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发生在身边的“桃色”新闻（四）
刚刚进入工厂，起步走上社会的时候，我虽然已经年满二十周岁了，但受到当年我们所受到的教育的限制，对男女之事，朦朦胧胧的，并不十分清楚。由于，那个时候，北京市的婚姻登记年龄是：男满27周岁，女满25周岁，而且是大家都必须遵守的硬性条件，因此对于我来说，离27周岁的“法定”年龄尚有七年的距离，还十分的遥远，所以打心底里也没有真正的考虑过这个个人的问题。另外，车间虽大，整个车间差不多有将近六百名职工，但我们焊工班却被封闭在整个车间的西北角，所以接触的人不多，除了本班组的职工以外，整个车间认识并且一起说过话的人就更少，知道的工厂里、车间中的事儿也少。
更多的时间，我在班组的那些聚集在一起聊天的人中间只是一名听客或看客，很少有我能插得上嘴的地方。慢慢的，日子久了，便从他们的聊天中听出了些门道。
那时候，整个六百人的大车间只有两个半脱产的干部，一个是车间书记，一个是车间主任，至于说那个半脱产的则是车间的工会主席。车间主任我偶尔能够见着，工会主席是一九六五前后北京足球队的替补守门员，岁数不大，喜欢在车间内四下走走，所以常见得着面，但那位车间的第一把手T书记则一年到头待在车间小二楼的那间办公室里，基本上不到生产现场来，与他见面只能是在车间的全体职工大会上。
T书记是个中年胖子，一口河北或山东地方口音（不能准确的判别），但作为全车间的第一把手，高高在上，给普通的职工一种威严的感觉。但就是这个人的绯闻最多。七七年的时候，工厂开始普调工资，这是文革之后第一次调资，但是升级的比例大约只有40%。十几年都没变化的工资收入，在那一刻有了增加收入，改善或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可能，作为一名普通工人，谁不想想方设法的赶上这涨工资的班车呢？车间里也收罗了一帮人，成立了一个以T书记为首的民主评议小组，表面上彰显公平，由这帮人对车间里每一位有资格在这次能够涨工资的职工进行“民主”评议，但要落实到人，那就只有T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了。
据说在开评议会时，那位T书记对于别人谁能涨工资？谁个这次暂不调整都不太关心，但专门提出来“小H得涨一级”的钦定指示，这让私下里职工们议论纷纷。
H是一九七一年进厂的青工，一位漂亮姐。她所从事的工作是车间工具室的保管员。这保管员那时候可是一个好活儿，活儿轻不说，还有一间面积颇大的工具室从整个大车间那嘈杂的环境里隔离开来，归H 一个人拥有。在工具室当保管员最基本的活儿就是整天坐着无事可干，因为，全车间领取工具、配件的时间指定在每周固定的一个下午，其余的五天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可干。
另外，那间工具室平时门窗都关着，H 一个人在里面，基本上上无人打扰，干点什么也都很方便，这不出力也能与那些出大力，流大汗的同仁们赚到一样多的钱的好活与那T书记没有点过硬的关系谁能办得到？
所以，工友们在私下里说，那H师傅是T书记相好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小蜜。
那次涨工资，根据政策安排，车间里七一年招进来的女职工一共有三个，但三名女职工中只能有一人可以幸运的涨工资（从二级工涨到三级，工资从39.78元，涨到46.00或47元的样子）。这三个人，另外两个人都在生产一线工作，其中有一位还是从事有害工作的车间喷漆工序的生产组长，按道理说，即便是涨工资，也应该向生产一线倾斜，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应该为这么一位在车间里从事辅助工种的人优先涨工资，但结果却恰恰是H师傅涨了工资，另外两位在一线生产线上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落了榜。
看来这就是潜规则在作祟，在生产上出大力，流大汗的当年比不过在那床铺上与领导野合流汗的人得到的实惠多，现在就更比不上了。
估计与T书记保持有这种特殊关系的人不止H师傅一个人，但H师傅肯定是与T书记关系最为亲密的那一个。
那年我们单位的“调资领导小组”由厂长、书记、主管会计三人组成，书记任组长，群众评议阶段书记和主管会计都没被群众通过，有两位在调资前一年内调到别单位的原副厂长和生产科长（按规定在原单位调资）却调上了，为避免出现问题，群众推举代表到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了情况，最后由市府副市长带工作组到我单位调查了解情况，作出决定：撤销主管会计职务，给以书记党内警告处分，按群众最后讨论通过的调资名单调整工资。
RE: 曾经发生在身边的“桃色”新闻（四）
七旬老叟 发表于 2016-2-21 10:23那年我们单位的“调资领导小组”由厂长、书记、主管会计三人组成，书记任组长，群众评议阶段书记和主管会计 ...
还是你们那儿工人心比较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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