）。
但那一碗摆在家里饭桌上的猪肉对于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那看它那浓浓的香味，晶莹剔透的形态，看见之后你就完全丧失了任何的规矩。于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我和二姐根本就等不到开饭的时候，于是偷偷跑到桌子旁，用手你一块，我一块将那一整碗的肥肉全都偷吃光，甚至连一双筷子都不需要，那味道真是太美了。
其实原本只想着只尝那么块，最多两块肥肉来着，但尝着，尝着便将那原来的想法抛弃在了脑后边，呵呵！结果便乐极生悲了。
由于那时我们的肚子里常年的缺油少肉，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恶补”的进食方式了，于是偷吃了大肉之后就病了一场，对肥猪肉也达到了“吃顶”了的程度。自此以后，我便再也不吃肥猪肉了，看见它就反胃（瘦肉、和猪皮、大棒骨什么的还可以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七零年底至一九七一年初才最终结束。治好我的这个不吃肥肉的毛病竟然也源于一次缺肉的经历。
那时我正在中古友谊小学上六年级，并已经临近毕业升学的最后阶段，结果，就在这个期间，毛主席给北京军区某部关于野营拉练训练的批示传达了下来，这个批示俗称为毛主席的“一一.二四”批示，那批示的精髓合成一句话，就是“野营拉练好！”。
为了贯彻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批示，学校组织我们六年级的同学到京郊去进行徒步野营拉练，连去带回一共走了整整二十一天，一九七一年的元旦也是在顺义县的赵全营公社度过的。
在这二十一天的时间里，路上的艰辛自不必多说，反正一共只吃过两次肉和为数不多的几次细粮，其他时间，一日三餐除了棒子面做的贴饼子就是棒子面做的窝窝头，菜就是没有什么油水的盐水煮白菜帮子，对于我们来说，那伙食差不多又回到了困难时期了。我们每天的粮食定量是一斤原粮，尽管粮食的绝对数量尚可（基本上可以吃饱），我们每天除了走路也没干什么力气活，但那缺油少盐的环境再次唤醒了我对肥膘猪肉的怀念。
于是，回北京后，我开始对食堂里所出售的红烧肉情有独衷起来，只要食堂有卖，而我兜里的财政也能平衡，我便一定会买来尝试，连那菜中的任何一块肥肉丁也舍不得丢弃。
RE: 食在年少（八）
老刘的回忆勾起我的一些回忆和共鸣。提两件事不知老刘是否记得。1，不记得哪一年的哪个月，那月的肉票每人只有二两肉！（通常是半斤）我们俩孩子，一家四口有八两肉可买。肉票揣在怀里不敢轻易“出手”。到处打听、跟邻居商量咨询如何用好这四张共八两的肉票。后来一位好心的邻居大妈在午饭时间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和我邻居家报信：快去XXX肉店，那里今天的肉可好了，真肥哪！而且分量还可能有点宽松呢！我闻讯立即放下碗筷，直奔那家肉店，果然肉特肥，肥得令人惊讶，这么困难时期竟然能有喂得么肥的猪。我立刻排队，在队伍中看到并得知，所谓分量“宽松”原来是：如果购买者愿意要一些筋筋拉拉比较差的部位的肉，分量上就可以多一些。大致八两肉票给你割差不多一斤，甚至还多些。我毫不犹豫地不要筋筋拉拉那些次的、没价值的杂碎，只要肥肉，但正常部位的肉皮多些可以要。结果满意而归。2，肉不够的补救办法。我们家用过几种：1，参加单位组织的制作“人造肉”活动。采集某种“优质树叶”做原料，加入一些什么东西（忘了）制成“人造肉“，由食堂师傅加工煮熟。（记得好像是掺和到馒头窝头中去）采集活动我只参加过一次，是到颐和园北面几里地远的地方采集树叶，说是那里的树叶质量较好。有单位已经做过。2，购买私人捕捉的田鸡（青蛙）。极个别还有老鼠的。经济宽裕些的有到郊区购买农民家养活鸡的（ 我曾经跟着人去过，但没买，因为实在太贵，我选的一只老农要价40元，让价至少38元。半个多月的工资啊。实在买不起）。不过这样做被单位得知是要吃批评，写检讨的。3，利用星期日到郊外打麻雀，本事大的年轻人有打野兔的。
听父亲说，那时候黑市上还有鸡卖，只是价格非常高，一只母鸡大约要人民币20多元。但在机关工作的党员干部如果去买了还要在支部大会上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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